三 民生主义追求实现——推进了台湾全面民主化进程
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对于中华民国国统与法统的承继和坚守，和蒋介石以其个人的威权对这一承继和坚守所进行的保证，不仅带来了台湾的政治安定与和平发展，而且推动了民生主义理想在台湾的追求和实现。“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思想，不仅成为失败者——中国国民党人治岛的原则和方向，同时更将“非实行民生主义，难以富国裕民；非实行民权主义，难以民主法治”作为重大失败教训的一种，以激励中国国民党人在台湾励精图治。而励精图治的重心，便是推动民生主义在台湾的发展和实现。
如前所说，是中华民国固有的自由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才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而土地改革的全面成功，又为其“发展农业、培养工业”的方针，带来了可行的社会基础。同时，迁台之初，为稳定经济而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如改革金融管理，改革财政税制，实施货币改制，整顿公营事业，实施单一汇率，有效运用利率，抑制通货膨胀，恢复和开创各项生产事业等等，则使因战乱和“涌台”所造成的经济恐慌景象，得以抚平。此后，政府不仅设立一系列经济建设的综合机构，一系列科学研究机构来制定经建计划，以推动和实现经济的发展，而且抓住历史机遇以求经济的高速发展。韩战固然有助于台湾人心的安定，六十年代世界经济萧条则为台湾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越战又为台湾中小工业的发展制造了契机。之后，十大建设既为台湾现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历史性发展的基础；嗣后进行的二十二项大规模经济建设，又在交通、能源、造船、制钢等重工业发展上建立了雄厚基石。并从此迈向已开发国家行列。五十年代初期对于教育的极大重视，不仅迅速地提高了教育水准，更为经济发展造就了人才；对外贸易的迅疾扩张，则使全岛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八十年代英国著名的《欧元》杂志，在它对世界作第五次经济评估时，已将台湾经济对内对外表现评列为世界第六位，就发展中国家而论，则为第一。埃及作家德特亦在“台湾能，为何埃及不能”一文中说：“如果日本经济发展是奇迹，台湾就更了不起。”美国专家顾柏克则在《中国现代：两个中国的比较》一书中说：“台湾没有马歇尔计划协助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开发，但台湾却成长快速，现已成为美国第五大贸易伙伴。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七年，工业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六，社会并能做到均富，私人企业繁盛，中产阶级正快速兴起。”美国史丹佛研究所发言人迪西纳于一九八六年曾对美国议员和专家们说：“台湾的成就，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合理的策略，勤奋的工作和耐心所至。”
台湾——一九五三年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仅有三亿二千万美圆，一九八八年则增为一万一千零二百四十一亿美圆，三十六年间增加了三百四十四倍，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之一。
台湾——一九四九年人均收入尚不如中国大陆，一九五零年代人均收入还在一百美圆以下，一九六七年亦只有二百四十九美圆，但自一九六八年起即已快速增加，至一九九零年已达人均八千美圆的纪录，四十一年间增加八百倍，超过大陆数十倍之巨。
台湾——一九五零年代，外汇存底尚不能进入世界排行榜，至一九八六年，外汇存底已达世界第二位。
台湾——以其居于世界第二的人口密度（第一为孟加拉国），在数十年间的经济发展成就，将中共专制复辟统治之下的中国大陆，远远地抛到了后面。这里没有任何特殊的原因，有的只是“社会制度不同所带来的巨大、而且是本质的差异”。台湾的经验显然有力地证明了：没有一个基本的民主政治体制，和由这个民主政治体制所决定的自由经济形态，其现代经济的真正发展，迟早都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和假话。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曾一再地向中国大陆人民“解释”说，台湾人民今天的好日子，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从大陆卷走了二百万两黄金所致，和“美帝国主义”曾给了台湾以极大的支持。前者诚属可笑，因为大陆地下埋藏着的黄金，又岂止二百万两；更何况中国向有一句古话，叫做“坐吃山空”呢。至于后者，如果“美帝国主义”当真能够对“国民党反动派”予以极大的支持，大约“国民党反动派”的大陆江山也就不见得会失去了。况且台湾根本就没有马歇尔计划协助其在二次大战后的开发。因此，直言之，台湾如若不能自强以度艰难，如若没有前文所说的那一张“政治底牌”，如若没有韩战的爆发而使美国又有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则美国的所谓支持，只怕仍旧是“千呼万唤难来台”了。
随着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理想的实现，台湾又全面地推开了政治民主化进程。鉴于台湾人民对于自身信念的持续增强，和参预社会政治愿望的不断增强，随着增选、补选中央政府和民意机构、保证言论自由和反对派政治合法化等一系列民主改革的次第实现，八十年代后，中华民国政府决定宣布“解严”，决策开放大陆探亲，全面放开舆论，给予人民出版、集会、结社及组党的完全自由，并终于从五十年代初全体人民直接选举县、市长，走向了全民直接选举省长，特别是在中共飞弹威胁下，坚持全民直接选举中华民国总统，并获得了举世赞叹的成功。中华民国台北政权乃以此作为训政的全面及彻底结束和宪政的全面及辉煌开始。由是，辛亥革命的民主政治目标已经达成，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想终于实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终于在中华民国台湾得以确认和确立。如果没有中共的武力颠覆，专制复辟在台湾已经永无可能实现。以辛亥革命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革命，中国自近代开始的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终于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个地区——台湾，首先走向了最后的成功，从而为实现中国的民主统一，而不是专制一统，打开了现实的通途，带来了历史的希望。
今日，虽然台湾在其民主政治的全面拓展与迅速实现中还存在着、并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甚至出现了台独的倾向，但是，前者固因民主制度的确认和确立，而完全可以将之视为历史遗留的问题和前进中产生的问题，而期望在民主政治的体制内，用改革或改良的办法逐步加以解决。后者，说到底，无非是对于中共大陆专制政权的一种挑战式逃避而已。并且，即便它另有图谋和另有企求，它亦一定会随着中国大陆人民推倒专制政治、建设民主政治的实现，以及中华民国国统在全中国的重续，中华民国法统在全中国的重建，而成为一个过时的“政治误区”。诚然，这是一个值得同情的政治误区，但又是一个必须引导和一定能够得以解决的政治误区。历史的发展将会证明，在这个世界上将只会存在着一个包括台湾在内的、统一而且是民主的新中国——中华民国。一百年来，东方强国为其侵略的野心，一直致力于中国的分裂而不是统一；西方列强为了一己的利益，同样希望中国不是统一而是分裂。近百年来，中国在从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中，因民主和专制反复较量的历程，又一再地造成了中国的分裂与分治，诚所谓“专制仆而统一成，民主败而分裂生”。然而，随着全中国的民主过渡必然要走向它最后的成功；随着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特别是中共在革命名义下的全方位专制复辟，一定要走向败亡；随着中国大陆人民对于历史的持久反思和深入反思，必将使他们重新认定新中国就是中华民国；中国的民主统一不仅一定要实现，而且一定能够实现。一个由孙中山先生所亲手缔造的，由蒋介石先生曾坚定捍卫过的，并必将为台海两岸人民所共同建设起来的民主、统一、强大的新中国——中华民国，将一定会治愈它自身的创伤和裂痕，带着它古老的文明和文化，和今日的进取与进步，屹立在这个世界之上，为促进这个世界更新一轮的进步和繁荣而尽心尽力。
作者愿为台湾人民五十年来因“坚守民主国体、致力民生发展”而得以“全面推进民主、实现还政于民”的伟大成功，予以最为深沉的祝福。
兼论 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
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在内战中的失败，招致了中国国民党数十年护国护法的惨痛失败和最大失败。但是，一九四九年后，由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在台湾坚守国统、法统，并致力民生发展的结果，却最终地带来了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理想在中华民国台湾的实现。
应该说，除掉台湾人民于半个世纪以来的艰难奋斗之外，盖因蒋介石先生能够坚守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才奠定了台湾和平发展的基石；亦因蒋经国先生对经济建设的倾心推动和对民主政治的有心推进，才把台湾推向了经济全面繁荣和民主政治迅速发展的境界；同样，也正是李登辉总统的努力，才推开了台湾全面民主化的历史性进程，在台湾完成了向民主的全面过渡。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李登辉总统当政时期，正值中共因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内在的恐惧，对台湾由统转压，由和转吓，打压越来越甚的时期。由于李登辉总统在这一特殊而又复杂的历史阶段，一方面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使国际更为赞赏；一方面又因不低头，不示软，并于中共飞弹之下，坚定地实行并完成了全民直接选举总统，因而为全世界所推崇；从而使“利在大陆”的各国，仍然能够“心在台湾”。所谓“抗共有功”。近年来，欧洲议会及众多世界进步人士对台湾的推崇和对中共的厌绝，及其不断呼吁“现在是好好了解台湾的时候了”的话，以及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在它被承认的世界各国几成“无效护照”，06而一本中华民国护照，在它不被承认的国家里却能够畅行无阻的事实，都实在地证明了今日台湾在世界上的实际名声和地位。
纵观台湾五十年来的巨大历史变迁，前两位已故的蒋总统，历史功绩自无庸讳言，历史地位早已确定。但对于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总统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而言，其历史的功绩和地位却尚难确定。这是因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生曾为他们留下了一个“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这个重任，孙先生曾为之奋斗、拼搏过十数年；这个重任，虽为蒋介石先生所曾完成，却因他在一九四九年内战中的失败，和两位蒋先生相继成为历史人物，而将它留给了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领袖们。并且只要他们一天尚承认自己是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领袖，他们就对继续护国和护法的历史重任，有着不容推卸的重大历史责任。李登辉总统在中华民国第九任总统的就职演说中不仅宣称：“中华民国本来就是一个主权国家。海峡两岸没有民族与文化认同的问题，有的只是制度与生活方式之争。”而且明确指出：“中华民国要在未来国家统一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李登辉总统确实言之不虚。因为对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领袖来说，他们既具有孙先生和两位蒋先生所不曾具有的“护国护法”之大好历史条件，又具有孙先生和两位蒋总统所不曾欣遇过的重大历史机遇。
第一、就历史条件而言，首先，孙中山先生自一九一三年开始护国，一九一七年开始护法，直到他辞世，不仅几波几折，几兴几衰，而且，陈炯明叛变时，孙先生护国护法的“本钱”，已徒剩一艘中山舰而已。蒋介石先生虽曾是夺取了护国护法成功的胜利者，但他又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场护国护法巨大失败的代表者。其后，他能在国际、尤其是中共大陆专制政权的强大压力下，于台湾坚守中华民国的国统与法统，直至其辞世，虽然功不可没，但他毕竟未能完成在全中国护国护法成功的历史重任。蒋经国先生为推动台湾进步和发展的功劳自不待言，但他作为执掌中国国民党党权和中华民国国政的过渡性人物，却无幸在他的有生之年，拥有在全中国夺取护国护法胜利的国际和国内条件。
第二、就历史的机遇而言，夺取全中国范围内护国护法最后胜利的关键，乃在于中国大陆民心的全面觉醒。诚如一九九四年十月《纽约时报》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也许失掉了大陆，但是，台湾已经赢得了大陆的民心”。尤其是近十余年来，在中国大陆社会因广泛深入的历史反思运动而出现的，对于国民党时代和蒋介石先生之普遍怀念情结；以及“认三民主义之祖、归中华民国之宗”的理念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和普通民众当中的应运而生；特别是中共大陆政权在中国大陆人民心中已经败亡的事实和在实际上必将败亡的前景；就更是为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领袖们完成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套用一九零四年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今日之中国大陆，正处在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前夜，中共专制复辟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灭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燃成燎原之势。”07
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领袖们，一是拥有一个富强的台湾，她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实力及潜力，实为孙先生及两位蒋先生所不能比，更为北伐前已在广东一隅立足的革命政府所不堪比。二是如前所说，她虽然迭遭中共打压，但世界各国乃“利在大陆”、却“心在台湾”的复杂国际心态，又是一百年来孙、蒋三代领袖护国护法所从来不曾拥有过的有利国际条件。世界各国蛮横干涉中国民主进步的时代，毕竟已经一去不返；孙、蒋所曾遭遇的东西方列强一味支持、甚至以武力支援中国反动势力的时代，毕竟不会再来。
由是，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领袖们，应基于三种境界而为后人鉴：
第一、面对难得的条件和机遇完成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其必将功在中华民族和功在千秋。
第二、保住台湾，发展台湾，使台湾成为中共不能咬、不敢咬也咬不动的一块铁牛筋，为中国人民有资格、有能力实现和实行民主政治作证，为中国大陆人民留下一片希望的阳光，则他们今日的现实地位就是他们来日的历史地位。诚然，一根火柴就能燃遍大陆的现实机遇，一只“悼念”邓小平的花圈便能叫统治者心惊肉跳的中共统治现状，一阵组党风潮就能逼迫中共重开杀戒的恐怖现实，倘若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领袖们，能够敏锐地抓取之，促进之，发展之和成功之，以完成孙中山先生和两位蒋先生所交付的护国护法重任，则他们作为二十世纪中华民族之第三位、第四位和第五位伟大人物的历史地位，又何需再论之与再辩之。
第三、或因苟安而为中共所专制一统，或为一念之差而脱离中国。其结果因只能造成助纣为虐或亡台裂国的局面，则非但不是功在历史，而只能是罪在历史；非但不能功在千秋，而只能是罪在万古了。
结论
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兼述国民党的哀与荣
现在已经可以为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作一个客观的历史结论了。这个历史的结论就是：
第一、由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才是真正的新中国。
第二、国际国内凡是要颠覆中华民国者，无一不是真正的专制势力或真正的专制复辟势力，并且不管它们是在何种名义之下，包括“以革命的名义”。辛亥之后八十余年的历史已经对此作出了确证。
第三、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民主性质的政党，而不是一个专制性质的政党；是发动了中国民主革命、推进了中国民主过渡的政党，而不是反对中国民主革命、阻断了中国民主过渡的政党。虽然她有过形形色色的错失，有着各色各样的缺陷，并遭遇过惨痛的失败，但这些都不能掩盖她本质上乃是一个民主政党的政治光辉和历史光辉。因为，一百年来，中国国民党一共做了六件大事：一是推翻满清，结束帝制，创立了民主共和的崭新国家制度。二是坚持反对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领导了北伐成功，初步统一了中华民国，赢得了护国护法的胜利。三是领导全国人民坚持长期抗战直至胜利，并因此而废除了近百年来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不平等条约，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和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四是在内忧外患长期交相煎迫之下，历经军政、训政，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初步建立、建成了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颁布了一部真正民主的“中华民国宪法”。五是长期坚持反对中共在苏俄指使下发动共产革命以反扑中国国民革命、颠覆中华民国，并数度获得成功，却于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内战中惨遭失败，致使中国大陆重蹈专制复辟统治。六是失败后仍能在台湾坚守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从而“将台湾推向了中国五千年所未有的民主繁荣境界”。一个政党，在百年中做了六件大事，五件正确而且成功，一件失败但并非错误，那么，这个政党还是反动的吗？还是一定要打倒的吗？
第五、中国国民党不会亡。因为在台湾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将只有落选之败，而无亡命之虞；因为即便是因落选而不再在台湾执政，亦应该是哀荣并至；因为虽然“哀”在落选，但却“荣”在她百余年来民主理念和民主追求的最终实现。
第六、中国国民党的前途在大陆，而不在台湾。因为今天中国大陆人民正在重新认识中国国民党的性质和历史，已经认识到了中华民国国统与法统的历史合法性，甚至已经初步认识到，唯有“认祖归宗”，才能够为在将来造就一个“民主统一”、而非“专制一统”的中国，带来光明的前景。由是，中国国民党一定会在中国大陆重新崛起，对推动中国大陆最后的民主进程和祖国的民主统一，作出她应有的历史贡献。不论今日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是否还有这样一份雄心和壮志，中国国民党真正的前途都是在中国大陆，而不是在中国台湾。
上卷总注释第一章：
0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02、陈振江：《简明中国现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版。
03、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十九页。
04、《庸盦全集》第一卷第十四页。
05、清《时务报》一八九六年八月一日。
06、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一八三页。
07、英文版《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双周评论》〔一一六〕第四三八页。
08、《孙文学说》，卷一，《行易知难》第八章。
09、10、11、12、13、14，同上。
15、观云：“人人皆革命党，人人非革命党”，《政论》第一号第七八页。
16、一民：“改革之动机安在”。《政论》第一号第三九页。
17、李建龙：《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一二零页。
18、参见〔美〕史扶邻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
19、孙中山：《中国革命史》。《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
20、21、22、23、24、25，同上。
26、27、28、29、30，同08。
31、孙中山：“于民报发刊大会上的讲演”
32、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通过的“军政府宣言”。
33、孙中山：“敬告同乡书”。一九零四。
34、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第一号第二六页。
35、第一条：《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第二条：《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第三条：《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第五条：《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政府开明专制，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第七条：《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以实力，《新民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须要求。第十一条：《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等。
36、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四号第二八至三十页。
37、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七号第五四页；“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四号第二八页。
38、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七号第五十、五四页。
39、精卫；“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民报》第九号第四六、四九页。
40、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汪东：“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
41、皮生：“策国民之前途”。《夏声》第五期。
42、不白：“警告同胞勿受要求立宪者之毒论”。《河南》第五期。
43、明民：“预备立宪之矛盾”。《河南》第三期。
44、征轩：“专制君主又将去其一”。一九零九年四月二七日《中兴日报》。
45、《民报》第五号第一四零至一四一页。
46、一九一零年四月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47、孙中山：《中国革命史》。
48、49、50、51，《辛亥资料丛刊》。
52、高尔品：长篇小说《少夫人达琳》第三二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九年七月第一版。
53、《中国近代史》第四二八页。中华书局，北京，一九八三年四月第三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编写组”编。
54、同上，第四八二至四八八页。
55、同54，以及陈真编《中国近代史工业资料》等。
56、〔法〕米涅：《法国革命史》。
57、〔俄〕谢·尤·维特：《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北京，新华出版社。
58、同56。
59、饮冰（梁启超）：“现政府与革命党”。《新民丛报》第八九号。
第二章：
01、中国元、清两朝均是落后的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王朝。因此，其对于中原汉民族已在走下坡路的中央集权式专制制度，就非以变革而尽其功，反为保守而尽其害。因而才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中国专制制度消亡的历程。
02、专制改良型经济在性质上既未脱专制权力经济的本质，在形式上亦只是局部允许自由经济的发生和存在，并使这一存在以不对其专制政治造成威胁为前提。是故晚清改良型经济才只有发生而难有发展，更遑论成形。
03、芮德：《清帝退位与列强》第四零九至四一零页。
04、参见《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版，一九八三，北京。
05、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才在列强的建议下重新起用曾被黜退的袁世凯，先授以湖广总督，后授以钦差大臣，因均为袁拒绝，乃在袁的逼迫下授以总理大臣，并由其组阁。
06、三都督为：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广东胡汉民。
07、“筹安会”是在袁世凯授意下，由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孪和、胡瑛等六人筹备复辟帝制的组织，并曾在北京石驸马大街挂出招牌，后因梁士诒又在袁的授意下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筹安会乃改名为“宪法促进会”，完成鼓吹帝制后，即被袁冷落。
08、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参见《革命尚未成功》一书，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09、戴季陶：《今日之政治观》。《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第一集。
10、《蔡锷致梁启超书》。
11、一八五八年四国“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清廷于上海设南洋大臣，由两江总督兼；于天津设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李鸿章任北洋大臣时代（一八七零至一八九五）曾于一八八五年建天津武备学堂，培养了一批新式陆军人才，如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卢永祥等，后均为袁得力人物。一八九五年袁世凯署直隶总督，次年正式真除，奉命接淮军将领胡燏芬在天津小站练定武军，名新式陆军，从此成为北洋军始祖。一八九八年北洋大臣荣禄将袁世凯新式陆军、董福祥甘军和聂士成武毅军合称“北洋三军”。一八九九年荣禄又将北洋各军编为“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五军，袁新式陆军为武卫右军。是年，袁带武卫右军赴山东巡抚任，因镇压义和团而大肆扩编，适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之役，因董福祥甘军和聂士成武毅军瓦解，北洋军乃以袁武卫右军独存。一九零一年李鸿章死，袁接署直隶总督，翌年正职。袁乃移武卫右军于小站，改名“北洋常备军”共二镇，每镇一万二千人，分以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为参谋、教练、兵备三处总办。一九零三年清廷设练兵处，以庆亲王奕匡为总理，袁为会办。一九零三至一九零五年，北洋军编练完成共六镇，仅第一镇由满人铁良控制，余皆由袁亲信段祺瑞、曹锟等任统制，为全国军队之精华。清廷以袁势大，于一九零六年建陆军部，将一、三、五、六各镇划归陆军部，袁仅保存二、四两镇。是年袁系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袁北洋势力遂达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和东北。一九零八年袁为清廷所忌而被解职。武昌事发，清庭为抓住北洋六镇，乃被迫起用袁。袁乃用此六镇之兵，北逼清廷，南迫革命军。
12、一九一八年五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由是而获得了在我国东北和内蒙驻军的特权。
13、因黎元洪是被选上的总统，因此，恢复黎的总统，就是恢复中华民国的法统。俟法统恢复，再迫黎自己下台以选曹锟，便是“依法统”而行事了。
14、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段祺瑞政府为抵制“国民会议”，乃公布“善后会议”条例，规定该会应由四种人组成：有大功劳于国家者，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首领，各省区及蒙、藏军民长官，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由临时执政聘请和派充者，但不得逾三十人。
15、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部将郭松龄因未得到任何好处，乃与冯玉祥及张作霖另一部将李景林结成“三角联盟”，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发动军事倒张事变。后因李景林中途变卦，冯亦求之不得，郭乃失败被杀。
16、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后，曾颁布反动的“中华民国宪法”，是为曹锟法统。
17、参见注12。
18、曹汝霖为交通总长，订立“二十一条时”为外交次长；陆宗舆为币制局总裁，订立“二十一条”时为驻日公使；章宗祥为驻日公使。
19、参见注13。
20、《努力周报》第二期。
21、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努力周报》第十九期，一九二二年九月。
22、其时《改造杂志》曾发表长篇“裁兵计划书”。曾倡省宪的梁启超又倡“裁兵或废兵”。上海全国中华工商协会、中华国货维持会等二十多个团体曾联合发表过“废督裁兵宣言”。全国商会联合会曾发表“筑路养兵意见书”。《孤军》杂志一卷四、五两期合刊曾发表“推倒军阀的具体办法”。孙中山也曾是裁兵的积极倡议者，曾先后发表“工兵计划宣言”，“和平统一宣言”，“化兵为工和平统一裁兵宣言”等。
23、就在吴佩孚于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公开提出武力统一之后，各地方军阀为抵制大军阀以自保，乃大倡省自治和联省自治。一九二零年七月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曾号召“湘人治湘”。是年十一月谭又通电主张“联省自治”。同月，谭去职，赵恒锡任湘军总司令，乃正式宣告自治。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甚至公布省宪法，称“湖南为中华民国自治省”。一九二一年内，四川曾宣告“四川完全自治”，并曾赶走在川滇军。是年四月，贵州卢涛亦主张“由省自治进而为联省自治”。同年六月，浙江卢永祥则通电主张“省制宪”，以行自治，再组织联省自治政府。湖南赵恒锡、贵州卢涛、广东陈炯明、四川刘湘、云南顾品珍、广西议会、湖北议会、山东议会皆通电响应。陕西更成立“筹制省宪自治处”。江西省议会遂召开省宪会议。河南省议会乃通过“制定省宪案”。湖南公布“省宪法”后，浙江、广西、四川皆公布。张作霖打败仗退回东北之后也宣布自治。于一九二零至一九二三年间，各地方及其军阀的自治和立宪活动，实曾喧闹一时。
24、孙中山逝世和国民会议流产后，段政府曾与法国订立“中法协定”，同意一九二二年法国政府提出的中国对法庚子赔款用金法郎计算，使中国多付关银六二零零多万两，因而遭到全国反对。
25、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因奉舰由大沽口袭北塘，国民军遂封锁大沽口，日乃派驱逐舰护卫奉舰驶入大沽口，并炮击大沽口炮台，被国民军击退。三月十六日，日遂纠合英等八国公使，以维护“辛丑条约”为由，向段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北京至海口交通不得发生障碍，奉、国两军立即停止交战及国民军立即撤去水雷等要求，并限三月十八日前答复。各列强军舰二十余艘遂群集大沽口，以作威胁。是为“大沽口事件”。
26、“帝国主义”一语，为苏俄在一九二三年于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所提出。苏俄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是为策动世界共产革命，以摆脱世界列强对它的干涉，以保护在苏俄刚刚建立的共产专制制度。帝国主义一词遂由中共引入我国，并给中国的国民革命制造了思想、理论和目标的极大混乱。
27、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驻北京的国民军鹿仲麟部驱逐了段祺瑞，推倒了段祺瑞政府，恢复了曹锟的自由，虽欲联吴抗奉，却为吴所拒绝。
28、一九一四年，全国陆军只有四五·七万人，至一九一九年已达一三八万人。一九一零年清政府开支只有一亿零二百万两，至一九一六年袁世凯称帝之时，政府开支已达一亿五千三百万两，一九一八年更猛增至二亿零三百万两。在中央政府，军费已占国库开支的百分之七十；在地方政府，军费竟占百分之九十。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盐税、烟酒税增加了三倍，印花税增加了六倍。农民，以江苏昆山为例，一九零五年自耕者占百分之二十六，佃耕者占百分之五十七点四；一九一四年，自耕农已减少为百分之十一点五，佃农则增至百分之七十一点六。
29、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六卷一号。
30、李大钊：“民彝与政治”。一九一六年五月号《新青年》。
31、一九一五年“胡适致梅觐庄信”。
32、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燎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33、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北京政府教育部曾通令全国，要求各级学校的教材要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34、中华民国成立前第一次南北议和，唐绍仪曾为袁世凯代表，赴南京谈判。
35、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国民日报》。
36、任建树、唐宝林：《陈独秀传》（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第三章：
01、《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四七至四八页。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五四年版。
02、一九一三年三月列宁即已发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指出“到欧洲去的捷径是经过北京和加尔各答”。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斯大林发表了“勿忘东方”一文，主张联合东方民族力量以推动共产革命。因列宁认为“远水救不了近火”而决定直接进攻欧洲，颠覆欧洲各国的资本主义政府。又因失败，再转谋中国，遂有共产国际“二大”的召开。对共产国际“二大”策定“东方路线”的有关评价，参见向青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十七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03、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契契林曾在第五届苏维埃代表会议上宣布“苏俄政府自动放弃沙皇政府在满州所有的掠夺品，恢复中国这些地区的主权”，并称：“苏联同意放弃俄人在中国、蒙古、波斯一切的土地权，并放弃一切赔偿”。北洋政府未予理会。
04、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和一九一九年四月七日，匈牙利和德国共产党曾在苏联策动下发动武装政变，并分别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以作为苏联附庸国，瞬间败亡。
05、实际上，这只是俄国欲图谋中国和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的幌子。一九二零年三月十六日，北京外交部接到该宣言时，该宣言已将放弃满州权益及庚子赔款等条删去。其它各条亦均未兑现。一九二九年当统一后的中华民国决定收回中东路的管理权时，苏俄立即出兵攻打我国，成为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个对我国发动大规模武装侵略的敌国（参见本书下卷第二章）。
06、当时，中国民间有许多组织曾在苏俄的诱惑下，准备置南北两个政府于不顾地自动与苏联修好，甚至发起民众运动以推动之。
07、当时国中不了解俄国革命的人，都以为沙俄乃为列宁的共产革命所推翻，不知道它是俄国二月民主革命的成果，而列宁的十月革命反而是对于二月民主革命的背叛。
08、中共一大代表中的几位中学生，是指济南代表邓恩铭和王尽美。
09、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三八三页。
10、苏俄主动上门联络孙中山的情形，主要有：一九二零年三月，苏俄派波波夫赴上海拜见孙。一九二零年六月，列宁又派莫斯科中国工会主席刘泽荣代表他邀请孙中山访俄。是年秋，苏俄派代表吴庭康赴上海见孙。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后，苏俄又派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赴广州与国民党谈国共合并问题。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国民党人张继又陪马林赴桂林见孙谈国共合并问题，均为孙所拒绝。孙仅表示愿在道义上联络。一九二二年五月，马林又往广州见孙，建议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孙仅允许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苏俄遂以为这是中共打入中国国民党的极好机会，乃强令中共执行之。
11、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二四至二五页。
12、《孙逸仙全集》第二集第八四页。
13、孙中山：《三民主义》第二六一页。民族主义第二讲。一九二四年讲于广州。
14、〔俄〕斯捷潘若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15、孙中山对第三国际代表马林的谈话。一九二二。
16、谢幼田：《谢慧生先生事迹记传》。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印行。作者为中国大陆现代史专家，谢持先生嫡孙。
17、周兴良：《廖仲凯与何香凝》。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版。
18、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寒风集》第二八零页。
19、何香凝：“我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四五页。
20、“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谭平山的讲话”，《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21、廖仲凯：“消费合作社纵谈”和“各派社会主义与中国序”。
22、参见〔俄〕斯捷潘若夫：《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
23、同17。
24、同上。
25、指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中执委第七十次会议在廖仲凯主持下，曾决议将反俄、反共的国民党老党员冯自由、马素、江伟藩开除党籍。会前，廖已一再声称要对他们进行严肃处理。参见大陆版《廖仲凯与和何香凝》一书。另外，孙逝世后，廖仲凯尤秉俄顾问鲍罗廷旨意，以“黑箱作业”驱胡（汉民）并拥汪上台。
26、蒋永敬：《国民党沧桑史》第九十页，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一九九三。
27、同上。
28、据邹鲁《回忆录》记载：“廖仲凯先生被刺案发生，中央派蒋先生，许崇智和汪兆铭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来查办这一件事，鲍罗廷认为这是陷害我和其他忠实同志的极好机会。廖先生被害的第二天，他开了一张名单，叫特别委员会拿办我和胡汉民、邓泽如、谢持诸先生……特别委员会看了这张名单，就问鲍罗廷说，毫无证据，怎么拿办？鲍竟说，政治上只问政见同不同，不问证据有没有。幸蒋先生和许崇智竭力反对，我和胡、邓、邹、谢诸先生才免膏虎口。”廖被杀一案至今仍为疑案。
29、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因鲍罗廷利用廖案打击国民党中非亲俄亲共派，结果，被驱离广东的反俄反共派元老邹鲁、谢持等，便集合北京西山召开党的会议，意在恢复被苏俄和中共已经谋夺的党统和党权，并在上海另立中央，后被苏俄和中共掌控的广东国民党中央“二大”开除出党。是为“西山会议派”的由来。
30、周恩来语。一九五七年四月宋庆龄提出要参加中共，刘少奇和周恩来去看她时曾说：“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预”。周恩来还说：“在中国，有几百万共产党员，但只有一个宋庆龄。”参见爱泼斯坦著《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
31、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以后，曾一再自称他们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采取的是“挖心战术”。这在中国大陆
第四章：
01、参见杨树标著《蒋介石传》，北京团结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另，除上述两计划外，还有：一九一八年三月十日呈孙的《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和同日呈孙的《粤军第二次作战计划》。
02、一九二三年，孙即派蒋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
03、是时，孙先生为安全计，收电人是蒋纬国。参见蒋纬国自传《千山独行》。
04、日本古屋奎二著《中日八十年关系之证言》第一三五七页。
05、蒋永敬：《国民党沧桑史》。传记文学社印行。
06、周兴良著《廖仲凯与何香凝》第三章第四节。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07、同上，第二一二页。
08、同01，第五十页。
09、同01，第六十页。
10、同01，第七五页。
11、一九九六年八月，中国大陆查禁了一批被中共指责为“在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历史研究著作。中共指责这些著作“过度美化”了三十年代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国，并“对中共党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不正确的评论，擅自公开了一些不应公开的历史资料”。中共甚至对一些出版社作出了停止营业的处分。
12、《周恩来选集》。
13、陈立夫：《成败之监》第五十三页。
14、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史》。一九八六年版第一七一页。
15、张玉法：《中国现代史》。台湾东华书局一九八八年版。
16、同14，第一七二页。
17、史全生、高维良、朱剑：《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第二五页。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18、中共机关刊物《向导》第一四八期。
19、同01，另见《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版。
20、同14，第一七二页。
21、同13，第五七页。
22、同17，第二七页。
23、同05。
24、同04，第一四零二页。
25、同01，第七八页。
26、同14，第一六七、一六八页。
27、同05。
28、具体名单参见下卷第一章第三八七页。
29、参见本书下卷第一章第五节。
30、同01，第八十、八一、八五页。
31、同05，第十三、十四页。
32、同13，第五一页。
33、一九二四年三月蒋介石给廖仲凯的信。另参见本书上卷第二章第三节。
34、同13，第五一、五二页。
35、一九二六年四月九日蒋介石致汪精卫函。
36、一九二六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
37、《革命文献》第九辑第九四至九五页。
38、杨树标：《蒋介石传》。
39、中共机关刊物《向导》第一五七期。
40、陈立夫：《成败之监》第六四页。
41、《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第三十至三一页。
42、参见蒋介石著《苏俄在中国》。
43、杨着《蒋介石传》第九三页。参见本书下卷第一章第五节。
44、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三日，蒋介石“辞职宣言”。
45、蒋介石：“国民革命与经济的关系”。一九二七。
46、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47、《蒋总统密录》第一四五四页。
48、一九二八年四月，汪精卫归国抵上海后曾对吴稚辉等人说过：“共产党向来不轻变更所定政策，共产党实以国民党为利用品，本人亦不赞成共产党之阶级革命及劳农专政。且据本人观察：国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证言》第一四五三至一四五四页）
49、《蒋总统密录》第一四五三页。
50、著名学者、“五四”时期北大校长蔡元培是国民党实行“清党”的重要决策人之一。他对“清党”的态度影响了一大批不解内情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认为蔡先生亦决心“清党”，说明国民党实行“清党”一定是有十分正当理由的，从而对国民党“清党”起到了十分有利的作用。
51、中共江浙区委对“上海市民政府”的说明。
52、《陈独秀传》第三五六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
53、一九二七年三月二九日，上海商业联合会派王一亭、王晓籁等二九名代表往见蒋介石，希望蒋介石对商业有维护办法，并诉说“国军临沪以来，我商人处于憔悴呻吟之下……”。蒋乃保证说：“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
54、同01，第六四页。
55、同上，第六六页。
56、同上。
57、同上。
58、《纪念蒋公专辑》第一三八页。台湾青山出版社。
59、同上。
60、同01。
61、同上。
62、同01，第六九页。
63、同上。
64、《北伐战史》第五七零至五七一页。
65、《自反录》第二集卷六。
66、同01，第七一页。
67、同上，第七二、七三页。
68、同上，第七一页。
69、70、71同上。
72、江左军由鄂东进入皖西后，安庆守敌陈调元及王普等部均向北伐军投降，遂改编为北路军，集结巢县附近，接受向津浦路进击以策应北伐军主力的作战任务。
73、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二日，在南京国民党执监委会议上，受汪精卫诱使的李宗仁曾向蒋说：“请总司令自决出处。”
74、《北伐战史》第一二三九至一二四零页。
75、杨树标：《蒋介石传》第一二七至一二九页。参见《北伐战史》。
76、《北伐战史》第一一六七页。
77、蒋介石《致后方将士书》。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78、蒋介石曾在《誓雪五·三国耻》中说：“日本人那重野蛮行动，简直就是禽兽……这次日军暴虐的行为，就是世界各国，也都晓得他们是一种最野蛮的军阀。”
79、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称：第二集团军防区并无强敌，本可兼程而进，惟冯部却稽延不进，并撤回原驻博野、安国一带部队，仅留置少数骑兵警戒前线地区……五月中旬，阎部几陷于三面包围之中，阎锡山见形势危急，乃电请冯玉祥北上解围，孰知冯玉祥不但不派兵赴援，反而通令所部，略谓“不遵命令擅自退却者，枪决；不遵命令擅自前进者，枪决。”冯玉祥行径可见一般。
80、杨树标：《蒋介石传》第一三三页。
81、同上，第七三页。
第五章：
01、陈公博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当他劝汪精卫拖蒋一道投日时，汪夫人陈碧君曾对他斥责道：“难道汪主席当汉奸也只能做第二把手吗？”
02、蒋介石：“北伐成功后最紧要的工作”。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03、蒋介石曾在《国军编遣会议》上说：“日本的军人，在六十年前，已经是能打破封建制度的军人；中国的军人，反充满了封建思想。已往带兵的都是想扩私兵、拓地盘，有了一省地盘，又想兼辖数省；有了数省地盘，又想武力统一中国，把持中央；等到把持中央后，便扶植一人一派之势力，想用武力来剪除异己。这是北洋军阀老祖宗袁世凯的先例，段祺瑞、吴佩孚等承受他的衣钵……所以每次政变之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忙于地盘的分配，把中华民国当作私产分赃……这就是我国已往军人所走的路了。”他还说：“日本的长州、萨摩、土佐、肥前诸藩，于讨幕之后功成不居，不再设幕府，反将他祖上传下来的封土奉还政府……他们也能勉求新知，善应潮流，简直与日本国家结成一片，共存共荣。我们该把日本雄藩作一面镜子……。”
04、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全国编遣会议条例》。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编遣会议预备会议在南京召开。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国军编遣委员会在南京举行成立典礼，吴稚辉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训词，此即蒋介石以国军编遣委员会会长身份所作的答词。
05、因鲁涤平将湖南年税收入迳报中央政府。
06、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张发奎曾发动广州事变，拥汪精卫另立中央，自任临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是为第一次叛变。其后，遂为拥汪屡生叛变。
07、冯玉祥当时被阎锡山软禁在山西。
08、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唐生智曾密与吴、孙联系，企图颠覆南京政权。是为唐的第一次叛变。
09、据说阎锡山要在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九时九分举行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大典。
10、当中华民国政府讨伐阎、冯、李大规模叛乱的中原大战就要胜利结束时，一直对之持观望态度的张学良乃发表此通电，以表示他“拥护中央政府”。
11、前为蒋介石一九二九年一月五日日记，后为蒋介石一九二九年十月八日日记。
12、《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第一六九五、一六九六页。
13、中原大战正式打响后，蒋介石曾亲赴前线指挥，因叛军郑大章的骑兵突袭归德机场，蒋险被所乘。
14、参见文聿著《中国左祸》一书，一九九四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
15、“十倍于咸同之世”一语，乃指清王朝咸丰、同治时代的太平天国造反。
16、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蒋介石致陈诚电。
17、因在讨伐张发奎时曾有积极表现而掌握了广东兵权的陈济棠，突然叛离中央，纠结张发奎及李宗仁余党，以及汪精卫、陈友仁等联合发动叛乱，在广州自组伪国民政府，并与江西中共暗通款曲。对此，中华民国政府军在第三次剿匪中，因截获毛泽东给彭德怀电报，才知道内情。此电报称：“两个月内出兵湘赣，接济子弹五十万发，即可解来；我军务需固守宁都半月，待粤军入赣，即可解围反攻。”参见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
18、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
19、同上。
20、蒋介石：“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
21、杨树标：《蒋介石传》第二三七页。
22、黄绍竤：《五十回忆》。
23、蒋介石：《剿匪手本》。
24、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致曹浩森电。
25、参见本书下卷第二章。
26、孙中山：《中国革命史》，一九二三。
27、28，同上。
29、孙中山：《建国大纲》第十六条。
30、孙中山：《建国大纲》第二十三条。
31、孙中山：《建国大纲》第二十五条。
32、《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汇编》上册第六五八页。
33、董霖：《中国政府》上册，第四七九页。
34、蒋介石：“出发剿匪告全国将士书”，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35、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36、若按孙中山先生之《建国大纲》，五院制当在宪政实现后建之。
37、指蒋介石被逼第二次下野前后。
38、英国思想家威尔士所言。
39、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和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期间，北方学生曾数度南下请愿、示威，更数度长时间包围国民政府，冲击政府机关和国民党中央机关，蒋介石并没有动用武力以镇压，先是亲自接见学生，解释政府坚决抗战的决心，后又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之，从而多次化解了由中共为自救而阴谋发动的学潮。
40、重光奎：《外交回忆录》。
41、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42、美国驻中国大使魏德迈所言。
43、河南人民出版社：《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一九八七。
44、一九九八年底，中共召开出版会议，将“散布颠覆国家思想”等莫须有的罪名列为重罪，可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以威胁日渐高涨的人民反抗运动。
45、张玉发：《中国现代史》，台湾东华书局一九八八年版。
46、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民谣甚多，如“十等人”、“革命老酒天天醉”等等，数不胜数。虽不能发表，却畅行国中，为中共所不能阻（参见下卷第七章注释）。
47、本节前后所列数字均得自中国大陆出版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一书，并于两岸所存历史资料中获得查证。
48、同上。
49、国民党“一大”宣言曾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对“平均地权”作了如下的解释：“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
50、参见张玉发《中国现代史》第五一八至五二零页。
51、同上，第五七三页。
52、费正清：《中国新史》。台湾正中书局，一九九四。
53、《社会主义月刊》第一卷第七期，第十一期。
第六章：
01、〔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第一六九页。美国史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一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翻译出版时，书名改为《蒋介石与蒋经国》。
02、据闻中国大陆已经有资料证明中共北方局曾令中共武装人员在芦沟桥两岸打枪，策动“芦沟桥事变”，以诱发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行动，目的仍然是在趁乱“图存”。因作者并未亲自看到该资料，故仍按原历史定论予以阐述。可供参考者，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参谋的田中隆吉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的一段证词称：七月八日，我由内蒙化德乘飞机到天津。晚间在芙蓉馆辟室与茂川秀和（天津特务机关长）对酌，他说：“放枪的事是共产党干的……。”我和茂川曾在参谋部共过事，了解他一向和北平共产党方面学生交往密切，所以追问他一句：“那末，教唆他们干的元凶就是你吗？”他满脸通红地点头承认。后来因茂川害怕承担“第一枪”挑起战争、作为祸首的责任，又否认过隆吉的证词，所以，仅在注中予以说明。
03、毛泽东曾在接见日本政客佐佐木更三时说过此话。周恩来则在很多公开场合下说过此话。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对降清的明大臣说过：“大清的江山非得自于大明，乃得自于闯贼。”
04、一九三六年两广“六一”叛变时，国民党将军、中共地下党、时任白崇禧参谋长的刘斐，曾对陈济棠如此说。
05、一九三三年陈济棠拒绝中央调兵赴赣剿共时所说的话。
06、蒋纬国：《蒋委员长十四年抗战指导》，八十二年讲于国家统一建设促进会。
07、即“塘沽协定”。
08、详见下卷第五章。
09、参见前章注39。
10、参见杨树标“蒋介石传”。
11、同10，第三二四页。
12、蒋介石：“庐山讲演”。一九三七。
13、同十，第二六三页。
14、摘自一九三一年底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接见请愿学生时的讲话。《蒋公纪念专辑》，台湾青山出版社。
15、同10。
16、《陈布雷回忆录》第二集第三十一至三十二页。
17、同上。
18、参见杨树标“蒋介石传”。
19、一九三六年蒋介石亲赴广州和平解决两广“六一”事变，陈布雷有日记称：“李总司令德邻欲亲谒蒋公于广州，归还军权，完成统一。蒋公闻其来粤，不等来谒，亲往访晤，谓不使其有屈就之感。中又与李同摄一影，消息传播，薄海欢跃。”
20、同10，第三二九页。
21、同上。
22、一九三五年，中共江西中央红军向西南逃亡时，云、贵、川等半独立省份遂向中央求援，至此，中央军才算是“应邀进入西南”。但因蒋考虑到战事不论胜负，对地方总不是好事，必造成骚扰，所以才派遣中央军“左右护送”地将中共逃亡红军驱逐至陕北人烟稀少处，以图包围歼灭。如是，方使西南诸半独立省份即地方军事势力，认为中央政府并无图西南之心，从而才同意将大西南作为持久抗战的根据地。中共党史教本和中共拍摄的电影也都有嘲弄“蒋介石曾左右护送他们长征”的“笑话”。
23、魏萼、谢幼田著：《中国政治文化史论》第一五七页。台北五南出版公司。另见《纪念蒋公专辑》，台北青山出版社。谢为中国大陆历史学家，参见前注。
24、一九二七年秋蒋介石访日时对日本朝野的讲话。主要是希望日本能反省辛亥以
来的对华政策。
25、蒋介石：“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一九三三年五月。
26、［日〕古屋奎二：《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第八册第五二页。
27、张其均：《党史纲要》第二章第九一三至九一四页。
28、同01。
29、蒋介石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九日日记。
30、同06。
31、后来缅北划为西太平洋战区，受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管制。中国战区遂权责独立，归蒋指挥。
32、一九三七年十月二九日，蒋介石在淞沪前线军事会议上的讲话。
33、〔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一分册。
34、《李宗仁回忆录》第七四九页。
35、《中国革命史研究荟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36、同28，第一七零页。
37、《纪念蒋公专辑》，台北青山出版社。
38、同35。
39、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军事报告”。见杨树标《蒋介石传》。另外，中共参加平型关战斗情形详见下卷第四章。
40、参阅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中华民国“最高国防会议”文件。
41、〔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一分册。
42、同34，第七六八页。
43、同上。
44、蒋介石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日记。
45、杨树标：《蒋介石传》第四十页。
46、《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九三八页。
47、同01。
48、同45。
49、同45。
50、冯玉祥：《我所知道的蒋介石》。
51、《李宗仁回忆录》第七七零页。
52、冯治安巧电。参见何应钦在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的军事报告。
53、同28。
54、55、56同上，第一八五页。
57、杨德均著：《中国抗日战争大画史》。北开文化事业出版公司。
58、日本陆军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公布的伤亡数字。
59、同47，第三三八、三五二、三八八页。
60、何应钦：“在中国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的军事报告”。
61、扬树标：《蒋介石传》第三八八页。
62、《罗斯福秘闻录》。新群出版社，一九四九。
63、参见本书上卷第七章第二条注释。
64、《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第二四零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
65、同上，第三四一至三四三页。
66、蒋介石于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四零年七月六日。
67、同64，第四零零页。
68、同上，第四零一页。
69、“市府秘书长谈限价后的物价”。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新华日报》。
70、《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七四四页。
71、同60，第四零五页。
72、同上。
73、同上，第四零七、四零八页。
74、同上。
75、《中日战时学术》第一页。重庆天地出版社，一九四五年五月版。
76、同60，第三六零页。
77、据大陆版《陪都史》称：战时教授月薪最高达六百圆，最低三六零圆；副教授最低二四零圆。另有教育部给的学术研究费五零零至一三零圆不等。
78、“慰励归国文化人”。《中央日报》社论，一九四二年五月三日。
79、《文化先锋》创刊号第四页。
80、仅一九四二年十月至四三年六月第二次雾都公演，即演出了“祖国在召唤”、“家”等二十二台大型话剧。
81、转引自大陆版《陪都史》第二一一页。
82、同64，第二一七页。
83、参见一九九三年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一九三七》一书。该书对蒋介石历次亲赴前线领导和指挥抗战，以及数历惊险的史实有详尽的叙述，更有高度的评价。
84、85、86，参见北京师范大学等编写的《中国现代史》和近年来中国大陆各种版本的现代史著作。
87、魏萼、谢幼田：《中国政治文化史论》第一四七页。
88、同上。
89、同上，第一四六、一四八页。
90、指东北军元老杨宇庭因亲日而反对“易帜”，被张学良用计所杀。
91、同88，第一四九页。
92、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
93、同上。
94、参见《尼克松回忆录》。
95、西安事变爆发，时全国一致反对和谴责张、杨。北大、清华的著名教授几乎一致反对军阀祸国，连后来成为中共战利品的闻一多、朱自清等都发表宣言，愤怒谴责张学良“武装劫持国家元首”，为张、杨所始料不及。唯有青岛纺织工人联名致书表示支持，显为中共策划。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更是一片欢腾，国民自动放爆竹欢呼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
96、蒋介石日记。
97、参见本书上卷第三章注释。
第七章：
01、“走上宪政民主不归路的中国政治反对派”。《中国政局观察》第八期，美国海外中国民运组织“中国战略研究所”出版。
02、张君劢，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民初留学英国和德国，曾于国内外任教授，一九三三年创国社党，于上海办《新路》杂志，批评政府，曾被捕，不久获释，后赴德讲学，抗战末期回国，因政治嫌疑，在渝被软禁，抗战胜利后被释，建立民盟并被政府邀请主持起草“宪法修订案”。于时，曾与中共周恩来、陆定一、董必武、秦邦宪一起相商，不邀请国民党代表一起讨论修改，只在审议时才邀请各党派代表参加。
03、在立法委员选举中，政府曾给青年党八十个席位，民社党七十个席位，但选举结果，两党只得二十二个席位。两党不满，国民党欲让出席位，党内也不满。后经政府做工作，两党才于七月四日先后发表申明，决定参加政府及立法院。
04、一九四八年春，在国、共两党的最后一次和谈中，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作废“中华民国宪法”。
05、抗战全面开始后，中共对内曾有“一分抗战、两分宣传和七分发展”的决策。
06、日本一九四四年一号作战命令。
07、一九四五年五月蒋介石日记。
08、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易劳逸教授曾在《毁灭的种子》一书中指一九三零年中华民国政府公布的“土地法”，是一个十分进步的纲领。后来，台湾的土改即以其为蓝本。
09、十九名著名叛将中，马鸿宾、陶峙岳、卢汉、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化等六人原就是有名的地方军阀。高树勋、吴化文、黄僬松、傅作义、邓宝珊、张轸、董其武等七人，皆为旧军阀部队出身，其中六人为冯玉祥部下，吴化文则是汉奸。余者除一贯反蒋的程潜及其部下陈明仁属于武汉政府时期的左派军人外，郭汝槐自黄埔起即为暗藏在国民党中的中共地下党，罗广文之弟为重庆地下党重要人物罗广斌，即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曾泽生乃因郑洞国被迫投降才被迫“起义”。参见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起义将领》一书。
10、陈敬之：《三十年代文坛和左翼作家联盟》，台北成文出版社，一九七零。
11、《尼克松回忆录》。中国大陆版。
12、顾柏克著、陈国隽译：《远东是怎样失去的》。第四三二页。
13、大批中共地下党曾通过两度容共渗透进国民党高层实行“挖心”，以至连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也为中共所打入。一九三六年两广六一事变中，曾策动李宗仁叛乱的中共地下党员刘斐，即在内战中担任国民党的作战部副部长，专管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所以，中共对国民党军事行动了如指掌。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在为中共元帅、将领授勋仪式上曾说：“刘斐才是我们真正的大功臣”（详见下卷第五章）。
14、在国民党“前贤”当中，汪精卫为做第一把手，曾不断挑动反蒋，或每遇反蒋则必参加之，最后竟为做第一把手堕落为汉奸；胡汉民虽为功劳卓著的国民党人，但中原大战结束后，亦以为“马上可以打天下，但马上却不可以治天下”，因而，想劝蒋介石退享“醇酒美人之乐”，将国家大事交给他们文人来管，被蒋软禁。后来蒋虽赔礼，但他已生反蒋之心，并参预反蒋运动。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元老们，虽为最早的反共先觉，但后来却因为“不让后贤”，先于冯、阎、李叛乱中参加扩大会议，后于粤变中参加非常会议，以参预反蒋运动。
15、一九三零年六月，于阎、冯、李大规模叛乱中，改组派、西山会议派曾与晋军和西北军初步达成协议，于北京怀仁堂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联合反蒋。七月三十一日发表“扩大会议反蒋灭共宣言”。八月七日，因汪精卫参加，阎同意汪掌党权，扩大会议遂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发布宣言，并重组“国民党中央”。九月九日，扩大会议又在北平重组“国民政府”，选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不过旬日，因阎、冯、李兵败，叛乱削平，扩大会议和由扩大会议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包括各派反蒋者，皆如鸟兽散。
16、一九三一年四月底粤方的四个国民党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发表通电，以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公开弹劾蒋介石。五月下旬，孙科率领一批人潜离南京赴广东，与胡汉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及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会聚一堂，在广州联合召开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发表宣言，指责蒋介石“假训政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同时成立国民政府，以与南京政府相对抗。是为“粤变”。其间，胡汉民、孙科，蒋介石，以及汪精卫曾分别于广州、南京和上海召开了国民党“四大”。后蒋被逼下野，孙科组阁。因日本战事紧逼，孙科担待不了，再请蒋介石出山，蒋乃回南京视事，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请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反蒋各派再作鸟兽散，并一蹶而难起。其后的零星叛乱，皆被蒋次第解决。
17、参见中国大陆学者编纂的《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一书。台湾桂冠公司再版。
18、斯大林在与宋子文和蒋经国谈判中曾亲口说道：“条约是靠不住的。”参见古屋奎二的《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
19、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第十一章。
20、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一日，陈立夫先生曾于台北家中与作者谈及抗战相持阶段，因中共制乱，他曾数次劝说屯军西北的胡宗南一举解决中共，胡不敢。后与蒋言，蒋亦不同意。一九四三年九月蒋介石甚至对内亦改变决策，说服党人，要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其原因，是由于史迪威听信了中共及周恩来指蒋若消灭中共打内战，将于美国对日本的战事不利，从而造成美国的一再反对。参见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日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于中共问题的谈话记录”，以及陈立夫《成败之监》一书。
21、一九九七年三月九日北美《世界周刊》曾发表黄雨川先生的批评文章：“千秋功过谁人能与评说”。该文指责海外华人中的某些知名学者，数年来一直媚共，捧共，并恃共以自捧，甚至将六四大屠杀的罪责完全归咎于无辜的学生和民众，为常人所不齿。
22、魏萼、谢幼田：《中国政治文化史论》。
23、费正清：《中国新史》。是为一九八九年之后，费正清所纂写的最后一本中国现代史研究著作，并且一改他过去对中共的一贯肯定，从而否定了自己一生的中国现代史观，虽然错识仍多。该书为作者死前两天亲自送达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书名为：《费正清论中国》，台北正中书局一九九四年出版。
24、郭沫若曾于一九五七年陪同毛泽东赴苏，在图一零四飞机上写作了“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这样一首令人肉麻的阿谀之诗。从此，歌颂毛为红太阳的诗歌便在中共文人中盛行。哪怕是在六零年那个“万户萧簌鬼唱歌”的岁月里。一九五八年，郭又创作了歌颂毛泽东的诗，曰：“主席走遍全国，山也乐来水也乐……”并亲书该诗以配画出版，为中共令销全国。
25、文革之后，周扬复职，每会必作检查，承认自己过去整错了许多人，并亲自对作者说过：“任何时候，都不要整人。”其悔悟之心诚为真实。一九七九年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杂志第二期发表他回忆三十年代左联的文章，文章中曾写有“鲁迅若是死他日，天安门前等杀头”之语。
第八章：
01、刘国凯：“关于台湾民进党的崛起与大陆民运的受挫之思索”。
02、一九九四年，在中国大陆历史反思运动持续深入的状态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其中对抗战期间中华民国政府办教育之可歌可叹的成就，予以了全面的介绍，表达了深刻的感佩之情。
03、同01。
04、华松年著：《台湾经济奇迹探源》第三二页。台湾恒学出版社。
05、据蒋介石总统晚年的侍卫长孔令晟将军亲自告知笔者，蒋介石对是否让蒋经国承袭重任，心中曾有长期的冲突，并曾认为这样做，将“无法对历史作交代”。
06、一九九一年，中国大陆作家谭元亨在应邀赴加拿大等国访问回国后，曾着有中篇小说《无效护照》”，发表在北京《十月》杂志上，以自己在国外访问的亲身经历，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乃为“无效护照”。
07、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九零四年发表。其原话是：“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民族运动的前夕，清王朝的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灭亡，只要星星之火，便能燃成燎原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