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杀整整40年后，沈元———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仍是个陌生的名字，网上关于他的信息也稀稀落落，有点儿冷清。即使在他的母校北大，大多数学子连林昭尚且不知道，更不要说沈元了。
我读过沈元同学郭罗基的长文《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北京大学反右运动回忆录》，对他的生平和遭难才有了一点了解。沈元以“叛国投敌”的反革命罪被夺去32岁的年轻生命是在1970年，种下祸根却是在更年轻时的1957年，甚至更早的1956年。那时他在北大历史系求学，满脑子的雄心壮志，要成为 “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他也确实有“狂妄”的理由，在史学上有过人的天分，也坐得住冷板凳，他生前不仅深得黎澍、丁守和等学者的赏识，凭一篇《急就篇研究》就得到了郭沫若、范文澜的好评。
1956年，他从英国《工人日报》读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暴虐无情的斯大林原先在他心目中的光环瞬间滑落，震惊之余，他摘译了部分内容与同学分享，这是他们课堂上学的《联共（布）党史教程》看不到的，在同学之间的议论中，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多年后，郭罗基仍记得他当时的疑问，“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斯大林凭什么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且干了坏事可以长期隐瞒？”赫鲁晓夫仅仅归结为个人崇拜，他却直言根本上还是制度问题。1956年“双百”方针出笼，正是难得的思想宽松的年头，何况又是私下的议论，他自然没有什么顾虑。
1957年春天，毛泽东和中共各级党委千呼万唤鼓励“鸣放”，要求党外提意见，得风气之先的北大学子，用不着等待邀请，自己就鸣放起来。历史系宿舍外的鸣放标语以及墙报《准风月谈》，批评某些党员和党支部压制鸣放，就是沈元与423号宿舍的同学搞的。“五一九”以后，他虽然也同意林希翎、谭天荣的观点，却不同意他们“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在大饭厅前的辩论台上还与他们多次辩论，在老同学眼里他是标准的左派。说到底，他只想做学问，钻他的故纸堆。然而，在北大按百分比划右派时，他还是在劫难逃。
在感叹命运之神对沈元的不公时，熟悉他的人常常感叹一个天才的夭折，赏识他的黎澍认为他遭难的因由来自人妒其才，这些说法也许没有错，我更在意的则是自 1957年那场灾难降临以来，包括他身边的同学、最接近的人们做出的反应。“在对沈元进行揭发批判时，423号房间原来受他影响的人，都纷纷起来揭发，同他划清界限。”那些同学当初可都是认同他的观点，而且是一起出的墙报。他的中学女同学、时在北大东语系的宋诒瑞直接找到郭罗基，要与沈元划清界限，把沈元与她的通信都交给党组织。如果不是郭冒险把这些信悄悄藏了起来，他们很可能因这些私人通信而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幸免的宋诒瑞多年后编了一本纪念沈元的文集《难以纪念的纪念———一个北大高材生之死》。
成为“右派”，而且是“极右”，这是沈元短暂一生的转折点，1957年是他通向1970年之路的起点。事实上，死亡之门1957年即为他打开了。数年之后，沈元以“摘帽右派”之身成为识才、爱才的黎澍助手，并在《历史研究》发表多篇有分量的文章，一次次引起轰动，范文澜说他的文章比自己写得好。研究机关和大学都在谈论这位“右派明星”。历史研究所的人“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揭发“沈元事件”的油印材料竟然寄到了毛泽东那里，虽被秘书田家英暂时压下，接着又有人到中宣部告发“黎澍重用右派”。中宣部调查之后下了结论，“没有违反原则的地方”。老实说，有史学才华的沈元与那个时代并不构成冲突，他既没有林昭那样洞穿极权奥秘的思想，成为右派之后也没有对现实提出批评和质疑，他只想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围内做学术研究，而不是挑战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现存权力。
然而，等到“文革”，就连黎澍也被揪出来了，这片土地几无才华横溢的沈元容身之处。1968年夏天，他化装成黑人进入苏联驻华大使馆，表示去苏的意愿，被拒绝收留，过几天再去，即遭逮捕。随身所带的所谓“机密材料”不过是当时的红卫兵小报（这是郭罗基的说法，与王友琴《文革受难者》所说他进入马里驻华使馆不同。）。
或许有人会说，那些打小报告，举报他的，在大难临头时为求自保落井下石的，妒忌他的才华而告发到中宣部乃至毛泽东那里的人，都是那个鼓励告密、鼓励躲在阴暗角落窥视的时代造成的。这样说诚然没有错，问题在于，许多时候，举报、告密不是来自上级命令和职务行为，完全是自动的、自发的个人行为。即使为了自保，在运动到来时迫于压力的划清界限，也并不完全是不可免的。这当中仍有可凭良心选择的余地。
记住沈元他们，记得许多被黑暗无情吞噬的人们，无论是天才洋溢的生命，还是普普通通的受难者，这比简单地追诉谁是凶手来得重要，也远比感叹天才的消亡来得沉重。1981年，在沈元被杀11年后，迟到的平反通知交到了沈元老母的手中，她嚎啕大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这一呼天抢地、撕心裂肺的恸哭，应该永留在历史当中，时时唤醒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