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
宋代兴化(今莆田)，有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叫郑樵。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几十年如一日，在家乡读书、教书和著书，走上一条自学成才的成功之路。他的代表作《通志》与唐杜佑《通典》、元马端临《通考》合称“三通”，为古代知识分子必读之书，有“士不读三通，是为不通”的说法。其中的“二十略”反映了他的史学见解，体现了他的史学智慧，凝聚了他多方面的学术研究成就，是我国传统史学遗产中的一块瑰宝，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郑樵(1104～1162年)，字渔仲，自号溪西逸民。据《郑氏族谱》记载，郑樵出生在一个书香门弟之家，其先祖为“南湖三先生”之一的郑庄。父国器，是贡元出身的太学生，曾卖掉自己的田产，修筑苏洋坡，“灌田七百余亩，乡人德之”。父亲的古道热肠，助人为乐的善举，在郑樵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后来，郑樵建永贵桥、盖来庵，重修苏洋坡等，恐怕也是缘于家风的影响。
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郑樵从小就对六经、诸子百家之学感兴趣。然而不幸的是，宣和元年(1119年)，他父亲从京师太学回故里，卒于姑苏(今江苏苏州)，年仅16岁的郑樵，便赶赴苏州护父丧回莆田安葬。从此以后，郑樵谢绝人事，不应科举，在越王山下搭了个茅屋，一边守墓，一边读书，自己还要烧水做饭，生活十分清苦。后来，郑樵又在夹漈山中筑了三间草堂，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夹漈草堂”。在这里他励志自学，立下宏愿，要读尽天下古今之书，通百家之学。
夹漈山坐落在莆田的西北部，海拔750多米，峰峦叠嶂，树木葱笼，是读书的好地方。与郑樵一起读书的还有他的堂兄郑厚，兄弟俩志趣相投，朝夕相处，同窗共读达6年之久。
兄弟俩同住在夹漈山，专心致志地读书，一知道哪里有藏书，就到哪去寻访，直到读完书才离去。在春暖花开、草长莺飞的季节，他们提着酒饭，到深山里去。碰到了奇泉、怪石、茂林、修竹，就坐下饮酒赋诗，纵论天下大事，抒发济世安邦的心愿。
郑厚字景韦，比郑樵大4岁，人称“溪东先生”。志书说他“四岁闻人读书能默记，七八岁通解经旨，作诗文皆出人意表。稍长，下笔成章，援引古今，议论不为空言。”郑厚是个“通才”，不仅兼通五经，而且旁通史治和军事。后人赞他：“器识高远，诸子百家，靡不淹贯，见理如破竹，迎刃而解；作文从肺腑流出，自然根本超脱，别成一家。”这未免有点过誉，但毫无疑问郑厚是个天资聪颖、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
郑厚既是郑樵的兄长，也是郑樵的老师。这一对年龄相仿的堂兄弟，在性格上是有差异的。用他们自己的评语，厚是“逸迈”，樵则“幽邃”。换句话说，郑厚是才华横溢，锋芒显露；郑樵则是内涵精妙，含蓄深沉。这种性格上的差异，也反映在治学上。郑厚才思敏捷，“见理如破竹，迎刃而解，初无留手”；郑樵则坚韧勤奋，“见理如攻坚木，终自擘折，稍迟耳”。郑厚下笔“如狂澜怒涛，滚滚不绝”，又“如迅马历陇陂，终日驰骋而足不顿，且无蹶失”；郑樵著文“如悬崖绝壁，向之瑟然，寒人毛骨”，又“如大匠抡材，胸中暗有绳墨”。在处事上，“厚应变多方略，樵迟纯有隐思”。尽管“二郑”的性格、气质和为人各有不同，但他们在学术上能够共同探讨学问，互收切磋琢磨之益，可谓相得益彰，珠联璧合。
郑樵、郑厚兄弟俩一边读书，同时又在一起讲学授徒。虽不被世俗之人所理解，但却为青年后生所敬仰。
其时，郑樵和郑厚的讲学之地为芗林寺。这是一所古寺，寺建在芗林山半腰的一块盆地的边缘，坐东北朝西南，四周群山环绕。郑樵对芗林山景色有一段描写。《夹漈遗稿》卷一《芗林闲居》诗云：“芗林苍翠甚，极目可吟诗。梅子风前落，杏花雨后移。清溪过半郭，孤月隐疏篱，寂寂云山外，萧然独自知。”寺院的清幽，确是科举时代士子们闭户苦读的理想之处。
虽然生活在这样的深山野林之中，讲学著书自为一乐，但郑樵关心世事，同情百姓苦痛的热忱却不曾衰减。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南侵，攻陷京城，二帝被俘，史称“靖康之变”。莆田虽远在数千里之外，也感受到震动。郑樵心忧时事，怀拳拳赤子之心，曾多次上书枢密宇文虚中，请缨抗金，报效国家。但在昏君奸相当道的年代，连岳飞这样的忠臣良将尚且饮恨风波亭，郑樵的一腔热血只能是“有心报国，无路酬君”。绍兴五年(1135年)郑厚再举礼部奏赋第一，不久到外地做官去了。此后，“形单影只”的郑樵只好一头钻进夹漈深山，在“困穷之极”、“厨无烟火”的情况下，“风晨雪夜，执笔不休”。把自己的忧国情思和追求统一的心愿，寄托在自己的著述之中。
然而，郑樵早年立下修史的志愿并非一帆风顺，他一介布衣，身处山林，资料乏匮，写史的艰难程度可以想象。同时郑樵修史的最大困难还在于当时政治的黑暗，绍兴年间，奸臣秦桧父子当政，在文化上压制空前残酷，私人修史是违法的事。他们以禁野史为由，迫害士人。郑樵就是在这种“风波易起”的年代进行修史的。没有执着追求的精神，没有坚定的学术信念，他要坚持修史是不可能的。郑樵不仅仅要克服物质上的困难，更重要的是，他还要避免因恶劣的政治形势而带来的文字灾祸。这也许是他的代表作取名《通志》而不叫《通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方志史料记载，郑樵一生三次从兴化赴南宋京都临安(今浙江杭州)献书。第一次是绍兴十九年(1149年)献出所著的一百四十卷书“诏藏秘府”。从16岁结庐茅山中，到此时出山奉献部分学术成果，一晃30年过去。这一万多个白天黑夜，郑樵是怎样度过的呢?他在《献皇帝书》中，给人们开出一份珍贵的时间表和研究成果目录单：
“十年为经旨之学。”著有《书考》、《书辨讹》、《诗辨妄》、《春秋传》、《春秋考》以及《诸经序》和《刊谬正俗跋》。其中《诗辨妄》在诗学界的影响很大，连朱熹也不得不佩服其见识之高明。
“三年为礼乐之学。”写出了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著作《谥法》、《系声乐府》等。
“三年为文字之学。”如《象类书》、《续汗简》、《梵书编》等著述在中国文字学、音韵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五六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为方书之学。”写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著作，如《天文书》、《春秋地名》、《尔雅注》、《诗名物志》、《本草成书》、《本草外类》、《鹤顶方》、《食鉴》、《采治录》、《畏恶录》等。
“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写出了《求书阙记》、《求书外记》、《校仇备略》、《书目正讹》、《图书志》、《集古系时录》、《集古系地录》等在中国图书目录，校仇学发展史上具有相当影响的作品。
第二次献书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55岁的郑樵应高宗召对。《福建兴化县志》详实记述了高宗与郑樵的一段对话，节译如下：
郑樵上殿向皇帝奏说：“臣处山林30多年，写书共50种。未完成的这部史书以历代史籍为依据，始自三皇，终止五代，取名《通志》。此书参考司马迁的体例，但与《史记》又有不同之处。臣摘取纲目12篇，名叫《修史大例》，先呈给陛下。”
接着，郑樵陈述了对《史记》和《资治通鉴》的看法，并谈到自己写史有参照前人的史体，但同时又有创新的地方。
高宗不胜钦佩地说：“朕听到你的大名久了，讲说古学，自成一家，真是相见已晚。”
不觉间已是三班漏下十数刻，郑樵请允退朝。高宗道：“听了你的高远议论，朕都忘记了疲倦。”
郑樵向皇上请求回归山林，说道：“臣是糜鹿之性，草茅小民，终爱山林，还请陛下体谅。”
高宗下旨，授郑樵为右迪功郎，主管尚书礼兵部架阁文字，后改监潭州南岳庙，让他回家继续把《通志》写完。
第三次献书是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郑樵带着200卷近700万字的《通志》步行2000里来到临安，进《上殿通志表》。时适“高宗幸建康(今南京)”，无缘得见，经辗转传递，得一道诏书，升他为“枢密院编修”，兼权“检详诸房文字”。最使他高兴的是朝廷居然允许他入“秘书省翻阅书籍”。郑樵满以为可以实现渴望已久的夙愿，他幻想着要博览秘府宝卷，计划着借此机会整理一番古往今来的天下图书，然而遗憾的是官场黑暗，希望成了泡影。
次年春天，宋高宗自建康回临安，记起郑樵献书之事，于是命郑樵呈献《通志》，就在高宗诏旨下达的当天，郑樵由于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了。“海内之士知与不知，皆为痛惜。太学生三百人为文以祭”。
郑樵一生读书、著述和讲学。他的学识广博，在当时可以说是首届一指的。清代学者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郑)樵者。”这种评价并非过誉之词，而是恰如其分的。他的著作宏富，累计达八九十种之多，尽管大部分湮没无存，完整留传至今的只有《通志》一部，但仅凭此一部纪传体的史学巨著，就足于确立郑樵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不朽地位。当代史学家吕振羽曾赋诗称赞郑樵与《通志》：“史通莆郑著新编，门类略析脉络全，食货艺文颠主次，古今通变叙禅缘。敢提疑伪同知己，忍摭传闻近史迁，未若船山阐理势，广搜博引仰莆田。”
郑樵的《通志》是总辑之史，是他毕生学问的汇集，是继司马迁之后的又一部较有影响的通史。据《通志·总目》载，帝后纪传20卷，年谱4卷，二十略52卷，列传124卷，总计200卷。《通志》分纪、传、谱、略四大部分。纪、传、谱起于上古，迄于隋代，系抄录自汉以来诸家旧史，并加删改而成。略分为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记述了上古至唐各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特别写出了文化发展的情况。郑樵对他的二十略是很自负的：“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因为五略是他在前人论说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发挥，没有因袭，更无重复；十五略全是他自己发凡起例，独立创作出来的。所以二十略是郑樵最得意也是《通志》最重要的部分，是他治学的精粹和学术的总汇。
自《通志》问世以后，800多年来，对郑樵学术思想的研究评论，众说纷纭，褒中有贬，难以尽陈。与郑樵同时代的大学问家陆游说他“好识博古，诚佳士也”。而史官周必大却攻击他“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元人刘勋在《隐居通议》、钱士升在《南宋书》、明人柯维骐在《宋史新编》、周华在《福建兴化县志》中对郑樵的学术思想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南宋的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则是有褒有贬，毁誉参半。到了清代，戴震说郑樵是陋儒，王鸣盛说渔仲是妄人，但章学诚则充分肯定了郑樵的成就，说他“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而郑樵的史学精神和价值只是到了近代，到了人们全面清算封建社会史学的种种弊病时，才真正被发现。当郑樵的史学思想被用来作为封建史学的参照物时，它耀眼的光辉才得以充分地显现。正如梁启超所说：“史界之有(郑)樵，若光芒竞天之一慧星焉。”
综观郑樵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他特别强调“会通”思想。郑樵始终把这种“会通”思想作为治史的指导原则，强调“集天下之书为一书”。因此，《通志》实际上是综合了古代的各种书籍而修成的包罗万象的著作，它不仅记载了古代社会的历史资料，而且涉及天文、地理、动物、植物、文字、音韵等等学术领域；它不仅记载了上述各门学科的学术内容，而且研究了这些学科本身的发展过程，把史学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二是他富于批判精神，勇于创新。在宋代理学极盛的时候，郑樵敢于突破旧经学束缚，独立思考，大胆喊出了“《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并第一个提出学习自然知识与儒学经典同等重要。他反对用天命观来曲解历史，彻底批判“灾异说”是“欺天之学”、“妖学”，崇尚科学思想。同时，他还抨击义理、辞章之学，提倡创新精神。
三是他是靠自学成才的，司马迁和班固都是父子传业，终身史官。而郑樵只是山林穷儒，环境艰苦，困难重重。他的渊博学识完全是靠自学而来的，除了他终身保持着一股契而不舍的勤奋精神之外，其成功的经验还有几条。
一方面，他善于利用图书资料，博览群书。宋代莆田私人藏书之富是世人公认的，这就为郑樵的著述和研究前人的成果提供了有利条件。“莆中故家多书者，(郑樵)披览殆通，犹以为未足”，于是，他便出游搜访图书。“周游所至，遇有藏书之家，必留借读尽乃去”。宋人也赞道：“惟有莆阳郑夹漈，读尽天下八分书。”
另一方面，他十分讲求科学的治学方法。郑樵提出要注意对文献资料的考证、辨伪，不轻信妄从，同时强调要到实践中去印证书本的知识，去探索书本所未载的知识。为了写《昆木草本略》，他“与田夫野老往来”；为了学习天文，他“昼理简编，夜观天象”；为考察山川地理的变迁和扩大眼界，他出游名山大川，等等。的确，南宋的儒生，不仅受鄙视稼穑的旧观念束缚，沉迷程朱理学的迂腐者颇多，而且大多数为科举仕进的利禄所笼络。然而，郑樵却能冲破旧藩篱，行核实之法，能深入实际生活中去，向劳动人民学习，表现出他超越一代宋儒的远见卓识。难怪他的《通志》能广搜博引，令人叹为巨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