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在北京长达两个多月的广场抗议中，首都公民在和平游行、集会时所表现出来的理性与克制在古今中外都是绝无仅有的。六四前后，外地曾经发生过几起焚烧商场的事件和哄抢事件，但在北京，人们所袭击的是武装到牙齿的杀人机器，没有一起针对平民的刑事犯罪，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戒严部队所犯下的全是危害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恶劣刑事罪行。
谁都知道，用石块和汽水瓶抗击重型坦克和冲锋鎗无异于鸡蛋碰石头，这种强弱对比之大已经大到可以改变正邪的性质。也就是说即便是声称为中国人争取自由、民主的大学生们用机枪、坦克对付用石块和棍棒前来镇压他们的戒严部队，我都会站在戒严部队一边，谴责这一持强凌弱的不义暴行。
事实证明，如果军民双方都用石块、棍棒，戒严部队根本就打不过学生和市民，这里还不是人数多寡的问题，而是勇气和信心的问题。北京市民认为正义站在他们一边，当然底气十足；戒严部队官兵则刚好相反，他们的心是虚的，因为他们清清楚楚地看到满大街都是义愤填膺的北京人，显然不是上级所说的“一小撮”，相比而言，他们才更像是“一小撮”。那一阵阵“人民万岁”的巨大呐喊声，我相信是个正常人都会受到强烈震撼的。
在八九民运中，北京人的素质高于全国其他城市，更是进京戒严的野战军和武警所无法相提并论的。他们中不仅有工人、大学生、个体户、机关干部、公司职员、退伍军人、学者，甚至还有无业游民。特别是在那个生死攸关、千钧一发的一刻，他们为良知而战，捍卫了中国人的尊严。但我必须强调一点，在这里所指的抗“暴徒”并不是指大多数的“误伤者”，或是仅仅站那里围观、喊口号、不让路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甚至也不是在长安街上那个拦住一队重型坦克的男青年，因为他实在算不得抗暴者，就连官方的宣传片都只是称他为歹徒，而不敢乱扣“暴徒”的帽子，以免贻笑大方，党的喉舌一点都不傻，他们很清楚，如果这都算暴徒，那人们就要想了，那晚被军队打死那么多“反革命暴徒”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这里指的“暴徒”是被当局称为“那一小撮”的抗暴者，他们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的英姿留在了纪录片中，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底。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电视镜头是一个北京青年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将一根长长的钢管插向飞驰的坦克，还有就是在愤怒的人群中一个怒砸军车的拎包老人。
人们普遍缺乏想像力导致了对六四的冷漠，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六四屠杀发生后，外地人没有北京人激愤，不在现场的北京人没有亲眼目睹军人暴行的北京人激愤。很多人包括不少北京本地人看到“暴徒”袭击军车、殴打军人都很不理解，怎么好好的一场和平静坐搞成这样了，但是目睹屠杀的人却不这么想，几乎人人同仇敌忾，没有不想跟“当兵的”拚命的。
人们就要问了，为什么一个个普通的北京老百姓一夜之间就成了暴徒。前一天学生还好好地静坐、集会，北京还是那么有秩序，那么平静，怎么一夜之间就发生了暴乱？
最应该具有理性精神和克制素质的政府和执法者丧失了最基本的理智和良知。不仅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早就抛在脑后，甚至变本加厉，将人性中的最丑恶的一面暴露无遗。
而所谓的“北京暴徒”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超越了所谓的“中国人民军队”：
一、“暴徒”比军队更克制。
不管官方声称“暴徒”如何地凶残，但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在官方正式公布的十五个共和国烈士名单中，没有任何一名军人是死于六月四日凌晨一点钟之前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军人是死在他们大规模向人群开枪扫射之前的，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军人死于驻守或是撤退时，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全都死于向天安门血腥进军的过程中，即法律界定的犯罪实施过程中，所以北京民众完全是见义勇为，在他们是作为镇压民主运动的帮凶被义愤填膺的民众打死的，即便是他们确实没有向示威民众开过枪，也不能说他们是完全无辜的。至于军人首先对本国学生和其他平民使用致命武器的反人类罪行，一路上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北京老百姓开枪，以国家恐怖主义威逼广场上的为国人争取民主权利的示威学生就范，显然再没有谁比他们更符合他们自己所定义的“反革命暴徒”的标准了！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北京的“暴徒”表现出了惊人的理性与克制。当戒严军人冲着人群和建筑物胡乱扫射的时候，甚至违反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国际法和国内法向红十字救护车开枪的时候，他们是不会顾忌到会误伤到谁的，但北京暴徒不仅没有刻意伤及无辜、趁火打劫，反而保护、救助包括戒严部队官兵在内的几乎所有伤者。按说任何一个进入北京城的军人都是有意无意地充当了帮凶的角色，在开枪令下达之后，并且确确实实打死了老百姓之后，谁又能保证他们什么时候不会兽性大发向老百姓、向住宅、伤铺开枪呢？因此出于保护广场学生和保护北京市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考虑，解除他们的武装，甚至向他们开枪还击都非常是必要的，即便因此误伤无辜军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绝大多数北京老百姓并没有这样做，他们的抵抗是见义勇为和实施正当防卫。
二、“暴徒”比军队更善良。
到目前为止，我只听说过，看到过受伤军人被民众抢救的事例，但从来没有听说过军人救助过示威民众和学生的事例。我倒是从纪录片上看见在天安门广场一带，一大群军人用棍棒追打几名孤立无援的市民；从照片上看到几个军人围殴一个手无寸铁的年轻人；还听说军人毒打被抓的群众和学生。六四后，我亲眼目睹一名与六个士兵发生冲突的男青年被他们开枪打死。
在官方正式出版的《戒严一日》一书中，一位中尉干事记录了这样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一些民众收集物件准备砸军车的时候，围观群众中居然有不少人高喊：“别拿太大的，要出人命的！”，见光说没用，几个学生模样的人和妇女竟然冲上前去抢一个年轻人手上的水泥方砖。而与此同时，早就荷枪实弹的清场主力已经开始向红十字救护车、向试图搬动尸体和伤员的老百姓开枪了，而他们显然是不会担心“出人命”的。（胡卫平·《京顺路一夜》）
当北京暴徒出来制止这一场政府针对学生的国家恐怖主义暴行的时候，他们全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站在正义与良知的一边。没有任何一个军人是在他们开枪杀人之前被“暴徒”打死的，没有任何一个军人是在缴械、被俘后死于“暴徒”之手的，更没有任何一个平民、医生被“暴徒”误伤至死的。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数手无寸铁的“暴徒”被俘之后普遍遭到毒打、虐待，甚至有被军人和武警殴打致死的个案，这在战场上都是违法反《海牙公约》、《日内瓦公约》的罪行却发生在一场杀害和平请愿同胞的镇压中。至于中国人民军队用装甲车和坦克上专打战斗机的高射机枪向血肉之躯扫射的创意，更是连国际法都没有想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一向被认为是最应该具有理性和克制力的人民政府和人民子弟兵在京城滥杀同胞时，整座北京城却没有发生过任何一起老百姓滥杀无辜军人的事件，许多学生和北京市民甚至还竭力保护受到攻击的军人免受伤害，真不知道这是源于国人根深蒂固的奴性还是真的出自于国人的善良。而在戒严部队方面，几乎没有任何一支部队真正、像样地保护过学生和市民，他们不是向民众开枪、扔砖石、棍敲棒击、发射催泪弹，便是嘲笑、欢呼、有极个别的戒严部队士兵甚至还向装载、运送伤员和死者的红十字救护车开枪。军人中表现得最好的情况也就是冷眼旁观。
三、“暴徒”比军队更守法。
整个北京民运期间，甚至是极度混乱的六月三日晚到六月四日白天，均未听说发生过一起“暴徒”抢劫商舖，侵犯老百姓的事件，他们的抗暴行动针对的全都是杀人机器，倒是一些军人对公共和民用设施开枪，甚至枪击运载受伤市民和军人红十字救护车（这就是在两国交战的战场上都是被严格禁止的）。而此时《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共有64条正文及两个附件，主要内容是：确认敌对双方伤病员在任何情况下应该无区别地予以人道待遇的原则；禁止对伤病员的生命和人身施加任何危害或暴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民军队都违反了。两个势均力敌的交战国之间的战争，更不用说对付手无寸铁的同胞了。这是国际法想都想不到的。在全国各地的骚乱中，西安和成都都出现过哄抢商店的情况，但在几十万人参与的抗暴行动中，北京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的事件，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在六四抗暴行动中，北京人所表现出来的公民意识之高，抗暴针对性之强，非常令人叹服。反倒是号称进城来保障首都市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戒严部队肆无忌惮地向住宅和商舖开枪，肆意打死打伤无辜老百姓，损害、破坏公私财物不计其数，所以反革命暴徒三个字应该加在他们身上才合适，就连当局都不得不承认北京暴徒针对的是他们所谓的“革命政府”，所以在暴徒前面加了个“反革命”的定语。北京“暴徒”完美地捍卫了人类的良知与正义。
四、“暴徒”比军队更团结。
六月三日当晚和六月四日白天，没有听说那个“暴徒”突然倒戈和戒严部队并肩战斗的，北京“暴徒”们不仅同仇敌忾，还患难与共。倒是军队方面，上至军委副主席赵紫阳、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下到一些下级官兵都以消极抗命或是“撂挑子”的方式反对邓小平当局镇压北京八九民运。
军民之间的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差距呢？很简单，因为那一刻北京暴徒与孔孟同在，良知和正义站在了北京暴徒的一边。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戒严部队的官兵天生就是多么地邪恶，而事实上他们中很多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里面的恶人只是极少数。但在6月3日深夜之后的数日内，他们确实都或积极或无奈地站到了“邪恶”的一边。六四是一场正邪之争，但邪终究是不能压正的。正如那一队重型坦克始终不敢压过那个站在它面前的那个年轻人一样，因为他们永远也压不过去。
尽管我们直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的确切姓名，但我仍要向六月五日站在巨型坦克面前的那位和平抗议者致敬，向六月七日从建国门外交公寓向行进中的戒严部队还以正义子弹的那位狙击手致敬，向那位试图将手中的钢管插向飞驰中的坦克的北京小伙子致敬。正是由于他们在那空前凶残的一刻做出了最正确、最伟大的抵抗，捍卫了中国人最后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