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鸡叫》里的地主周扒皮（请原谅这里用的是文学形象中的人，非为真实的地主周春富），为人尖酸刻薄，长于算计，点子多，是敛财能手。他的思想是用一切手段，收敛更多的钱财。为了驱赶长工早些出工干活，以榨取更多的血汗，不惜趴到鸡窝跟前，伸长脖子学鸡叫。周扒皮又是理财专家，有了钱就开展多种经营，办 “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事实上，这些都是暴发户的特色与本事。
周扒皮和暴发户有着贪婪的本性，他们用一切手段敛财，去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思维定式。可悲的是我国的政权，在治国上也用了这种思维模式。长期以来造成了‘囯富民穷’的局面。建囯后地主与长工的角色出现了华丽转身。农民土地已归集体所有，政权担当了地主东家的角色，人民公社社员充当了长工。征粮征钱的事，只要写到红头文件上，不怕完不成征交任务，不用玩半夜鸡叫的把戏了。在掠夺式的征交下，几千万大小长工与其家人就这样饿死了。
1971年春，少壮派军人草拟的《571工程纪要》那篇讨毛的檄文里，写着：“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在历数当年国内种种问题后，破天荒提出“用民富国强代替他（指毛——引者）‘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的口号。当然这句“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的口号，只是政治动员的一种手段。但‘国富’民穷毕竟是当年的真实写照。不但农民穷，所有老百姓都穷。
檄文公开近四十年了，祖龙已死了三十多年，‘国富民穷’的幽灵并沒有消散。现在怎么样？请读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警惕中国模式的“慢性病”》的文章。丁指出：“从1952年到2004年期间，中国民间私人消费的比重始终低于全球平均比重水平。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吸取财源所占的比重，在52年的长时期里，只有两年例外，其余的50年里统统高于全球平均比重水平。这项国际比较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什么叫作‘国富民穷’。”
丁接着又写道：“政府几十年里从国内生产总值大饼取走的那一块，不但大于世界平均水平，也大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朝鲜、古巴、越南、埃塞俄比亚等共11个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的“国富”格局，在强势体制群里属于最强势的一档。民间私人消费在人均GDP里所占的比重，不但始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民穷”的格局在同样制度群里也属于最低档次。……”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政权的敛财之狠，不仅在全球水平上是冒尖的，而且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里也是最强势的一档。政府部门算计的是怎样可以搜刮敛就更多的钱财。每年GDP增长百分之十或十几，政府财稅增长可以有百分之十几、二十几，甚至三十几。国富了，民穷了。国民创造的财富，不去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囯家财政象西游记里观音菩萨手上的魔瓶一样，把财富都吸走了。政府部门在敛财的伎俩上、狠劲上看来不逊于周扒皮。东家富得流油，长工穷得叮当，这就是周扒皮思维模式。
马克思说：“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资本家就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家就会践踏世间的一切，甚至不惜杀人。”所有的权力与资本，都有追逐利益与利润最大化的贪婪本性，只是在别的国家受到法律与各种社会力量的制衡，不得为所欲为。在中囯有‘中国特色’強势保驾，自然可以做到“在强势体制群里属于最强势的一档”了。
要说东家算计刻薄，还要举一例：1968年4月29日中华圣女林昭在上海被杀，次日上海公安去其家，要家属交五分钱的子弹费！这样刻薄残忍的算计，当然是为羞辱被杀家属，在伤痛的家人心头再洒上一把盐，达到自己快感最大化。笔者无从考证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后，刽子手是否到谭家收取过杀人壮胆酒钱和磨刀费。难道当局的算计比慈禧太后还精明！
东家财大气粗，对内对外自我陶醉自我张扬。东家的钱往哪里花？要说花钱的地方可真不少。要接济小兄弟，要挤压台湾花钱买承认，要举囯体制年年兴办穷奢极侈的‘大事’，要保证三公消费有财源，要不计成本的维稳投入，要为贪官污吏留出足夠的敛财空间，要搞大外宣做囯际广告，要花钱收买贿赂世界各地各界人氏的嘴巴，还要招引李敖之流无恥文人到CCTV为恶行唱赞歌……如此等等。
低购买力的城乡长工们生活如何？“房改把你的腰包掏空；教改将二老逼疯；医改是提前为你送终！”这就是‘囯富民穷’的优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