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多年不见的安徽水电学院老同事吴增栋问我：“您对怀远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肚子饿”。
作为大学教师的我，为什么会饿肚子？饿到什么程度？
可以这么说：从我1959年9月18日到怀远县安徽水利电力学院报到的第一天起，至1962年3月20日随学院搬迁到合肥市时为止，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内，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天天饿肚子。
先说主食。我的粮食定量开始是每月25.5斤。后来粮食越来越紧张，定量减为24斤，到1961年春天，安徽农村大量饿死人，我们有几个月定量中粮食只有15斤了，其余的以水草晒干后磨成的草面充数。所谓粮食，大米很少，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吃一次。怀远地处淮北平原，当地主要出产红薯和小麦，还有就是高梁、豇豆等杂粮。我们的粮食由当地供应，当地出产什么，供应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我到学校报到后的第一顿饭吃的是高梁面团子。以后连续几天都是吃这种团子。刚收下来的高梁，连壳磨成面，做成团子蒸了吃。这种团子，因为含有大量的外壳，非常粗糙，难于下咽。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大便拉不出来，肛门都挣得出血了，还是拉不出来，不得不用手去扣。我是贫苦出生，不是娇生惯养的人，但用手扣肛门的事，我是生平第一次。当时年轻，身体各部位器管都很正常。平时大便大概只需一二分钟就完事了。而吃这种团子却使我痛苦不堪。
吃了一段时间带壳高梁面团子后，接着就开始吃新鲜红薯。红薯甜甜的，味道好，体积大，吃了有饱腹感，但不禁饿，又由于定量限止，不允许多吃，很快肚子就饿了。而且连续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顿顿吃，吃到后来，吃得反胃，吐酸水。到冬天了，新鲜红薯吃完了，就换成天天吃红薯干。红薯干泡涨了，在锅上一蒸，就成了我们的主食。红薯干吃过一段时间后，就吃红薯干磨成面做的团子。这种团子，看起来黑呼呼的，吃起来倒是甜丝丝的。红薯面团子吃过几个月以后，有时就吃榨过油的豆饼。将整块的豆饼砸碎、泡涨，蒸笼上一蒸就成了。这种豆饼，很不干净，中间常常夹杂着豆夹、豆叶、草棍等杂物。有一次，水力学讲师张长高在教研组办公室说了一句：“在过去，我们那里豆饼是做肥料或者是喂猪的。”有人听见了，还向领导汇报，说这是污蔑社会主义。夏天，小麦收割了，我们也能吃几天白面馒头，但时间非常短。我不明白，淮北出产小麦为什么淮北人吃不到白面？
上面提到的1961年春天，我们开始吃水草面。学生们到池塘、河沟里捞来水草，在操场上晒干，然后磨成面，就成了我说的草面。草面特别轻，和面时飘在水面上，和红薯面等掺和不到一起，要用手反复把草面压到水里去，泡涨了，才能捏成团子。这种草面团子味苦，难闻，冲鼻子，粗糙，难于下咽。
主食品种是这样。副食又怎么样呢？天天吃煮白菜、煮萝卜，没有一点油星。鸡、鱼、肉、蛋等荤腥根本看不到。这样的饭菜，越吃肚子越空，不管吃什么东西，很快肚子就饿了。沈阳人称陈锡联为陈三两，因为陈锡联做沈阳军区司令员时，沈阳人食用油每人每月的定量是三两。而我们可能连一两都没有。
当时我二十五六岁，正是饭量大的时候，这一个月20多斤的杂粮，没有油水的饭菜，更本就吃不饱。一顿比鸡蛋大不了多少的两个（16两制二两一个）团子，两口就下肚了，吃到肚子里，一点感觉都没有。有时，真想再买一个团子吃吃，但考虑到饭票就那么多，现在吃超过了，到月底怎么办？因此，我不敢在食堂多停留，买了饭，立即就回宿舍去吃，眼不见，心不想。但是，当饥饿折磨的时候，人的意志力会变得很脆弱，我还是有好几次控制不住自已，第二次回到食堂去买。不仅如此，我还变得斤斤计较。每次去买饭，总觉得厨工拿给我的团子比旁边的要小，心里责怪厨工为什么拣小的给我？现在想来，这完全是心理作用，责怪厨工更是毫无道理。
为了把每粒粮食都吃到肚子里去，吃饭的碗总是括得干干净净的。有一次，教务处长谈松曦和我同桌吃饭，他把碗括干净后，把舌头伸出来把碗舔干净了，一边还解嘲地说：“我们家乡有舔碗的习惯。”我们职工食堂门口放了个木盆，里面盛了一盆井水（当时学校没有自来水），是供大家饭后洗碗用的。但每顿饭大家洗碗后，盆里的水还是清清亮亮的，不用换水，下一顿还可继续用。吃的既没有油水，碗又舔得这么干净，还有什么可以洗下来的呢？
我记得1960年春节时吃过一次肉，方方正正一块，大概有二两吧。早在春节前几天，食堂贴出布告，年三十晚上，每人供应大米饭6两（16两制），猪肉一份。这天终于到来了，我早早地到窗口排队了。只闻到一阵阵的肉香刺激着我的嗅觉神经，真好闻啊，好几个月没有闻到肉香了。轮到我的时候，厨工给我打上米饭。我一看，不是白米饭，是掺了一些豇豆的米饭。这也罢了，比平时吃的红薯团子好多了。然后厨工把一块红烧肉盛到我的米饭上。当他转身去给我盛蔬菜的时候，我已急不可待地把那块红烧肉用嘴一吸，一口吞了下去。人还没有从窗口转过身来，碗里的肉就没有了，光闻到肉香，连肉的味道也没有尝出来。
人饿急了，凡是能塞到嘴里的到东西，都向嘴里塞。有一次，我和一些同事一起到学校农场劳动锻炼，干挑粪、浇水、锄草等农活。饿着肚子，那里还挑得动？休息的时候，水力机械课老师胡令伯捉了一些蚂蚱，在火上一烤，就塞到嘴里，一边爵一边还说：“好吃，好吃。”于是，我们大家都去逮蚂蚱烤了吃。农场种了些蓖麻，蓖麻籽还没有成熟。我在晚上值班的时候，肚子饿极了，就将嫩蓖麻籽剥了吃。当时觉得不难吃，嫩嫩的，没有特别的味道。但是，到下半夜，我就开始肚子痛，不断地拉肚子，折腾了两三天才好转。
饿肚子的当然不止我一个，人人都饿，轻年人尤甚。有一次，我们教研组的青年教师姚知俭，到食堂买饭，偶然发现在盆底粘回来一张饭票。原来，买饭的时候，厨工随手把饭菜票放在窗台上，然后盛好饭菜，又把盆放在有饭菜票的窗台上。有一次，我们教研组青年教师姚知俭的盆底有些水，就把饭票粘回来了。这给他以启发。从此，他每次去买饭前，有意把盆底弄湿了，大多数时候都能粘回来几张饭菜票，他也可多吃一点。但是时间长了，被厨工发现了，就把这件事反映到河川系，河川系就要我们教研组开会批评他。姚知俭先作了检讨，交代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做的，共做了多少次等等。然后大家发言批评他。我自已肚子也是空空的，但也和大家一起批评了他。现在回想起来，一个大学教师，在长期饥饿下，做出这样的事，也是实出无奈。这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
教师的情况如此，学生又怎么样呢？学生的定量比我们多，每月35斤。但是，在没有荤腥、没有油水，成年累月吃红薯、杂粮，同样肚子饿。从1960年下半年，有的学生家里饿死了人，自已在学校又吃不饱，就开始逃亡。有的逃到黑龙江三江平原，有的逃到煤矿上去挖煤。学校（或许是学校的上级）觉得学生逃亡名声不好，因此派人到各处去找，从黑龙江找回几个，但大部分没有回来。
我大学毕业前称过，身高1.76米，体重128斤。1961年，我又称了称，体重只有105斤了。我的同事、俄语教师王宗爱曾经描述过我的形象：头尖、脖子长、肩膀窄，胳膊、 腿细长，象高脚鸬鹚一样，一阵风吹来，就要被吹走似的。
有人私下议论，过去革命斗争艰苦，有时也饿肚子，但是没有像现在这样长期饿肚子的。以前饿一二顿或饿一二天，等打下土豪，或者缴获敌人的给养，也能杀猪宰羊饱吃一顿。张剑鸣副院长曾在某种场合说：以前，大家回忆万里长征，回忆革命的光荣历程、艰苦的斗争精神，以后说不定大家要回忆现在这段饿肚子的历史了（大意如此，1963年批判他时有人揭发的）。50年后，我现在来回忆这段经历，不幸被张剑鸣副院长言中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些有城市户口的人，每月还能供应一定量的粮食，肚子虽饿，我们终究活下来了。那些农民就没有像我们这样运幸了，他们只有一条路，就是饿死。我当然不知道全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但是，我亲眼看到饿死的人倒在怀远到蚌埠的公路边上，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