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预期比通胀本身更可怕”，温总理近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直播间的这句话，让我们想起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说的“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不同时代，不同国度，面临着不同的经济困难，这两句话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鼓舞了民众的信心。
如果说1933年罗斯福面临的是社会上钞票的急剧减少引发的经济萧条，那么我们现在面对的是钞票的快速增加而带来的通货膨胀。上述的两句话都是从心理层面给民众打气，如果更具体一点分析，我们觉得最关键的可能不是恐惧或预期，甚至不是整个社会的钱是少了还是多了，而是少了的时候，是哪些人的钱少了，多了的时候，又是哪些人的钱多了。
钞票只是财富占有的一个凭证，物价问题说到底还是财富份额的分配问题。民间的牢骚曰：“物价长头发，工资长眉毛”，所以最可怕的不是物价本身，而是大部分人的收入赶不上物价，使他们在社会财富中的占有比例迅速下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民红包显得尤为重要，哪怕全民发红包对通胀有着推动的一面，但是这种推动事实上成为对民生压力的一种缓冲，一种对通胀恶果的消化。
从2008年1月上海市政协委员邢普建议给全民发千元红包开始，“全民红包”这概念慢慢地进入国人的视野。2008年底，在金融危机面前，“欧元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向中国政府建言发放全民消费券，其实也是另一种“全民红包”。当时对“全民红包”最大的担心是增加货币发行引发通货膨胀。但是当中央决定投入4万亿促进消费应对危机的同时，“全民红包”的声音再起，你既然要投钱了，也就是说肯定要产生货币贬值了，何不直接的让利于民？
全民红包在国外有不少先例，其实在中国更为必要。因为我们造福于民的工程每多一个环节，腐败就多一份机会，甚至使政策产生相反的效果。而“全民红包”是中间环节最少、最简捷的财富调节方式，它直接摊平富人和穷人的财富份额，让两者的占有比例缩小。不要小看“简捷”两个字，在当下中国，“简捷”所意味的中间环节和寻租环节的减少，对政策的成败是生死攸关的。“简捷”这两个字，完全值得让我们把钱毫无分别地发给每个公民，包括富人，而不是经过某些人的筛选后只发放给他们指定的“穷人”。
必须重复的是，我们怕的不是通胀，而是通胀引起中低收入者的生活困难。既然各种利益集团主导的上一轮货币投入引发了目前的通胀压力，既然我们的通胀包括对房价的控制并不理想，那么与其筑堤以防通胀，何不迁民于高地，让他们手中握有更多的货币以应对通胀？
正确的决策未必就一定要是繁复的决策，经济学上的各种因素的相互抵消是计算不完的，但是“全民红包”在经济衰退时可以刺激经济，在通胀来临时可以保护民众，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说它可能助推通胀，而不适合在现在推行，那我们纳闷的是，为什么当时在金融危机面前不推行，为什么在四万亿投入的时候也不推行，让利于民难道真的那么困难吗？如果说实施这一政策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如果说确实会有负面效果，那在一系列政策效果相当有限的情况下，在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民生继续艰辛的背景下，尤其是在岁末年初的当下，“全民红包”至少仍然是个值得考虑的次优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