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秦国前230年到前221年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唯物史观魔眼看出了与铁工具生产力相适应的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地主阶级，孙悟空翻跟头似地灭了六国，创建了皇帝代表地主阶级统治农民阶级的秦朝，再一个腐败导致农民革命的跟头又没了，很辩证吧？却说不清楚比中国早用铁农具几百年的希腊，前338 年马其顿国王腓力用武力统一了，为何还实行奴隶制度，不代表地主阶级？更无法说明白前334 年到前323年，亚历山大帝国为什么昙花一现就分成四个（后来三个），为什么希腊化文明之后出现的罗马帝国还要亲吻奴隶制？
慧眼看希腊化文明一说一个明白：为罗马帝国创建和推广基督教铺路搭桥。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驾崩开始，一直到前30年，屋大维合并埃及托勒密王朝入罗马建立行省，共300多年时间，代表着城邦公民文化的希腊皇帝，在几个分而治之的地区共同传播城邦文明至东方帝国，希腊语跟当今英语似地成了“世界语言”。亚历山大帝国是西方君主专制时代的开始，奴隶•公民制的西方希腊文明与君主•贵族制的东方波斯、埃及和犹太文明，形成以希腊神话、戏剧、哲学为基础的多种族、民族、地区的多元化特征。在希腊化的300多年中，琐罗亚斯德教、太阳神信仰、《圣经》在希腊语解释和翻译中渗入了公民的竞争、契约精神。极端蔑视奴隶和女人的希腊受东方宗教影响，允许奴隶与女性参与社会和文艺活动。尤其妇女，有较高地位：可以订立婚约，独立成为自己的代言人等。
希腊化时代的文明显现颓势：王权世袭承传制度和公民自我封闭大脑，使中脑吟诗和演戏的人与小脑跳舞和习武的人日益增多。依据哲学定义就可以演绎地推出政治学、伦理学的哲人没了。思想穷人比比皆是。古典的理性精神和美德诉求每况愈下。人们开始转向个人的安身立命，哲学逐渐生活化、个人化和伦理化。
犬儒、宿命、快乐、怀疑四大主义成了希腊化时期的哲学思潮：犬儒者生活如犬，活在城里节制欲望，一无所求；斯多噶学人认为一切都由神的逻辑规定好了，命中没有莫强求，求得的是痛苦，幸福是按照人的德性和理性过的自然生活；伊壁鸠鲁者回避政治，做消极公民，学习女人以快感为真假、善恶的标准；怀疑主义者取消思考，认为人应当像船上的猪，静观风浪摇船，以求“灵魂的安宁”。
这就迎来了历史安排的罗马帝国，公民法将希腊化的四个帝国合而为一。罗马帝国全盘接受了希腊化的科学。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纯粹以演绎分析的证明方式写成，其系统性、条理性的公理化的求证方式一直被今天学术界沿袭。阿基米得发现的杠杆定律、浮力定律，是亚里士多德逻辑思考训练出的力学思维。阿里斯塔克运用逻辑推理推出日心说理论。罗马帝国时代的托勒密结合亚里士多德哲学论述的地心说跟古代天文学观察，写成《天文学大成》的古代科学经典。
希腊化文明具有关注金钱、宴会和爱情的“世俗化”和“自我意识”的特色，人虽然活在世界帝国里，却没有今日美国人这样的积极奔放。公民理性消极颓丧，精神状态消极，为国家战斗的宗教失去活力，大众更信奉个人心灵需求的宗教。罗马帝国接受了东地中海与西亚地区各民族的信仰，罗马万神殿中的多神阻止不了公民腐败淫乱。个人心灵需求救世主的救赎。基督教由此而广传成为世界宗教。
慧眼看希腊化文明，就是为罗马帝国统一整个地中海区域的欧亚非地区，以推广基督教开辟道路。参看希腊化的历史安排，秦灭六国的历史安排水晶般透明：为西汉统一中华神州的黄河、长江两岸大地推广儒家礼教修养文化开辟道路。希腊化时期300年，跟战国中晚期与秦朝、西汉时期300年同期，却不同调。
希腊化的塞琉古（吕西马库斯）、卡桑德、托勒密王朝，统治着地中海周边亚、欧、非洲不同的民族，少数希腊人管理着多数东方人，例如犹太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埃及人等，对他们实行公民制和奴隶制统治，比较灵活地运用“正义”概念制定公法，平民有选举等“人权”，跟贵族一样。中国西周联邦制姓氏宗族社会在东周转变成为姓名宗族社会。战国七雄统治的炎黄子孙，是姜姓与姬姓衍生出来的“百姓”贵族（卿大夫）具体地以西周初年制定的礼制管理着庶人，是奴隶制幼小，而君主制、贵族制、庶民制高大的宗族社会，轨迹全然不同。
希腊化文明来自金星、火星、水星，是欧、亚、非三洲多元化的世界，希腊语是“世界语言”，各民族有不同的历史渊源和神话宗教，稍不留神就分裂。战国七雄及秦汉文明来自土星，是华夏神州或中华黄土地上的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之七国史官都记载着共同的历史渊源——三皇五帝和三代两周，都是华夏亲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不同血管里流淌着同样的血：炎帝和黄帝。
希腊化文明是公民的理性颓势，公民PK受限制，卑贱的心理抬头：不让我骂你，我就啥也不说。战国七国，文化先进如魏国、齐国，落后如楚国、秦国，都没人理会哲学，但百家诸子都不乏自己的哲理，没人愿意头脑和嘴巴闲着。魏国张仪不为魏惠王所用，就投奔楚国相国，曾被怀疑因为贫穷偷了和氏璧玉，被打得半死，妻子为之游说诸侯受此羞辱而悲愤，张仪安慰妻子说：“舌在足矣。”
中国学子这时候，普遍没有希腊化时期的犬儒、宿命、快乐、怀疑思潮，虽然都没有“公民”和“正义”这个概念，除庄子等少数人之外大都不回避政治，没有消极或女人意识。无论男女老少，真假、善恶的标准还是非常分明的，善于积极思考，努力学习辩论，没有今日共工中国人甘于做行尸走肉的“猪狗”意识。《周易》《管子》《黄帝内经》都表达类似的观念：人是天地阴阳之精气的合成。
希腊化时代的君王安于守土享乐，智者如欧几里得、阿基米德、阿里斯塔克沉醉于几何公理、力学定律、日心说理论的推理论证，普通公民或荒淫或等待救赎。战国华夏男儿却志在天下。吴起生在卫国，为展才华报效楚国。白起生在楚国公族被闲置，敢助秦国攻克楚国都城，敢烧祖庙。这时候没有谁被骂为卖国贼。士大夫没有公民概念，却几乎都有罗马公民的豪情，为心有天下的君王谋取天下。张仪贫穷，也喜欢金钱、宴会，却没有对爱情的世俗化的迷恋。无论卿大夫、士大夫，还是诸侯国王，战国时代的华夏人都没有希腊公民等待救赎的宗教悲情。
战国诸子大都意气风发地以各自习得的“家术”指点君王强国或卫国，纵横家最为明显。惟有儒家、墨家和法家积极推行统一之道。但儒家王道仁政之孔孟文化，志在得民心图长治久安，于结束当前激烈的战争不见效益。战国墨家和法家其实都出自儒家旁门。墨家兼爱、非攻、尚贤等和平之道术，着眼城市“工”阶层，对于华夏族人靠土地富贵和生存的贵族和庶民，显然过于理想化，墨者辩士和侠客更合适转世去罗马于公民大会中雄辩或两、三百年之后缔造帝国和平。法家李悝、商鞅、韩非子、李斯等，其实都精通儒术，却因为务实而从儒家礼法统治术中抽出“法”来解决让国家君权和军力快速强大，以求灭六国而兼并天下。
从李悝到李斯，法家变法从魏国到秦国，确有富国强兵的奇效，实践的结果就是国家君权和军力迅速增强。秦国变法比魏国晚几十年，却从商鞅持续到李斯约150年，宛如一人持之以恒，真切确实地使秦国强大灭六国建立起统一的秦朝。然而秦朝却因此无法再回到儒术治国道路上，犹如今日中共无法回头改邪归正。
这正是特别的历史安排，犹如安排西方希腊化时代为罗马帝国创建和基督教传播一样，秦国施法家之术彻底和速强，则是为汉朝创建准备的政治嫁衣。秦国兵征天下立朝代周之后，打天下理应向治天下转型，太子扶苏和大将蒙恬也正是秦朝走向仁政礼治的人物。但匈奴在北方的压力，导致扶苏和蒙恬都被派去守长城结果被害掉性命，以致秦朝只能在秦国的严刑峻法的霸道上走到底，结果就是短暂的15年暴政就退场。秦灭六国结束诸侯战争，废贵族土地制是得民心的，符合《周易•乾卦•九五》的天道：“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也就是说是天象。
问题在于嬴政刚愎自用，自以为“功高三皇，德高五帝”，自称始皇帝，规定皇帝自称朕，命令改为制诏，以势压人；建阿房宫豪华享受，求长生不老之药，以权享受，走上韩非子“法术势”的邪道。故而秦朝“亢龙有悔，盈不可久”。秦朝被不到三年而迅雷不及掩耳的民变“雷倒”。之后又是四年楚汉战争，项羽挟军功随心所欲地分封了19个诸侯，居然以王封帝还杀帝，刘邦汇聚各方诸侯讨伐项羽的猴子似的翻云覆雨。项羽给刘邦的苦头够了，历史安排了前202年，刘邦、韩信、彭越围项羽在垓下，以四面楚歌之计谋摧垮了项羽的称霸意志而自杀。
改朝换代在中国从来都被视为天意安排。刘邦就这样取代秦朝建立汉朝。五帝时代，黄帝、颛琐、喾、尧、舜，以姓氏部族为侯国，以华夏族范围为天下，制男女、父子、长幼、朋友、君臣之礼，和为贵。夏、商、周三代以礼法治天下，君主民权制逐渐转型为封建制。春秋战国500年过渡，因暴力弱而失去禅让礼制的嬴伯益天下，由嬴政以严刑峻法、无敌军功夺回而创建秦朝，却是汉朝的工兵。
秦汉中国是皇帝集权管理庶民家人私有制社会的初期，历史安排呈现皇帝和官僚治国必须为民的经验。秦朝违背而速亡，汉朝遵循而长治。这只是个表象。
历史真相是秦朝要西移罗马，将君权法制在公民社会的罗马建成。汉朝则是接续秦朝的君权法制楼盘，以短期黄老政治、长久儒家礼教的方式，避免秦朝暴政，完成中华皇帝政府的楼宇。民心思定的时期，萧规曹随，休养生息。边患须平的时期，保家卫国，拓展天下。西汉武帝时期，采纳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建议，创建儒家礼教文官政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让诸子百家回归民间。这使儒家礼教由两汉承传两千年直到明清，成为华夏家人的汉族文魂。历史安排姓名宗族社会之上的君主集权制逐渐选择了儒家礼教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