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
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瞿秋白传》中写道：“瞿秋白的故事，在某些方面颇有点近似‘浮士德与魔鬼’的故事，瞿秋白，本是个善良的知识份子，只因为要满足个人的某种欲望，被魔鬼知道了，于是魔鬼就要他交出了自己的灵魂。”
瞿秋白（1899～1935）是继中共第一批领导人陈独秀之后的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1935年5月17日至22日，他在临终前完成了《多余的话》的自我告白：当中共领袖是“历史的误会”。这“最后的最坦白的话”，表明了瞿秋白公开脱共的立场，他从魔鬼手中夺回了自己的灵魂。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被称为“惊世骇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篇“供批判用”的文章被称为“瞿秋白叛党宣言书（自白书）”。
当中共领袖是“历史的误会”
瞿秋白在“代序”中说：“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瞿秋白说，他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
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是“更重要的误会”
瞿秋白在“我与马克思主义”章节中坦言：“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份：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份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
“……而我的那点知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甚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瞿秋白称自己的人生是一出“滑稽剧”。他在最后的“告别”中写道：“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一个平心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地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地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司马璐：慎重选择自己的道路
在史学家司马璐的笔下，瞿秋白的人生不是“一出滑稽剧”，而是一个“大悲剧”。
司马璐在《瞿秋白传》中说，瞿秋白走了一生冤枉的路，他的最大的悲哀是：他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人，他的党要他同自由主义作战；他是一个具有人情味和温情主义气质的人，他的党要他同这些非布尔甚维克的意识作战；他是一个竭力想做君子的人，然而，他的党，一个极权主义的党，在政治上是只问立场，不问是非的；为了党的利益，任何肮脏的手段，都是被认为合理的；那些当面称“亲爱的同志”，背地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排挤摩擦，过河拆桥，在党内，在同志间是习以为常的；这个党，人与人之间，同志与同志之间，只讲政治利害与利用，一个“职业革命家”，必须冷酷地，无情地扼杀自己的人格与个性。瞿秋白偏偏是个重感情、重道义的人……
司马璐写道：“瞿秋白最后的觉醒，虽然来不及挽救他的生命。但是，他的一生的故事，他在临死前所说的一些极其沉痛的忏语，对于当代中国知识份子，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知识份子，慎重选择自己的道路，极有意义。中国的左翼青年们，瞿秋白的故事，在很多方面，不正是你自己的影子﹖”
在《瞿秋白传》的结语中，司马璐发出呐喊：“希望这样的悲剧，在历史上不再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