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龙岗区委书记余伟良涉嫌违纪被免职。
网上有传言说，余伟良涉嫌向许宗衡“买官”。(网络图片)
中国官方《法制日报》刊登文章，讨论目前中国的官场“集体腐败”等问题。文章表示，最近十多年来，中国查处的很多贪腐个案，往往都揪出多名贪官，显示集体腐败已经成为中国反贪腐的难点。就此，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邀请美国南卡罗拉纳州管理学教授谢田和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现居美国的孙延军教授讨论中国官场为什么会出现集体腐败的严重问题
记者：“《法制日报》登了一篇文章，它是说集体腐败成了反贪难点。里面谈到一个案例是湖南省耒阳市有一个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770多名干部职工其中有超过100人涉嫌贪污受贿。《法制日报》就发出这种感叹说现在集体腐败成了反贪的难点。先请谢教授讲一下您听到这样的消息，您觉得意外吗？”
谢田教授：“不吃惊，因为前不久好像刚刚发生一件的事情，不记得是哪个单位了，书记和总经理互相揭发。”
记者：“您说的那个是天津市地铁公司。”
谢田：“实际上出现两个人互相揭发，结果两个人都进监狱去了。更早一点，我们也听说过就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到中国的海关去工作，他哪怕是想洁身自好，不接受贿赂，他发现不行，其他所有的人都是接受的。他就没法呆在那里。所以，中国的这个制度已经可以把一个好人变成坏人。共产党的喉舌也好，机关也好，以这个方式委婉地把这个提出来。这样的提法和措施本身也说明了对这个的体制腐败的无奈。”
记者：“那孙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集体腐败的问题？”
孙延军教授：“集体腐败我想在中国这种政治体制下，它是一种必然现象。因为这个社会既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又没有合理的完备的法律制度，政府官员从信仰上也崩溃了，已经完全丧失了他的执政理想。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不腐败或者是不集体腐败反倒是不正常的。刚才谢教授讲的那个说一个人在这种体制下，假如他不腐败就很难生存下去。事实也是这样。我们都熟悉中国历史，中国过去任何的一个封建王朝走到它命运的终点的时候，就是它要崩溃的终点的时候必须都是整个官僚体制全部腐败，中国现在这种情况下，他有类似的一面。当然问题更严重，我认为更准确一点，应该是中国现在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完全腐败了。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深层的问题。”
记者：“我记得以前何清涟也提出来过现在中国的政府已经堕落成一种自利型的政治集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谢教授，您觉得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讲，它能采取什么措施，能够杜绝这种集体腐败的这种蔓延呢？”
谢田：“这有一个说法就是不铲除腐败要亡国，铲除腐败要亡党。我想这已经在五、六年前，七、八年前就有人提出这一点了，那个时候趋势就已经非常明显了。现在有些老百姓还在寄希望于也许有一个上层的中共官员，最上层的他是比较清廉的。还是有些清官的。现在看来，从中共的总书记到总理，这些裙带子弟，他的家族人实际上都在利用他的权力捞钱，所以这个是完全彻底百分之百地是集体的腐败。刚才孙教授提到的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说王朝的末年都是有这种全面的腐败。”
记者：“那孙教授，您觉得这个集体腐败，它是怎么形成的？是有一个人腐败大家都学他，还是说他必须是一起合作才能腐败下去呢？这两方面的因素应该都有。当一个人上层腐败尝到了好处之后，它就有可能带动下面的人。如果一个人单独去腐败的话，他实际上得手的机会也不多。另外，大家都是人都有相等的智商，这块儿蛋糕放在这儿，谁拿了多少份，前后左右的人都知道。这些人一定要都捞一点好处他才干。否则就容易出事儿。如果是相关人员都捞到好处了，这个蛋糕大家分了，那就不容易出事。”
记者：“所以刚刚谢教授讲那个天津地铁公司的党委书记和总经理就是可能蛋糕没分均，然后相互检举，结果两个人都被一起判刑。”
孙延军教授：“这样的事儿应该是很多的，就说既是合作，又互相斗争的关系。这就是这种专制政体下应该说都有这样一个传统。”
谢田：“我想加一点，中共实际上也历来用这个作为一种巩固它政权的手法，我记得当年林彪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中共官方的消息揭露说所谓他们的腐败生活，有理由更相信这些政治上还没被打倒，没有被互相轻易打倒的人，他们实际上的腐败更大一点。”
记者：“中国老百姓或者我们的听众也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说中国也有很多监督的机制。纪检委、监察局、反贪局，为什么不能发挥应该发挥的效果呢，孙教授？”
孙延军教授：“关键问题就是谈监督机制本身没有实质的权力去监督指的一把手，不是说分权制衡的这么样一种制度，它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说它不仅不去监督，反倒是像这个反贪局、纪检委反倒会容易成为贪污腐败的重灾区。”
谢田：“我想这个实际上是点到这个点子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