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之前，在我的故乡温州雁荡山一带活跃着一支中共的武装游击队，叫做“三五支队”，其中有个小队长徐成坤，仙溪花坦村人，他的家就是游击队的一个据点，一次，游击的负责人正在他家开会，被国民党士兵包围，是他手持双枪，领着大家杀出重围。他身高一米八几，胆大腿长，奔走如风，打仗总是冲在最前面。在官府眼中，他是 “悍匪”，在游击队里，他是猛士，战争年代真的是威震一方。
然而，等到胜利来临，论功行赏，分享胜利果实时，勇敢正直、胸无城府、更不会拉帮结派的他却被淘汰出局。村里那些平时躲在后面、不大露面的隐蔽人物，眼看着形势大变，江山易主，一个个纷纷跳到前台，给曾经出生入死的他罗织罪名，指控他和一个地主合伙做过木材生意，“阶级立场有问题”。更严重的是诬其与发生在附近地方的一桩杀害土改干部血案有染。他猝不及防，被缴了枪，靠了边站。从区、乡到村各级新政权诞生，权力分配完毕，常住他家的地下党负责人仇雪清当上了首任县长。卸磨杀驴，打天下时冲锋陷阵的坤叔从此赋闲在家，无所事事，还给邻家小孩做起了木头冲锋枪。
这个小孩叫徐汝舜，如果不是他年近古稀时写出大半生的回忆，我还不知道故乡有过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坤叔以后的命运遭遇更是每况愈下，成了“反革命”、“通缉犯”，多年逃亡他乡，有家归不得。坤婶，一个坚强的女性默默挑起这个家的全部重担。一九四九年以前，
丈夫参加“三五”，家里的农活没人干，还要整日担惊受怕。等到中共掌政，丈夫又成了“反革命”，可是她毫无怨言，愣是把三个孩子拉扯大，47岁就活活累死了。一九六七年，坤叔在多年的劳教、苦役之后终于回到家里时，他的妻子已离开人世。那些当年合伙诬陷坤叔、逼他出走的人做了村长之后，利用职权胡作非为，或仗势欺人，夺人妻子，或当众调戏妇女，或带头聚众赌博，村里的光景不如国民党统治时代，所谓革命只是一些人夺权的工具而已。坤叔看着眼前的一切，陷入了沉默之中。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当年常住他家的“三五支队”负责人，虽当上首任县长，以后也长期遭受冷遇，被掌权的“南下干部”视为“宗派主义小山头骨干”，靠边站。
《坤叔的传奇》让我再次看到所谓的革命在基层的真实演变，革命吞噬自己孩子，正直、善良的革命者在革命阵营里难有存身之地。也是在这个村庄，“文革”之初，发生过一个特大反革命组织“浙南工农学会”案，涉及二省六县五十多个公社，仅当地就牵连了一百多人，许多干部、教师以及无辜农民蒙受不白之冤，“花坦” 这个浙南的小山村因此闻名全国，在县城工作的徐汝舜也被卷入。历时数年，派出几十个外调人员，走遍全国各地，才终于查清此案，原来子虚乌有，是个假案。他还亲身遭遇过另外一个所谓的“偷听敌台”假案，饱受折磨。
徐汝舜富有美术的天分，1959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附属中学，在校期间深受老师的赏识，在之后漫长的时光里，他只能在一个小县城画宣传画，他的艺术才华被夭折，晚年反思，回顾自己经历的人生曲折，他看清了这个时代，写下一部回忆录《“水面风波鱼不知”——往事断忆》。他在自序中说：
“我的人生历经二十世纪中国极度匮乏、专制的前三十年，即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亲身经历反右、反右倾、公社化、大跃进、大饥荒、四清运动、十年浩劫及苏联解体、东欧转型等国内外重大历史事件，可谓跌宕起伏、惊心动魂！
我家从建国初期，由于出身贫农、苦大仇深，一度成为执政党依靠的对象。母亲在土改时成为村里 ‘妇女积极分子’、村干部、县市劳模。少年时的我，成了校少先队中队长、学校重点培养的入团（共青团）对象，却慢慢沦落为体制的边缘人，‘文革’中更因假案被贬为二等公民，在疾病、贫困与恐惧中度过大半生。”
每个普通中国人都是历史的见证者，这个在血泊中浮起的政权，诚然是一轮又一轮循环的王朝中最新的一轮，但它比以往的王朝统治更严酷、更严密、更具欺骗性，它有一整套诱人的意识形态话语，在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中将整个民族翻烙饼，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民众普遍失去了安全感，我们的生活随时可能被中断。权力凌驾在全社会之上，为非作歹，任意妄为，人性之恶被发展到极致。这一切远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埋下了伏笔，在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时，在三十年代江西大杀AB团时。到一九四九来临，参与打天下的壮士坤叔遭遇如此，贫农子弟徐汝舜的遭遇也是如此，如果说他撞上“浙南工农学会”假案，因为他曾收留假案当事人之一徐汝永住过一夜，而被指控“包庇反革命份子”，还可以理解，那么，他陷入“偷听敌台”假案，则完全因为同学蒋遵义受隔离审查时不顾事实，无限上纲而被殃及。四十多年后，回首往事，他分析这位同学当时的心态：“与其让我一个人淹死，还不如拉上几个陪葬的。所以按那时的意识形态，尽力挖掘反动元素，然后无限上纲……” 从中可见人性的扭曲，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哪怕同学、朋友、邻居甚至亲人为求自保，都可能做出这样可怕的事情。
可悲的是这一页并没有随着“文革”的过去而完全翻过去，在一九八九的大劫难中，我们同样看到了种种人性的丑恶，野夫在《江上的母亲》书中将今日之名作家熊召政当年的所作所为一一袒呈在阳光之下。要想过上安全而有尊严的生活，必须有制度的保障，我想起来美国《独立宣言》中的那句话：“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这是千古不易的文明准则。而我们遭遇的恰恰与此相反，从暴力中得来的政权迄今未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其合法性只能通过暴力来维持。
徐汝舜是我的远房表兄，小时候在我舅舅家常看到他带来的电影海报，知道他会画画，在县城电影院工作，是当地人眼中所羡慕的吃皇粮的。大约初三毕业的那年暑假，我姐姐曾带我到他家看《少林寺》的电影，忘记了是否住过一夜。那时我还小，和表兄年龄相距太大，没有什么交流，对他的人生经历更是一无所知。直到这次春节回故乡，看了他的回忆文字，对他有了一些了解。学画出身的他喜欢清代画僧虚谷的作品，在他家的一本画册上，我看到过虚谷的一幅画，画面上只有一条鱼，淡淡的笔墨勾出，题诗“水面风波鱼不知”。中国二十世纪的一次次浩劫、一场场风波，鱼不知，人岂能不知？这一切真的都过去了吗？过去了，又没有过去。与四十年、三十年前相比，中国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包括国人权利意识的提升，对于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的认识，对于普世价值的认同，但是在制度层面，我们仍然处于一个前现代社会。“反右”、“文革”、“**”……这些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历史劫难都是不可公开言说的禁区。在所有公开的官方叙事中，这六十多年尤其是三十多年真的是一派和谐，天朝大国在过滤、遮蔽了所有的敏感词之后如同孔雀一样向世界展现自己美丽的盛世羽毛。唯有私人记录可以揭开它丑陋的屁股。每个普通的公民都是历史的见证人，都有责任把自己亲身经历的苦难、荒诞记录下来。因为种种原因，徐汝舜虽然在艺术上没有取得什么大成就，但有他的这本回忆录为证，他这一辈子就没有白活。
2010年4月10日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