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这是我即将出版的《古蜀之肺：大慈寺传》一书中的一节，现据原始档案先行整理出来以飨读者。2010年11月25日于成都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学习常年累月，层出不穷，花样之繁多，难以缕述。大抵1949年至1978年是寺僧参加各种学习、开会最频繁的年代，念经修行反而成了余事。现将手中掌握的部分材料陈述出来，以便大家略窥一斑。未能在正文标示的学习文件及时间，我将在《大慈寺年表》里有所体现，以便将来编辑大慈寺寺志，能够据实采入。从保留下来的开会及学习材料看，与大慈寺有关的学习、开会，1958年共15次，看展览3次；1959年共20次；1960 年17次；1963年5次；1965年5次，参观1次。
1959年10月26日以永建个人的名义曾写过一页《大慈寺学习简报》，其中主要是说工作忙，只是每周二、五晚七点至九点回寺学习。参加学习的有宏畅、维钧、清修、大朗、真观、洪青、寂心、永建。隆云有时到有时未到，演如在组织上学习，园果有病未参加，圣钦老和尚未参加。学习文件主要是周恩来的伟大十年和李大章省长的讲话。“因为讨论时除宏畅师、真观师谈一点，其余年老的没有记忆力，故对于文件上全国同我省在五八年大跃进增产数都记不得，只有及时多讲多读关于建设同节约增产（的内容），基本上都能以新旧对比来分系（析）确切（实）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党和毛主席英明的领导下把鬼都变成人。种种伟大成绩，是有目皆见的。……我们现在能记录的人都没有，我本人现在眼睛更坏，晚上读报都感困难。眼下都不如去年了，在领导学习上是很惭愧的，谨此具实呈报。”
1962年11月23日的《成都市佛教协会诸山学习简报》之开篇就说：“我会在11月23日上午召集文殊院、大慈寺及诸山小庙僧尼及部分居士（我会理事）听了宽霖副会长关于全国、全省和全市佛教代表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计到人数46人。……在讨论中又由福田秘书长反复将报告的精神和古巴问题、中印边界问题作了一些个人发言。”如大慈寺永建说古巴从1957年生产就搞得好，700万人一条心。说到三面红旗和人民公社，永建则说，要不是有人民公社，我们就不能这样享受。古话说：“灾荒之后，必有凶年”，而我们遭受三年自然灾害，能有这样的好，就是因为党的方针正确。对于党的宗教政策，永建又说，在未解放前，党的宗教政策就是贯彻执行的，为了一部藏经，还牺牲几位战士。
这样的传达和学习，自然会进一步落实到每个寺庙，大慈寺也不例外。1962年12月8日就出有《大慈寺学习讨论简报》。谈到国外，大慈寺简报说： “十月二十日我军略一还击，仅几个钟头打得印军落花流水，取回据点四十余处，事实俱在，万众周知。”至于说到国内，则是大谈三面红旗的光辉，“虽然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是我国百年所未有的，但我们有了三面红旗的伟大，战胜了自然灾害。广大群众还是穿暖、吃饱，要是旧社会，早已哀鸿遍野，流离失所了，这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
至于说到许多寺庙特别是一些小寺庙想重修，有些还俗的僧人想重新回来，大慈寺简报则明确说道：“有个别妙想天开的、梦想恢复小庙，并（让）解放前离开寺庙的出家人回到庙内。这种思想，我们看来是大大错误的。……旧社会劳动人民修建的庙宇，现在或修仓库、或办学校，都是群众所需要的，就应该归还群众。我记约54年现代佛学登载过这样一段话，虚云老法师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时提的意见，要求政府只能够重点培修，一般的应该收为公用。因为我们正在建设的时候需要房屋，他老人家的建议我以为是合法的、是正确的。出家人不能（不）遵守规章制度，见意（异）思迁，还算得忠实的佛教徒吗？”
联系到上下文语意，以及简报最后的署名：“大慈寺永建同全体仅（谨）呈”，简报的口气应该是以永建主持的口气所写，特别是在谈及宗教自由时，永建法师再次引用了他在市佛教协会上有同样意思的发言：“宗教信仰自由，我正确的认识到，始终是贯彻了的。如解放前山西赵城为了一部藏经牺牲八位解放军战士。解放后，名山大刹的修复，用了国家很大的款项。再如我寺及文殊院、昭觉寺，党和政府都用了巨款培修，一洗旧社会寺观作军营、花木做柴薪的惨相。”简报的最后部分“今后的任务”自然是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听党的话之类的口号。
政治学习在彼时是大家都不敢马虎的事，原则上所有的寺僧都必须参加。尽管参加，也不是所有人都爱发言，有时甚至还不去，比如大慈寺园果、隆云就曾多次不去学习，被监院永建等人批评为死不进步、懒于学习。大抵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1960年2月6日，园果还与永建大吵大闹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