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将投资50亿元建设覆盖全市的视频监控系统，从而为公共安全管理、城市管理、灾难事故预警等活动提供支撑。评论人士表示，视频监控系统的运作应以努力保障居民的人权为前提。
官方媒体称，建立多达50万个监控点的视频监控系统是“‘平安重庆’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把“唱红歌”搞成一个运动方面，重庆在全国是领先的，但它并不是在全国率先建立视频监控系统的。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说：
“根据我的经历和我的研究，首先我可以肯定的就是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些大都市对主要的街道和主要的公共空间和人群聚集场所的监控恐怕是早已经在重庆之前了。像有些省级城市，包括像杭州这些省级城市，网络覆盖整个社区，通过监控、单子眼等等，它的发展在十年以前就已经开始推广和普及。所以，我觉得重庆今天的做法并不是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面是最领先的、最全面和最深入的。而中国今天的政权基本上是把奥威尔《一九八四》的世界和荷西丽的《美丽新世界》完美结合在一起的那么一个控制的一个体系。”
美中科技文化交流协会主席谢家叶博士表示， 他相信中国建立视频监控系统的主要动机在于公共安全：
“这个问题实际上在美国早就有做，在一些比较容易受到恐怖份子袭击的大城市、在一些犯罪比较高发的一些城市或者是地点美国早就开始装摄像头。这对于抑制犯罪、对于抑制事故的发生、对于抑制恐怖分子确实是有一定的作用。中国我想主要也是这个目的。”
谢博士表示，视频监控系统是一把双刃剑：
“这是一把双刃的剑，对于人体自由限制的部分，我认为是中国老百姓跟美国老百姓比，美国老百姓对这一点比较敏感。所以，他会不断地抗争。但是同时因为它受到恐怖分子威胁非常大，所以，有很多老百姓也就愿意牺牲自由这个方面。而中国老百姓对这方面的意识，我觉得跟美国人相比要薄弱一点，政府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了。基本上来说这种抗议呀，反抗呀或者是通过法律维权的这种意识我觉得比较薄弱。”
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教授还将西方国家的视频监控系统与中国的同类系统做了比较：
“跟西方国家相比，西方国家也有广泛的监控模式，但是我觉得它有几个差别。第一个差别就在于中国的监控模式完全是国家控制的，而西方的监控模式是深层的多级的分散管理的。它有的是市政警察局来控制在主要的街头，但是大量的是有公司、商家的湖或者是由社区，或者是有银行等等，他们来控制的。也就是说中国的监控体系可以完全连为一体地为国家政权和它的控制服务。但是西方的监控体系只有如果出现了重大的事件，经过法庭或者经过警察局申请许可，它可以调某些监控的记录，但是它不能用那些监控的东西直接变成国家或者地方政府监控老百姓的一个直接手段。这点是很清楚的。”
夏教授说，视频监控系统的运作应当以努力保障人权和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