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在延安
1969年11月，由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出现在上海市公安局。来人向公安局的军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文件：一封有康生亲笔签字和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命令。
这封“来头”相当大的处决命令是针对一位79岁高龄、被关押近30年、名叫“卢福坦”的老人的。
接到命令的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感到疑惑不解：北京方面为什么要专门签署命令处决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呢？然而，命令上面康生的亲笔签名不容置疑，上海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刻安排布置，公安部的代表还对上海公安局负责人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即在处死“犯人”之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言，能不能采用封嘴的办法，不让他说话。
卢福坦已经老迈年高，体弱不堪，应该不会有很大的麻烦，如果对这样的老人动粗似乎不大合适。可是又不能违反上级的命令，最后上海公安局采取的办法是，以吃饭为名“请”犯人“喝酒”，把他灌醉后再执行枪决。
死去的这位老人名叫卢福坦，曾是中共“五大”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1932年12月被捕叛变，后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1950年5月被我党抓捕后一直秘密关押在上海。
卢福坦，生于1890年，山东泰安人，早年曾作过山东淄川县鲁大公司工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山东青岛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执行委员会书记）、河北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兼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1928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中共：鉴于陈独秀等人的“错误”，希望中共党内大量提拔任用工人出身的干部进入领导岗位。就在这种精神影响下，武汉三镇的码头工人向忠发一跃而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成为党中央六届一中全会上负总责的领导人。卢福坦也因为是工人出身，和项英、关向应、苏兆征、徐锡根等人一起进入政治局，成为候补委员。在随后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卢福坦被王明选中，成为中央政治局的正式委员。
1931年开始，王明前往共产国际担任中共代表常驻莫斯科。同年卢福坦接替了因为闹派性的罗章龙，担任了总工会的负责人。周恩来曾经找卢福坦谈话，宣布他进入书记处工作，成为了实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1932年12月，卢福坦被英国巡捕抓获，随即被递解到上海市警察局关押。根据后来警察局的资料显示，卢福坦被捕后迅速“叛变”，其速度比之前的向忠发还要快。并成国民党中统调查室的候补特务。卢福坦“叛变”期间，曾经交待了一位中共要员的“旧事”，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变的秘密。
康生当年被捕入狱，后来是通过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狱的，而这都在于一个巧合，因为丁惟汾的一个亲属同时也被捕了，这件事在当时是很少人知道的，至于康生有没有变节，这件事一直是中共党史中难以破解之谜。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在1949年被接手时有一部分丢失了，还有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台湾。所以康生被捕后的具体细节只有在卢福坦给国民党交待事实时被提及过。而党内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陈赓一个人。陈赓对这件事始终没有和其他人提及，直到批判“高饶集团”时，陈赓才顺便提了一句。
后来知道康生这件事的是饶漱石。饶漱石曾专门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调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所以最早看到卢福坦这份报告的是饶漱石。饶漱石看完报告后将报告的内容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并没有立即答复，这件事就被搁置下来。
60年代，谢富治奉命去上海公安局调阅了饶漱石当年看到的这份档案的原件，并且做了相关的记录。对调阅卢福坦的交代材料这件事情，康生本人并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饶漱石在背后搞他的黑材料，而对谢富治后来的调查，康生不知情。康生更不知道卢福坦在1950年5月被捕，一直被秘密关押在上海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
1968年，台湾情报当局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的渠道进入北京，首先被蒯大富等人获悉，随后报告给了江青和康生。康生这时才知道卢福坦的事情，最让康生恼火的是，因为红卫兵的冲击，上海市方面没有做到足够的保密，卢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组织的几名头子在提审时谈到了一些30年代的内容，居然还上了简报。
康生通过江青等人公开宣扬自己从没有被捕，他说：“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康生还找到谢富治质问这件事情的来由，并问谢富治，像卢福坦这样的叛徒为什么从50年代一直留到今天呢？谢富治要康生签字，说只要他签字就可以生效。就这样，康生和谢富治先后签署了立即处决卢福坦的命令。
看似事情就此了结，但是康生没有想到谢富治偷偷留了一份处决命令的影印件，这个影印件到了文革结束后，被当时审查干部的中纪委负责人之一的王鹤寿看到，有人准备据此定论康生是叛徒。然而，主要当事人卢福坦已经不在了，所以还是没有形成结论。最后一个知道康生这件事的饶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为这件事曾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密调工作，被牵连的一些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不过，康生急于处死卢福坦这一举动不能不让人怀疑，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