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英国纪实作家LEONARD HENDLTN写有一本当时轰动西方的书，书名叫《红色克里姆林宫秘史》。该书以第一人称回忆录的形式，主要记述了一位前苏联歌剧演员微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达维多娃，在成为斯大林的情妇后，对他（还包括其他前苏联党政军要人）以及自己的生活各方面所进行的一次大“泄密”。因考虑篇幅、主次和阅读方便，我将掇拾该书的主要部分以飨各位。此文我只作些结构上的整理，情节上绝不丁点改动——
微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达维多娃是一位年轻、漂亮、性感的歌剧演员。她曾在莫斯科主演歌剧《卡门》获得极大成功，赢得过观众爆炸般的喝彩，也博得了领袖斯大林的青睐。在一个新年前一天的晚上，她得到了斯大林的秘密邀请，并神秘异常地来到斯大林的寝室。从此，她便成了斯大林长达十九年的情妇。
与此同时，前苏联党政军的要人基洛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以及内务部长亚戈达、叶若夫等也无不为她所倾倒。他们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争风吃醋，大动干戈。达维多娃不得不在这些人中间曲意奉承受尽了凌辱。她也曾经与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产生过纯真爱情，但所有一切向往都在强权下破灭。
十九年中，达维多娃饱尝了斯大林生活中的残暴、凶横、骄傲与孤独；看透了上层要人之间的争权夺利和尔虞我诈；阅尽了斯大林在政治舞台上掀起的一幕幕骇人听闻的惊涛骇浪。“老是做噩梦……干枯的心灵使我一直得不到内心的平静。我的心在流血，在震颤，就象一只受了箭伤，失去了双翅的小鸟。”于是她便留下了这份 “鲜为人知”却又触目惊心的回忆……
LEONARD HENDLTN之前曾见过达维多娃两次，一次是在１９４６年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的集会上，一次是在两年后的列宁格勒比利斯音乐学院。这次是１９５４年５月，距斯大林死后正好一年余。由于这阶段莫斯科在各方面的政策相对宽松了许多，故而LEONARD HENDLTN“总的还算自由……关闭的门外有人站着做保卫，我和她一对一地开始交谈……”
“您是勇敢的人吗？”达维多娃问。
“那要看指什么而言。”LEONARD HENDLTN回答说。
“我有一段往事想告诉您，您愿意记下您已经相识的我、一个女演员的回忆吗？我不反对把我的叙述写成小说，我觉得这样更妥当。如果写成记实性报导，那是要承担责任的……我为什么决定迈出如此重要而危险的一步，将斯大林鲜为人知的生活告诉您呢？要知道，我曾和他保持长达十九年的亲密关系。”达维多娃神经质地咬咬嘴唇说：“也许，您会认为，我是在想有生之年再为自己增添某种‘荣耀’，或者在死后还能轰动一时？如果您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我享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演员，和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演员的光荣称号，获得过勋章和奖章，三次被授予斯大林奖金。
“除积蓄外，我还享受个人特种养老金。我是比利斯音乐学院的教授，既给学生答疑，又给私人开课。可能您会认为，这是一个愤怒的、被抛弃的情妇，决心向过去有无上权威、而现在已成为僵尸的领袖复仇。不！完全不是这样。我知道，斯大林当时是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在爱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我……但是，只有现在，只有当他已不在人世，我才能讲出心里话。那些年里，我不得不把自己伪装起来，作出对他一往情深、充满激情的模样。
“我是一个演员！也许，正因如此我才成了斯大林在世时所完全信任的唯一的女人，尽管他生性多疑。当然，还有一个他最信任的男人，那就是他最忠实的助手—— 亚历山大·尼古那维奇·波斯克列贝舍夫……多年以来，我一直过着双重生活：既要周旋于剧院、排练、演出、音乐会之中，又时常处于斯大林那强烈的、有时甚至是歇斯底里般的狂热抚爱之间……我告诉您这些，是因为我希望在我死后，世人能了解另一个斯大林，一个不加任何掩饰的斯大林……
“我出生在诺夫戈罗德一个土地测量员和人民教师的家庭。出生后不久，我家搬到了远东。从童年起，我就爱上了原始森林、篝火、钓鱼以及波涛汹涌的阿穆尔河的咆哮。１９２０年，日本人企图占领我们的城市，人们不得不逃到布拉戈维申斯克。中学毕业之后，我教了几年音乐课。１９２４年，我幸运地考上列宁格勒音乐学院，作曲家格拉祖诺夫是主考人之一。我们都非常尊敬他。这位德高望重的音乐家，对我的声乐天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在歌剧系时担任过歌剧《卡门》的主角。毕业后分配到马林斯基歌剧院。我舞台生涯的第一个角色，是德·密耶尔比拉的歌剧《法国新教徒》中的少年侍女乌尔班。
“我是如此幸福，就象登上了七重天。那时我才２３岁。就连最亲近的朋友们都暗暗地妒忌我。我的每一次创作成功，都让她们感到沮丧。剧院安排在《冥王》、《卡门》、《霍万斯基叛乱》中扮演主角。我成了一名独唱预备演员……有不少晚会，我几乎是在空荡荡的剧场里演唱。散场后的深夜，我避开其他人，把自己锁在演员化妆室里痛哭、哀号、歇斯底里地颤抖，直至把嘴唇咬出血。但是，我并不气馁，仍继续努力，期待着好日子的到来。
“１９３２年的早春，我们剧院来到莫斯科，在大剧院演出。我们事先接到通知，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斯大林要来观看。我们万分激动，从早晨一直排练到深夜，几乎没停下来休息。我非常想在这个著名剧院的舞台上演唱。同以往一样，一次意外的机会帮了我的忙。另个演员患了喉炎，只得把《鱼王》换成了《卡门》。领导通知我演主角，演出前我花了三个小时化妆。由于激动，我的两膝不住地颤抖，面孔发红，浑身发热。终于，期待已久的、令人惊慌的第一道铃声响起，接着是第二道、第三道铃声。
“指挥站到乐谱架前，主要演员被请到台口。观众和演员们的目光都注视着政府首长的包厢。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李可夫、亚戈达、季诺维耶夫、基洛夫、加米涅夫都在那里。我生平第一次这么近看见斯大林。他亲切地微笑着，和其他人一起站着鼓掌。剧场内欢呼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场内的灯光慢慢暗了下来，乐队奏起了序曲。我思绪万千，脑海中掠过我短暂的一生，多亏乐队指挥帮助我进入了角色。
“我在大剧院舞台上的第一次演出结束了。锦缎大幕最后一次落下来，剧场发狂了。演员和其他同事们给我送来鲜花和花篮。塔拉索娃（另一知名女歌剧演员）上前吻着我，并悄悄对我说：‘你唱得太好了！在莫斯科很久都没有听到和看到这么迷人的《卡门》了。这些令人心醉的鲜花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送给你的。’由于无比的幸福和激动，我两眼充满了泪水。我被邀请到政府首长们的包厢去，还没等我镇静下来，就被介绍给了斯大林和他的战友们。
“斯大林轻轻地对我说：‘达维多娃同志，对待自己的成功要谦虚，别骄傲，要注意别冲昏了头脑。’季诺维耶夫送给我一盒巧克力糖，基洛夫则送了一个新奇的首饰盒。经过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斯大林又对我说：‘达维多娃同志，你愿意到莫斯科来，在我们的大剧院工作吗？’我回答说我要考虑一下。‘你的决定是正确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思考思考。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请剧院的负责同志为你的调动作些准备工作。列宁格勒也不会有损失……那同志（剧院领导）在那里工作得不错。’
“我对斯大林的关心表示感谢，他皱着眉头瞧了瞧我。这是一种威风凛凛的、探究的、男性的审视的目光。这一瞥只是一瞬间，还不到一秒钟，却让我终生难忘。斯大林是在心里剖析我，在小心地衡量我是‘同意’，还是‘反对’……然后，他盯住我，虽说脸上还有笑意，但目光是那样的威严。一个月后，我收到了调往大剧院的调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