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48年，孔子还不到3岁那年，齐庄公姜光与大臣崔杼的妻子通奸，被崔杼怄不过气谋杀，怕被如实记下，令太史伯写患病而亡。太史伯却偏如实写：“夏五月，崔杼杀其君光。”崔杼怒杀太史伯后，相继召太史仲、叔写齐庄公病死，两太史都实写：“崔杼谋杀其君光。”最后太史季补缺而来，还是写：“夏五月，崔杼杀其君光。”崔杼扔剑叹息：我为了保全国家社稷谋杀国君，总会有人懂我的。”太史季出朝，南史伯抱着竹简在台阶下站着。“崔杼弑齐庄公光于其府”这行字，就是这样被载入史册的。
齐国崔杼与史官之间进行的是一场较量，崔杼用剑出招，剑剑锁喉夺命，史官用笔应招，招招视死如归。兵与秀才对抗，比的是谁怕谁，结局剑怕了笔。
把崔杼作为邪恶小人看，并不很公正。客观看崔杼，这是个悲剧性人物。崔杼是齐庄公时有名的大臣，有权有力量有势力。他杀君的动因不是为了权力，而是头上被戴了一顶绿帽子。怄不过老婆被齐庄公占有的那口气。齐庄公管不住下身，崔杼无法以道德谴责，当时礼崩乐坏，无法礼解；刑不上大夫，齐庄公不自律，把下身跟下人等同，法也无解。崔杼只能用谋杀来出气。齐国不是雅典，讲君臣礼仪和责罚，没有公民法庭。崔杼情杀庄公做乱臣，是私怨相报的个人悲剧。
崔杼依仗权力和恶胆出气，杀了国君，周天子和晋国霸主都管不了，那就是春秋晚期礼崩乐坏的情形，颇有些像今天中共想杀谁就杀谁。但有所不同的是：崔杼没有中共那种“我是流氓我怕谁”邪恶，他怕齐国史官如实记入史册。古代中国和西方制约掌权者的力量和方式是不同的。西方是公民社会，走法律审理和法庭制裁的路，比如斯巴达和雅典。中国是宗族社会，君臣秩序靠遵守礼制来维持，礼崩失序、乐坏好淫的时候，有贤臣、君师、史官等多种力量遏制。齐庄公姜光好色，但还不是暴君。“杀君”这个词就是一把利剑，崔杼当时就怕这柄剑。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中国从无公民国家特有的法律授权的合法的专制。夏桀、商纣、厉王都只是暴政者专权，体制内外都有制约专权的力量。齐桓公有贤臣官仲的才智制约，想称霸就得听管仲的规劝。鲁国君主有柳下惠和曹刿的批评制约。君王还有客卿老师的制约，例如孔子。孔子周游列国不是卑躬屈膝求官，而是坐而论道（礼）教导君王，君王心理上处在学生的卑位。史官是众多遏制中最有力量的。君主或权臣杀人了由史官记下，传于后世，其后人抬不起头。但凡这个君主或权臣人性还在，他就怕史官秉笔直书的职业道德。这就是宗法礼制下仁、义、礼之恻隐、羞耻、辞让三心给中国文人、文士奠定的匹夫基石。王道礼制政治传统下，世袭的史官是团队网络，只要明辨是非如实写，字就是无形剑。
史官是华夏族历史真理的卫士。史官看起来不起眼，为何有如此重要地位？因为中国古代是宗族国家，国是家的放大，治国犹如理家，必须讲礼义廉耻，才有长治久安。宗族国家越原始就越质朴，就是有一说一，婴幼儿般的裸真，假不来。宗族国家走过混沌，以权力逐利、以智力谋权时，就会造假撒谎了。崔杼杀史官就是想造假。而这时候齐国太史以及其它史官不怕杀和死的品性至关重要。史官是华夏族的中坚力量。君王只主导当政时期，而史官却传承千年历史文化。
中国历史的真正地基是史官文化，而不是什么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巴勒斯坦一直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犹太人的国家历史却在那里中断了1800年。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生产力不断变，可史官文化却一直没变。中国第一史官据传是造字的仓颉，历史文化由他开始口口相传，从黄帝到西周中晚期将近两千年。国人暴动是史官以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历史事件：厉王专权被国人驱赶。礼教传统以史为鉴，史官真实文字句句千钧，如泰山。崔杼敢夺齐庄公的命，却知礼而理亏，怕齐太史的笔，怕历史污点被人得知。中华民国蒋介石自省检点就是企望清白。
中国礼教传统赋予史官力量。齐太史宁可清白死也要如实写。正是“齐有太史简”，文天祥才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小小齐太史，激励中华民族传承礼教真理2500年。农民起义逼上梁山，史官写真秉笔直书，都不恕专权暴政。
礼教讲恕，礼即人道，违礼不恕。这跟西方文化轨迹完全不同。西方公民社会，最看重和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利，正所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中国史官文化画的是宗族社会重情操的轨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气节故，二者皆可抛”。齐太史三兄弟只为六个字“崔杼杀齐庄公”而宁可杀头，为的就是无愧于顶天立地的“人”的气节。史官宁杀头也要写真史，不玷污职位，死个问心无愧和坦坦荡荡。史官即使不修道，也在易经中坤卦所载“直方正”的道中：直言不讳，方步不乱，正道不歪。
毛泽东战天斗地无恶不作，却跟崔杼一样怕史官文字。但他更邪毒，通过反右和文革，把文人变成撒谎者或箴默者，把史官变成党官，玩政治魔术：同一件事，50年前说坏，50年后说好，敢给秦始皇暴政平反。这是斗争邪法魔变人心。毁坏史官文化，旨在引华夏族人走向地狱。所以“三退”明志才能还我华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