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卢•多布斯(Lou Dobbs)到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有人都在攻击中国，纷纷指责中国正在“耍花招”。加大西方企业在华投资难度是在耍花招，允许外企投资、但窃取技术也是耍花招。通过指令方式引导低息贷款进入政策倾斜的行业是在耍花招。允许在华经营的企业向员工支付较低工资、制造更多污染也是花招。最重要的是，操纵汇率、压低人民币币值，从而使本国出口产品具有超强的竞争力，更是一种花招。
有一句话或许可以回应以上种种指责：为什么中国不应该“耍花招”呢？毕竟，许多国家都曾有过这样的历史。
英国的重商主义增长模式可以追溯到亨利七世(Henry VII)时代。他在法国勃艮第度过童年时，了解到该地区从英格兰进口羊毛制造纺织品，并由此致富。据说，正是他观察到的这种情况，催生了一套复杂的保护主义体系。英国政府对出口的羊毛征税，对本国羊毛制造商减免税负，还曾短暂施行过专营权。
1651年，英国颁布了第一部全面的《航海法》(Navigation Act)，禁止外国船只从欧洲以外地区向英格兰运送货物。后来得的版本要求，运送货物进出殖民地的船只必须取道英国港口。而这些殖民地并不是公平贸易的证据。为了追求财富，英国动用过炮舰、鸦片以及其他卑劣的手段。
美国以及（其后的）日本也曾亦步亦趋。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扶植新兴工业站稳脚跟，他曾宣称不喝啤酒不吃奶酪，“除非它们产自美国”。前美国贸易代表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 (Clyde Prestowitz)表示，在为美国经济成功奠定基础的美国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平均关税从未低于40%。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曾说过：“感谢上帝，我不是自由贸易主义者。”
近几十年，日本——及其后的韩国和台湾——都曾遵循类似的赶超策略。日本追求帝国梦的过程与英国相似，也曾对周边地区大肆劫掠，而且手段更为野蛮。战后，日本与战前的美国一样，向外国乞求、借用技术，甚至有时还加以窃取。日本也曾向政府倾斜的行业提供低息贷款，压低日元汇率，并以非常精细的方式，实施一些非关税壁垒。读者一定还对日本特殊的雪质记忆犹新——该国借用一个大自然的小把戏，将外国滑雪板拒之门外。
普雷斯托维茨在《美国繁荣之背叛》(The Betrayal of American Prosperity)一书中辩称，英国幼稚地相信，是自由市场使得奉行重商主义的美国超越了自己。同样，他还批评美国先是允许日本——现在又是中国—— 加以效仿。但这种说法很容易反驳：适用于这些国家的，当然应该也适用于中国。
日本最终确实遭遇了与中国目前处境类似的贸易争端。1985年，一些富裕国家迫使日本对日元重新估值，但当时日本已经是一个富国。这就引出了中国发现利用现有体系牟利的难度加大的两大原之一：中国规模庞大。中国扮演落后国家角色的能力正迅速下降。尽管中国仍较为贫穷——人均名义GDP与安哥拉相当，但由于规模庞大，中国不可能隐藏什么。从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比日本被早“发现”了20年。
中国的第二个问题是，由世界贸易组织(WTO)支撑、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比其他国家赶超强国时更为发达。如果中国今天将关税维持在美国当初 40%的水平上，就不可能逃脱惩罚。因此，中国政府手中可用于推动经济腾飞的工具更少，而其中就包括资本管制和操纵汇率。在后WTO时代，汇率低估就是另一种方式的关税壁垒。
如果说历史站在中国一边，未来则并非如此。这个世界的确无法吸纳足够多的出口，从而使中国得以无限期地利用自由贸易体系牟利。这是中国增长战略面临的一种物理局限，而非道德局限。
说起来有些荒谬的是，这其中存在一条摆脱僵局的路径。中国政府自身可能正逐渐倾向于这样的结论：操纵这个体系不再符合自己的利益——至少不像以往那样符合。不妨留意，对于美国方面提出的为贸易顺差设定数字目标的主张，中国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接纳态度。
如果继续当前的发展路径，就可能拖垮中国从中受益良多的自由贸易体系。这可能迫使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美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幸运的是，中国拥有 13亿消费者，他们愿意弥补由此造成的缺口——尽管其消费能力不一定够。人民币稳步升值，会让消费者逐渐变得富裕。中国政府或许认为，自己完全有权利继续 “耍花招”——这种想法不无道理。但它或许还是会发觉，为了自身利益，应当停止这种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