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为别人的书写过序这一类的东西，因为，一我算不得什么名人，二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一个普通的记者。可是当谭合成的长篇历史实录《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以下简称《血》）摆在面前时，我决定破例为它作序，因为在《血》中我又认识了一位讲真话、求真理的同道者。在中国大陆进行这样的调查、采访，写这样的书要冒多大风险、承担多大政治压力，我深有体会。说一些常识性真话的人被视为“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打算讲真话、求真理的同时就作好种种应对不测的思想准备，这不能不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大悲哀。
据谭先生说，《血》的初稿写于24年前的1986年，由于工作关系，谭合成有缘接触到发生在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及周围十县市的文革大屠杀的大量机密资料，并将之实录在案；同时也因为这场命运的遭遇而被“负上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甚至生活的轨迹也因之发生改变。此后，作者多次赴道县采访相关人事，核实、订正、补充原稿。本稿是2007年道县文革大屠杀四十周年前夕完成的，与原稿相比，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二十余年来，作者一直通过各种努力，试图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真相公诸于世，以期全民族的反思。
该篇长达五十万言的历史实录，是用实录实证的方法写成的，让事实说话。谭合成虽然没有经过系统的社会科学训练，但他的研究方法却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作者搜集的资料多达数百万字，仅案例就有近400个，采访了几乎所有同意接受采访的关键人物。正因为有如此翔实的资料作为铺垫，作者下笔倒也干脆利索，少见颇费踌躇的痕迹。作者以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乃至本身文革中的经历为依据，清理正在被遮蔽的史实，引领人们重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现场，回顾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民族如何在群体的疯狂中堕入野蛮状态。
在道县大屠杀中，有九千多无辜者死于非命，其惨烈程度，令人毛骨竦然。由于职业的原因，我对人性的缺陷和社会的黑洞可谓所见颇多，但书中的内容依然让我十分震撼，大量细节不忍卒读，而这些细节又因为不经中间环节直接出自亲历者自己之口而更加直刺人心。作者不仅是揭开了一个被千方百计包裹的民族脓疮，更是切开了一个机体癌症的病灶，探索的触角直抵“伟大革命”的本质。道县大屠杀怎么发生的、何以会发生、它的源头究竟在哪里，是本书始终在探求的一个主题。根子早已深埋，蛛丝马迹随处可见。大量史料表明，道县文革大屠杀绝对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端的偶然事件，它不会因为某个偶发事件、某个人和某一群人的作为而引发。文革中，全国出现了多起与道县大屠杀类似或者不类似的杀人事件。仅以首都北京为例，公元1966年的“红八月”红卫兵小将就打死1，772人，从时间看比道县大屠杀还要早一年，血腥恐怖同样惊心动魄。深入揭开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真相，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权利将责任推给后人。更不能让后人因为我们的失忆而受到欺骗。
朱厚泽先生曾经对我说过：“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这本唤醒人们记忆的书，可以作为试金石，它在中国的的命运将告诉人们：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血》由于大量亲历者的口述实录而呈现庞杂斑驳的原生态，内涵因此更加丰富。书中不但有大量被杀者的言行与生存状态，也有大量杀人者的言行与生存状态，还有既非被杀者也非杀人者却被卷入其中的某些人的言行与生存状态。这种多角度的描述，不仅使普通读者对道县惨案以全方位、多侧面的了解，也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