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1日北京正式实施“一个家庭只能新购一套商品住房”的楼市新政以来，“限购令”就成为许多地方政府调控楼市的手段。日前，随着大连住房限购令的出炉，全国已有十四个城市竞相效仿，出台了各地不同版本的“限购令”。
尽管在具体的实施细则上有所差别，但通过“限购”的行政干预调控楼市的思路，似乎已形成高度的一致性。只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些地方的房价未见明显松动，反而滋生出离婚潮、退房纠纷等诸多社会问题，“有钱想买房的那就假离婚吧，可买两套；假如儿子满18了，和他断绝父子关系，可以买三套了！”
毫无疑问，限购令的初衷是为了有效打击愈演愈烈的炒房热潮，适时给房价降温，但这种政策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以及本身的正当性，却值得好好推敲。这种针对契约自由的行政限购手段，本质上是有违现代市场原理与法治精神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自由乃是市场运行规则的基本前提，它排斥对市场主体的合法交易行为进行不当干预。这一点，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等都有明确规定，如《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政府出于调控楼市的意图，可以从宏观上对贷款利率进行调整或限制，但不宜直接限制公民购房的自由权利。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制定交易指标，限制市场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交易，与市场经济的契约自由法则完全相悖。
不仅如此，楼市“限购令”还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对地方政府的依法行政形成直接挑战。“限购令”的主要依据，是2010年4月17日的“新国十条”，而各地出台的政策也基本上不具备法规属性。在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明示下，地方政府出台叫停民事合同交易的“限购令”，明显违反了现代民事法律精神，有的还涉嫌对购房者身份和居住地域的歧视。
或许从眼前看，这种以牺牲市场规则和法治原则为代价的行政干预，能够获取一定的平抑房价效果；但它最多只能暂时抑制住公民的购买需求，并不能从根本上均衡楼市供需关系。因此，常态化的楼市调控，必须回归到市场与法治的轨道上来，铲除房价虚高的种种“腐败成本”，大力建设保障性住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