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杨荫榆这位巾帼型君子为镜子，观照鲁迅这把杂文“匕首”，一边是“遑恤身家，唯念邦国”，一边是“玷辱士林，奸恶小人”，真与假、善与恶、好与坏、正与邪之道德是非、高下当即明辨。杨荫榆死了，背着污名，让后人不能瞻仰习之；鲁迅死了，附体全民，亡灵至今还蹲在活人头脑里，华夏身躯载共工鬼魂。
从杨荫榆看鲁迅，是在解密中华民国新文化运动邪变恶化的青红色档案。
杨荫榆1901年17岁，奉父母之命成婚，夫家同为苏州富家，未婚夫嘴角流着哈喇子，是个弱智者。她却豪不知情。父母显然轻信了媒妁之言，却也因为已经答应，已在成婚进程中，犹如米已下锅，只好委屈女儿了。但杨荫榆却当即拒婚返回娘家，不承认这桩婚事，最终婚事告吹。杨荫榆反包办婚姻，现场逃婚、拒婚，可谓中国反包办婚姻最勇敢、最前卫的新女性，前无古人，理由正大且充分：婚姻绝非儿戏，父母不能骗儿女，也不能草率嫁女儿。拒婚后杨荫榆还是可以成婚嫁人的，因为她并没有真正嫁出去。但她以独身给父母养育之恩买了单。
再来看鲁迅。1906年25岁，还不叫鲁迅的周树人，在并没有被宋江手下的朱贵用蒙汗药麻翻的情况下，跟母亲满意而他不满意的小脚女人朱安成婚，在绍兴人众目睽睽下，走过敲锣打鼓的婚礼成了亲。数日之后他又去日本，直到1909年。这次回国周树人就没出国了，在杭州、绍兴教书。1912年他去北京教育部工作和教书，1918年以笔名鲁迅成名后，把母亲和朱安接到北京居住，虽拒绝了朱安让他纳妾的建议，却让叫朱安师娘的学生许广平做情人，并在1927年带许广平南下同居。鲁迅让朱安一直守活寡，直到他1936年死，居然还怒其不争。
从杨荫榆看鲁迅，明显可见鲁迅的萎缩人格。杨荫榆17岁时就是个大女人了。而鲁迅直到55岁死之际，心灵上还是个小男人，仰仗夫权、欺软怕硬的阴毒。对照杨荫榆看鲁迅，鲁迅真不是个玩艺。今日共工中国，稍微理智的女人都不会选择鲁迅做丈夫。让朱安守活寡，这并非唯一选择，鲁迅也是可以独身的，像杨荫榆那样换种光彩的活法，康德就是这样活的。但鲁迅没法这样，因为他有病缺德带冒烟，并且把缺德当成革命来推崇和传播：他骂礼教吃人，他却吃朱安。鲁迅之所以比杨荫榆人格萎缩，是因为他缺少杨荫榆对礼教的尊重和爱心。
杨荫榆17岁之前，受以母亲为榜样的大家主妇的儒家礼教教育，人性无变异。她抗婚只反母亲轻信媒妁之言，并无鲁迅邪看礼教的毒眼。她看到的是：大家庭的女人如果不懂现代文明，就会像她母亲那样害了女儿。于是这之后，她读了17年书，系统学习西方现代文明知识，自然的、社会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全套实证数理知识，10年大学的专业就是如何教书育人，最高文凭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不只是会读书，还有社会活动能力，担任过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留美中国教育会会长。杨荫榆从0岁到38岁，按部就班接受礼教传统教育和日本、美国现代文明教育，集华夏礼教义理、日本女性礼仪、美国女人知识于一身。她从事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传承华夏女人守卫家庭总理（主妇贤妻良母）的技艺，同时具有中华民国女性国民的现代意识。她就任北京女师大校长，旨在培育中华民国的大家闺秀懂科学和哲学等兼备家政知识，做说话温婉柔顺的东方现代的正统女性：具有现代知识的中华国民，支持男人做合格的国家公民，自己在家庭做贤妻良母。这是中国自古就有的“男主外（总统社会事务），女主内（总理家庭事务）”的中华共和制家庭的女人角色。全球也都有这个共识，只是没有中国明确。她曾经在两次留学期间，在杭州和北京等地的中专、大学任教5年，担任教务主任、学监，认真质朴，深受学生爱戴。就这样一位合格的大学校长被鲁迅煽动学生驱赶。但她并没有被鲁迅带出仇恨，回江苏依然爱心育人，1930年代中期，还创办私立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她因为反对学校开除一位喜欢别出心裁的被叫“怪物”的学生而辞职，呈现正统老师对学生的“诚和爱”。
鲁迅却没有诚和爱，尽管他在就读绍兴著名私塾三味书屋六年也确实想做个诚信的人。但他在跟杨荫榆同样17岁的时候，进入中专学堂三年学习西方知识，中邪似的沉迷进化论：信仰“适者生存”的生物学。在杨荫榆为完善中华礼教而学习西方数理生化知识的1901年，鲁迅20岁，毕业，带着中国人种不行的思维定势和清朝的公费去日本留学7年，跟杨荫榆和秋瑾留学日本不同，如同《围城》里的方鸿渐，学习现代医学只一年就退学闲逛，无心就学而醉心于改造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1905年日本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 陈天华悲愤蹈海自杀，宋教仁、秋瑾等以集体回国形式抗议，鲁迅坚决反对，被秋瑾拔剑怒斥“投降满虏，卖友求荣”。三年后鲁迅也加入光复会，却从无“光复汉族”和“以身许国”的志向，从他回国在杭州、绍兴搞校园思想革命，在北京搞新文化运动，一直走反华夏正统的邪道，传播其《狂人日记》、《阿Q正传》作品中宣扬的“礼教吃人”的邪说。在陈独秀和胡适主张民主和科学的现代化正路上，鲁迅走邪路鼓吹“拿来主义”，潜台词就是：中国文化不行了，必须换外国人的魂。他先企望换日本文化，后转向苏俄文化，带着情妇许广平，以《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等演讲，而香港传播让中华文化死，做日俄人的行尸走肉的歪理。为此他在上海“半租界”左拥日本人，右抱苏联人，以杂文假话、脏话谩骂所有“爱我华夏”的正人君子——梁实秋、林语堂、胡适等，充满仇恨，夜以继日地煽动中国市民反西周鲁礼传承下来的儒教，连带反道教、佛教，毒害学生难以计数。
杨荫榆是个中国礼教培育的健康女人的典范，巾帼不让须眉（君子）。其实朱安除了清朝强加给女人的小脚“病足”，心灵也非常健康：敬天知命，并不因为她被守活寡，就咒骂鲁迅，真正温婉柔顺，缺见识却并不缺德。缺德病态的是鲁迅，邪毒地用皇权变异的礼教夫权让朱安守活寡，却辱骂杨荫榆是“寡妇办学”，是“萎缩”的家长，企望学生“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跟毛泽东不抗日却在抗战胜利之际诬蔑浴血奋战的蒋介石“摘桃子”，跟修“假恶斗”邪法的共产党辱骂修“真善忍”的法轮功是邪教如出一辙。在1925年过了85年的今天，回首杨荫榆被鲁迅煽动学生驱赶的往事，用鲁迅的思维看杨荫榆，我们真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用礼教慧眼看根本不是如此。杨荫榆受过美国人权宪政的教育，没有起诉鲁迅诽谤，不是不争，而是不屑。她遵循高洁君子不与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小人一般见识的中国礼教正统。
杨荫榆巾帼型君子的魅力却在抗日战争中显露：日寇要她出任伪职，她严辞拒绝；日军在苏州烧杀奸淫，她几次以日语斥责日本军官；她的家成了街坊邻居躲日军抢“花姑娘“的妇女的“收容所”。如此威武不屈的情操，“慷慨孤怀，颠危不惑；遑恤身家，唯念邦国”，并非所谓国难之际的觉醒。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国难中，却下令八路军、新四军只用一分力气伪装抗日，坐视百姓受日军蹂躏。不觉醒的表象下面是：远古传说中的共工亡灵从西方回来复仇了。中华民族的不幸，犹如杨荫榆、朱安的不幸是鲁迅的幸福，能给中共幸福感受。杨荫榆为何能够不惧日军的野蛮挺身而出？因为中国人善性固有的仁爱本能，由于遵守礼教独身传统，不修道却在“天地人”的道中理性升华，故而敢以人言斥责兽行。
看杨荫榆，包括胡适、梁实秋、林语堂，都没有鲁迅所谓的国民劣根性。许寿裳所说中国人最缺乏“诚和爱”与“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鲁迅所谓“阿Q型主奴两重性和精神胜利法”，祥林嫂型“不幸也不争”，闺土型对生活苦难麻木不仁和缺乏灵性的体悟，豆腐西施的咋咋呼呼，的确在小人中的邪恶者、愚昧者身上有，但并不是中国人都有。杨荫榆，包括胡适、梁实秋、林语堂们就没有。由此可知，所谓改造国民劣根性，说白了就是释放中国礼教净瓶中的小人邪气：就女人方面而言就是培育革命女生：莎菲似地跟男性闯社会和抽烟喝酒。小人首先需要礼教启智益善，化掉无知、少知的愚昧，还须以法制遏制邪气恶性。
中华礼教正统的弱点：清高自许，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之隐忍修养，客观上纵容流氓行邪作恶。在中华民国君子与小人平均权力之际，皇朝礼法制度下的法制理应及时转型：先君子礼让退避三舍，后公民起诉城濮一战。可叹中华民国礼法制度转型慢了。男人梁实秋、女人杨荫榆，走君子正道没错，失误在于：没有转型成为现代狄仁杰和包拯，以至于鲁迅能以名师身份害人。当小人公然反儒，以“革命”美化流氓时，君子修忍把澄清真相交给历史，这就注定高风亮节在中华民国，难逃不周山下红旗乱的魔难：毛魔周鬼祸害中华！毛泽东和周恩来、周树人，清朝末年和民国早期改革开放新时代的现代男人中的魔鬼。阿Q是鲁迅的自我写照。小人儒鲁迅、郭沫若应对包办婚姻，跟阿Q受赵举人欺负逃跑，却转过来调戏小尼姑似的玩弄被包办的妻子。鲁迅、郭沫若实乃有文化的阿Q。
改造国民劣根性，具体就是先左翼人士、后地下党员煽动的北京驱杨学潮中的许广平们、全国反蒋运动中的姚依林、朱镕基们，在中华民国给自由的时代搞非法的地下斗争，人性日趋魔性如鲁迅；在中共极权运动中，人格日益畏缩如周恩来。鲁迅从来就不是硬骨头，却报复极强，一个都不宽容。如此鲁迅被中共捧为“革命圣人”，其亡灵附体在每个崇敬者身上。中华礼教不吃人，吃人的是鲁迅亡灵。通过政治运动，绍兴阿Q全民化。今日共工中国的学生被党组织起来游行，敢砸家乐福，却20年来再也没胆量上街喊自由民主了。阿Q全国化了。
现在清楚了，共产主义来中国其实就是创建极权制度逼君子做小人，教小人做恶：从土改镇反到反右文革，再到镇压六四学生和迫害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将神州子民改造成为共工部民。礼教容人不容邪恶。舜帝放逐共工，孔子诛少正卯，智慧都在于超越恩怨，担负起去除邪恶的历史责任。杨荫榆没有起诉鲁迅的事情，70多年后的法轮功学员做了：起诉中共前主席江泽民，并带着慧眼见识劝三退，告诉我们：共产邪灵变中国，三退脱共兴华夏。朋友，我们是不是要信、要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