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渊在他的文章《温家宝的颠覆效应》中的话不禁推敲，对中共判断完全不对。朱学渊胡平这些人的问题是他们老想往中共高官那边贴，跟着中共高官转，高官谁谁谁一说了什么屁话，他们就跟着激动。好像那样自己的身价就会提高。胡平对当初胡耀邦的表现就这样评论道：“胡耀邦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样一说就把共产党这些高官的“不能”全说圆了。胡平这话也适用于温家宝，以后温家宝不能实现他的民主大话，也是“是不能也。”其实，胡耀邦也好，温家宝也好，他们都是维护共产党的，他们的话也不会如朱学渊所言起颠覆效应。
邓小平说的“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是八零年的话，指的是不得人心的文革，因为文革太不得人心，邓小平为了安抚人心才说了这句虚伪之言。尽管这么说，他到八九年时杀人一点不手软。这类屁话有什么惊天动地？也就是惊惊奴才。刘少奇那代人没有一个人敢反毛，他们都是共产党，只不过是在政策方法上的一点点不同意见。他们这种小小分歧算什么分裂？他们这类又算什么颠覆人物？！
农村改革大潮根本就不是邓小平的功劳，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八个农民的功劳。当改革大潮从下至上在全国展开时，邓小平还陷在权力斗争之中没有出来。邓一开始是反对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见邓小平文选），但是当时农村在饿死人（邓小平家乡县大门门前的树皮都被农民扒光吃了），他只好对农民自发的改革行为静观其变。但是在八九年后，江泽民上台后，江泽民依仗陈云之势坚决反对改革，邓小平只得说“谁反对改革谁下台。”他说这句话也不是什么颠覆，只是他看到唯有把经济搞上去才能掩盖八九屠杀学生的罪恶，才能争取西方的认同，才能稳定政权。江泽民没有看到这点。
中共说什么做什么都是为了政权的稳定，不是为了颠覆。而且什么时候说由谁说都有一定之规，只能他说，你先说了就是犯罪。这是中共运作的特点。现在温家宝说的民主豪言也是为了中共政权的稳定来蒙骗老百姓。朱学渊把他们说成颠覆性人物，把他们的话说成是颠覆性的话，不是事实，他们什么也颠覆不了。所谓“颠覆效应”，只不过是文人墨客跟随中共核心高官的这些屁话群起而煽之。就像当初把邓小平说成设计师一样，现在马屁文人把温家宝说成改革派和颠覆人物。
但是事实总归是事实，不会因为文人的扇呼而改变。下面是我的书中写的关于七九年农民走上“包产到户”道路的事实的简单描述：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大权在握，他的对手邓小平在人民的强烈呼声下于半年后复出，中共高层又开始了权力之争。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邓颖超、胡耀邦、王震进入政治局，邓小平的势力开始稍占上风。到一九七九年九月，赵紫阳、彭真进入政治局，邓小平又多了这两个关键的棋子，使得华国锋的势力进一步削弱。到一九八０年二月，胡耀邦、赵紫阳进入政治局常委，中央又重新设立了书记处，胡耀邦任总书记。邓小平势力再增，他趁势迫使文革留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辞职，使得华国锋的失败成为定局。一九八０年八月，华国锋被迫让出总理职位。十一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华国锋下台，但仍然保留他的中共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身份。一九八一年六月，华国锋无奈地正式辞去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文革后中共党内的又一轮权力之争至此结束，前后历时三年零四个月。邓小平从此登上权力之巅。
中共中央忙于权力之争之时，农村正在饿死人，十年文革运动使中国经济陷于崩溃。城市的商品供应极端匮乏，连花椒、大料和手纸都要定量供应，更不用说粮食和肉蛋。北京的食品供应比别的城市优惠，每人每个月可以评票买半斤肉、半斤蛋和半斤食油。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八个农民为了摆脱困境，暗中联合写了一份血书，发誓要带领全村百姓搞“包产到户”的自由经济生产。“包产到户”一直被看成是资本主义道路，自五十年代就在中国被取消。可是长期的饥饿和贫困使小岗村农民认识到，人民公社的集体化道路是死路一条。
面对农村经济崩溃的现状，中共中央早已无计可施，他们对农民自发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行动只得静观其发展。邓小平当时虽然对“包产到户”表示怀疑，但也没有阻拦。不到半年时间，小岗村就大获丰收。在第二年的一九七九年，小岗村的经验迅速传遍整个安徽省，本是全国最贫困的安徽省在一年内就因为走“包产到户”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一下子脱离了贫困。到一九八0年时，全国各地的农村全都积极效仿，“包产到户”大潮势不可挡，正陷于权力之争的中共中央只能对这场从底层爆发的经济改革大潮听之任之了。农村的经济发展给城市带来应有尽有的食品供应，引得城市人民也渴望僵化不堪的城市经济有所变革。
至于因为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就认为中国也会出，也是对苏联和中国的无知判断。篇幅关系，以后再谈。
三妹
二0一0年九月十五日
附：
朱学渊︰温家宝的颠覆效应
共产党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斯大林不能阻挡赫鲁晓夫的出现、毛泽东不能防止邓小平变天，胡锦涛还能不许温家宝说话？
最近，温家宝反覆说“不改革就死路一条”，引起了海内外的注目，有人说共产党要改革了，也有人说共产党一条黑路走到底，是绝不会改革的。我想这两种想法都有道理，真相则是共产党的人事发生了分裂。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纷争是共产党分裂的先例，后来邓小平与胡耀邦赵紫阳也发生分裂，表面虽然温和一些，但是社会效应很大，大伤了共产党的元气。
改革开放是“邓小平颠覆运动”
四十八年前刘少奇在游泳池边上对红太阳说︰“人相食，要上书的！”红太阳回答︰“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我死了以后怎么办！”这番顶撞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最直接的起因。今天温家宝说的话，和刘少奇的话性质是一样的，他是告诉中国老百姓，他与今天的共产党中央不是一条心的，他是反对胡锦涛的错误路线的，温家宝敢说这样的话，是有颠覆性的。
邓小平也曾经是颠覆人物，他敢对共产党的历史说“不”，他说“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都是惊天骇地的话。所以“改革开放”其实是“邓小平颠覆运动”，没有这场颠覆，就没有共产党一度“中兴”，更没有今天的“崛起”。但是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只许自己颠覆，不许别人覆颠，他没有毛泽东的胆子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敢定下“两代接班人”来护他身后的名。
邓小平以为照他的主意改善民生，党天下就能代代传了，于是设下了“发展是硬道理”和“坚决不搞两党制”的命令。料不到的是，贪官污吏像蝗虫一般孽生出来，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可以烧掉全球二分之一的煤炭，地球变暖，天灾人祸，共产党又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毛泽东活着是“人食人”，邓小平死了是“泥石流”，真是应了“我死了，管他洪水滔天”的咒言。
而这滔天洪水发在“高筑坝”的胡锦涛手里，去前年发生的西藏新疆的大规模骚乱，今年发生的自然灾害，其实都比不上贪官污吏之害。这位政治辅导员出身的中共领袖的口碑是“钳制言论”，而结果是他手下的腐败比江泽民时代扩张了一百倍。今天中国决堤溃坝之势，与当年邓小平复出前非常相似，共产党要活下去，就必须再改革颠覆，否则就是死。
入书入史是温家宝的终极恐惧
这就是温家宝放话的背景，他与顽固不化的胡锦涛已经很难合作下去了。温家宝会办事，但不管他如何努力，统统事与愿违，这二十年来有人说他鞠躬尽瘁，有人说他假爱民。今天时代不同了，强势人物如毛泽东邓小平是不会再出现了，温家宝不用担心像赵紫阳一样被囚禁到死，如何入书入史？才是他的终极恐惧。
温家宝的反叛，使胡锦涛明白再这样固执下去，终有一天要成为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于是也开始找退路，今年六月香港政改发生逆转，就是一个证明。六月初主管香港事务的习近平还一口一个否定，但是到了六月中旬，“中央”突然改口，照单全收民主党的方案。这样的改变不可能是习近平的个人决定，也不可能是常委们的集体自我否定，而只能是胡锦涛冥思苦想的结果，他或许突然想通了几个问题︰固执下去有什么意义？共产党会不会死在我的日子里？这实质是一个“温家宝效应”。
继之而来的是波兰米奇尼克访问北京，接着是高干秦晓、军人刘亚洲出来高调谈论普世价值、政治改革，这与中国的现实有关系，也与温家宝领头有关系。共产党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斯大林不能阻挡赫鲁晓夫的出现、毛泽东不能防止邓小平变天，胡锦涛还能不许温家宝说话？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胡锦涛继续顽抗，连共产党也会抛弃他的。
二○一○年九月四日
——原载《动向》2010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