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共革命第二大阶段的后期，就是众所周知的国共内战。在中国大陆所有的现代史教科书里面，都明明白白白地写着，是蒋 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内战，是中共“要和平、反内战”，是中共为了解放全中国人民才“被迫”打的内战，又因为中共们是要 “解放全人类”的，所以它又将这一场内战称之为“人民解放战争”。
由于这一连串自相矛盾的的弥天大谎，是中共用建国初期的大规模屠杀，其后不曾间断的残酷政治镇压，和它在新闻、出版、舆论乃至思想上的 “铁血专制”，强行“浇铸”出来的；再加上毛泽东和中共在绝不准许任何人讲真话的前提之下，只允许 他们自己“年年讲、月月讲和天天讲”；因而这个弥天大谎也就由于“戈培尔效应”，而变成了史实，更变成“真理”了。
然而，这却是对历史的一个彻头彻尾的“栽赃”。
我们再来看以下的事实：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在毛泽东以延安总部名义发出第二、三、六号命令时，就已经以“为配合苏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和准备接受满州敌伪军投降”的名义，命令原东北吕正操部、原东北军张学诗部、原东北军万毅部、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的李运昌部、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现驻华北的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所部等， “立即统帅所部随同八路军和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军”。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不得不赴重庆谈判前夕，决定立即“派千余干部由林枫率领去东北”，并拟定了“干部先行，军队后行，以建立热河根据地 为军队大举进入东北作准备”的策略。随后，中共中央又命令李运昌部以配合苏军作战为名，相机进入东北，然后命令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配合苏军进攻山海关。更于八月二十六日命令山东军区派出一个营的部队，由吕其恩、邹大鹏率领乘船从烟台渡海，以试探武装抢占东北的可能性。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军队吕其恩和邹大鹏部于辽东半岛的庄河上岸，占领庄河县城，并向大连进发。中共冀东李运昌、曾克林部又在苏军默许下，于九月三日乘火车出关东进，于九月四日进入锦州，六日进入沈阳。苏军远东司令部为正式与中共“通气”，于九月十四日派出乌兹别克上校，并由中共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曾克林陪同飞赴延安。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晚至十五日上午，刘少奇与代表苏军元帅马林若夫斯基的乌兹别克上校会谈。乌兹别克上校公然违背美、苏、中三国的协定，同意将山海 关至锦州一线交给中共军队。刘少奇为抓住这一“千秋一遇”的历史机遇，立刻派遣彭真、伍修权等与乌兹别克上校同机飞往东北。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遂将“要以二十万大军借受降而争夺中原”的计划，立刻转变成为“向北发展和向南防御以全力抢占东北”的计划，并决定将 长江以南的部队撤往江北，将江北的部队撤向山东，将山东、苏北的部队主力和晋、察、冀部队一部立即派进东北。这才是毛泽东愿意在“双十协定”里写上“中共同意撤出南方八个解放区”的“底牌”。中共十几万主力部队与两万多干部，又立即改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他们扔枪械，穿便衣，走小路，水陆兼途，马步兼程地开始了强占东北的急行军。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中共军队已有十一万多人抢进了东北。先后抢进东北的中共中央委员，包括候补委员就有二十余人。林彪被任命为东北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员。
一九四五年十月上旬，当中华民国政府按照中苏双方的协议，决定派出政府官员进驻东北时，十月四日，中共东北当局曾密电中共中央称，苏军向他们表示“已下最后决心，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即把苏军在东北缴获的所有日军装备全部交给中共。至十一月下旬，中共出关军队已经从苏军占领的原日军仓库中，取出了十万枝枪和三百门大炮。至此，中共终于因苏联对中华民国政府的背信弃义，而抢进了东北，并且立即得到了大批的军火物资。
一九四六年六月，已经抢进东北的中共军队又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二十七万多人。他们在苏联的支持下，不但接受了大量的现代军事装备，而且收编了三十万原汉奸军队，留下了八千侵华日军，以补充他们这支旨在中国打天下的队伍。这对于提高中共农民造反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和现代化作战能力，均起到了巨大作用。
上述事实确已证明，内战早已开场，大战更无可避免。在对日抗战中养精蓄锐八年的中共卖国军队，终于怀着他们早已铁定的打天下决心，在苏俄的阴谋支持下，抢夺了祖国的东北“宝地”。如果开一句历史的玩笑，就是：一场由斯大林改写的，“由苏军引共军入关”，而夺取中华民国江山的新编历史剧，就要在万里狼 烟中上演了。
第四、中共一再地破坏中华民国的宪政建设，为打赢内战廓清了道路
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的破坏是空前的。虽然我们是一个大国，而未陷入“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境地，但是，日本长达十四年的侵略，尤其是八年全面侵华战争所带来的极大破坏，亦同样使她满脸是泪，浑身是血，遍体鳞伤。此时此刻，任何一个爱国者，爱民者，或曰任何一个有着起码的良知者，都不会、也不愿意在这一场人类浩劫刚刚结束之时，为了一己的私欲而立即开启一场内战，使得正在痛定思痛的人民又陷入痛上加痛的更加悲惨境地。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当政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由于在抗战期间就开始了对战后民主宪政的准备，并公告要在战后一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因此，如无其它特殊的原因，战后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建设非但应该能够顺利进行，而且中华民国民主宪政建设的成功，即军政、训政的结束，和还政于民的实现，也就完全是可能的。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对中共持续八年假抗日、真扩张的卖国行径了如指掌，又对中共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夜起，就立即发动了内战的行径历历在目，因此，倘使说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竟丝毫没有一举解决中共叛逆的愿望，非但不符合事实，而且也不尽乎情理。国民党政府在不得不打的情势之下，也只好打打谈谈，甚至在忍无可忍之时，亦想一举歼灭中共以“绝我民族大患”的事实，恰是这种心态的说明。
但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基于国家人民最基本的福祉，为了避免内战和利于战后恢复，曾对中共一再地作出了让步。他们主动地和一再地邀请中共和谈、协商，主动地和一再地吁请国际社会调停和帮助，甚至数度对中共虚位以待，直至做出种种过份的退让，无非是希望中共能够罢兵休战，以共同参预战后的中国民主宪政建设。
然而，中华民国政府对中共借争夺受降权而发动内战、抢占东北的一再容忍，中华民国政府为邀请和等待中共参与国家宪政建设所做出的种种让步，非但只能使得已经发动了内战、并已经抢占了东北的中共胃口大开，而且，更为这一伙二十余年来一直梦想要颠覆中华民国的“马列子孙”，一次又一次地送上了天赐良机，直至造成了战争利于他们时，他们就公然撕毁协定，大打出手；战争形势一旦不利于他们时，他们就虚与逶蛇，高喊“和谈”，以积蓄力量，伺机反扑。从而一再地造 成了它们在内战中的优势，为它们终于打赢这场内战，赢得了时间和机遇。
也许有人会说，中共也曾在抗战胜利后高喊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口号；也许还有人会说，中共曾经反对过内战，要求过和平，甚至于有过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愿望和设想。或许，这都是“事实”。但是，真正的事实是，它们不过是中共所惯用的“革命的两手策略”罢了。因为，中共如果是真心要和平、反内战，是真心要在中国实现民主的话，那它就非但不会反对和破坏战后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建设，而且只会积极投身这一建设，更不会将中华民国于战后所一再推进的宪政建设，当成他们数度发动和扩大内战的“战机”。
那么，中共究竟使用了哪些手段，来破坏战后中华民国宪政建设的呢？
一、中共破坏双十会谈和双十协定
首先，双十会谈的起因来自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蒋曾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一日之内，就连续向毛泽东发出了三次和谈的邀请。二是蒋介石因毛泽东“顾虑安全问题”，而亲自敦请美国大使赫尔利亲赴延安陪同毛泽东同机往返重庆和延安。三是斯大林亦因蒋介石的请求，而于八月二十日致电毛泽东，要他赴重庆谈判。然而，如我前面所说，毛在临赴重庆前向其党人发出的指示，便是“继续发动攻势”，毛更在和谈结束刚刚回到延安时，又马上向他的军队发出了“立即向蒋管区发动进攻”的命令。毛泽东何有丝毫“谈和”的诚意？还是他自己说得好：“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这才是毛的真心话，因为他要欺骗国人的目的达到了。
二、中共破坏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前后，正值中共抢占东北和必须巩固东北之时。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东北局的指示信。该信指示说：“我党现时在东北的根本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 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在一九四六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由是可知，彼时彼刻，中共参加政协会议是假，而建立巩固的东北军事政治根据地才是真。
所以，政治协商会议尚未结束，中共为了建立和巩固它的东北军事根据地，已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单方面提出了四条要求。其中关键的两条，一是要求政府承认并整编刚刚伪装抢占东北的十数万中共军队、即改名换姓的“东北民主联军”。二是要求政府承认刚刚由他们抢占东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据地“自治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以公然反对和要挟政治协商会议。因要求未能得逞，中共便立即大打出手，于三月中旬陷四平、下长春，并夺取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唯一的一场真正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遂只能以中共在东北所发动的大规模内战，来作为它痛苦的归结。
三、中共破坏“制宪国民大会”
虽然中共在双十会谈和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均按照它的“既定方针”，照打不误，但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还是对中共采取了一条 “和平未到最后绝望时期，仍不放弃和平”的“抗日式”决策，所以，按照政协会议的决议，仍然坚持邀请中共参加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召开的“制宪国民代表大会”。但因此时，中共在东北的内战正打得“顺手”，所以，它便要求于国民大会召开前就按照它的意愿先改组政府，后召开“国大”，国民政府只好将制宪国民大会延期半年。之后，当蒋介石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抗战胜利周年纪念日发表文告，提出六项主张，表示愿意先改组政府、再召开国大时，中共又提出必须在四十名政府委员中，由中共占十席，民盟占四席，然后再将一名无党无派者的席位拨给中共推荐，以求稳获三分之一票以夺取否决权，借以阻碍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同时，中共还在张家口集结重兵，明确表示对蒋介石所提出的“政治问题采取政治解决办法”不屑一顾，企图将东北的内战烽火烧向华北，以威胁召开在即的制宪国民大会。
由于国民政府没有接受中共的无理要求，政府军又在张家口挫败了中共的军事攻势，中共才在战况不利的情形下，提出了参加制宪国民大会的名单，以行缓兵之计。但是，当政府为召开国民大会而单方面宣布张家口停战十日，中共于张家口的不利战况已得以解除时，中共又为夺取否决权而重提“非在政府委员中占十四名不可”，并要求政府军于关内恢复一月十四日（第一次停战令生效之日）以前的位置，同时要求马歇尔转告美国政府，不要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并从中国撤兵。因为美国 调停虽然大大地帮助过中共发动内战，但此刻已经成为它进一步发动内战的绊脚石。
最后，当为中共延期半年的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已达开会期限，中华民国政府为促使中共四百名代表参加会议，不仅于十一月八日再次颁布全国性的停战命令，而且再次将会议延后三天，专门以待中共。然而，直至三天后会议已经开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参加会议，并且于十一月十一日以延安总部名义正式发表声明，要求“立即解散正在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甚至宣布要筹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十二月十六日，中共在南京的发言人已经宣称：“我军已于各地先发制人，并准备奋斗到底！”
我显然应该补充说明的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制宪国民大会上三读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乃是集三十四年（一九一二至一九四六）的艰难奋斗才获得的巨大民主成果，并成为现代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历史性丰碑。这一部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经明确地写入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和各级监察、考试 委员必须超越党派”等条文的真正民主宪法，虽然中共曾派人参加修改和制定，但它却在最后一次与中华民国政府进行虚假的停战谈判、即中共渡江前的谈判时，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谈判条件，就是“必须废除《中华民国宪法》”。如果套用中共开山人物李大钊的话来说，就是“专制与民主不并存”吧。
第五、中共打赢内战、打败国民党的五个关键手段
反美运动
第一个手段就是“假谈真打”和“利用美国又反对美国”
所谓“假谈真打”，我就不多说了。而所谓利用美国又反对美国，我想补充的是，由于美国对中共非但不了解，甚至曾浪漫地认为，国民党才是专制的，共产党才是民主的，所以，在中共已经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内战时，它竟一再地包庇中共，为难中华民国政府。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共，是要利用美帝国主义的，并因此而占了不少的便宜。后来，当美国已经明了中共才是真打和狠打，甚至要求中共停战，并要追查中共劫杀军调小组两名成员一案时，中共便立即策划利用所谓民族情绪，不择手段地发动了一场反美运动。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第五十四军五十三团曹志福部在河北香河县安平镇召开“反美运动大会”，高呼反对与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求马歇尔滚回美国去。七月二十九日，中共曹志福部又袭击路过安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三十余人，当场打死美军三人，伤十二人。事后共军再次袭击塘沽附近美军军火库，美军死五人，伤十六人。这就是中共一手策划的“安平事件”。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中共竟派其地下党员、职业学生沈崇勾引一美军士兵于北平跑马场野合，并由事先埋伏的中共地下人员“当场捉奸”，在全中国制造了一场人尽皆知的“美国士兵强奸中国女学生案”，“激发”了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更为中共发动一场反对美国“支持反动政府打内战”的反美运动，制造了有 利的舆论条件。与此同时，中共却绝不会为无数遭受了苏军奸淫的东北女同胞发起一场“反苏运动”，因为苏军支持并帮助中共打内战，颠覆中华民国。虽然中共职 业学生沈崇在用自己的贞操为中共欺骗天下之后，所得到的奖赏竟然只是中共无情的“遗弃”。今日已经在美国定居的沈崇女士，对自己的年轻时候的“上当受骗”，已然是“痛彻心脾”。
第二个手段就是在“毛管区”发动军民打内战，却在蒋管区发动人民和策动学潮“反内战”，以开辟中共打内战的“第二条战线”。请大家看下面的事实：
一九四五年年底，就在中共需要时间以建立和巩固它的东北根据地时，中共发动了昆明学生运动，它的口号就是“反内战与要和平”。而一九四六年的“一‧二一”学生反内战运动，就是这场运动的高潮。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说，则是：“一‧二一运动，就是为开辟这条战线而吹响的第一声号角和点燃的第一堆烈火。”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当中共在内战中战况不利时，中共又策动和组织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赴南京请愿，“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和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这个运动的总指挥，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负责人和后来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
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中共蓄意策划沈崇事件就是为了发动一场以“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为借口的“反美运动”。用中共党史学家们的话来说，这场运动在“性质、规模、影响和作用方面与历次学生运动相比，不仅有了提高”，而且它的作用，“在反美、反蒋斗争中，仅次于人民解放军”。
一九四七年春天，当内战处于胶着状态时，中共又一手策划和领导了名为“红五月”的学生运动，喊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用中共党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一九四七年的“五二零”学生运动，又把“经济斗争、生活斗争上升到了政治斗争，规模也从小型的分散的斗争集中为全国性的反美、反蒋的斗争”，从而被中共称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新起点”。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蒋管区的斗争方针的指示电”已经指示说：“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
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更在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文章中称：“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对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千一百二十页的注释，则这样地评述道：“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有了新的高涨，逐步形成为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于是，中共党史专家便对中共发动内战的“第二条战线”的作用，兴奋地评价说：“一是从政治上打败了蒋介石。二是从军事上间接配合了第一条战线作战。三是从组织上为革命和建设准备了大批骨干。四是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迎接了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战役的军事斗争。”
事实证明，由毛泽东和中共编剧导演，和由单纯的青年学生们上演的“第二条战线”，就是这样地为中共发动内战和打内战，打江山和坐江山，立下了如此的汗马功劳。一九八九年当中共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在北京屠城之后，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对他的后人说：“当年，我们这些北大的学生天天三菜一汤吃得饱饱的，可是吃饱了便跟着地下党上街去‘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国民党也不曾开枪打我们。今天想起来，实在是令我无地自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