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宣传”？希特勒对“宣传”功能曾有一段“经典”解说：“宣传的任务不在于正确与错误。我们不能客观地提供对我们不利的事实，而要把只有利于我们的事实反复强调，不遗余力地宣传。”
最近中国政府发布的《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这份白皮书，与其自1991年开始发布的中国人权白皮书属于同系列产品，正好具有上述宣传定义所具有的特点。只不过由于其功能与对内宣传不同，属于对外宣传品。由于宣传的名声不佳，近两年中国政府努力为其外宣产品改换包装，称之为“国际公关”或“软实力”。我将这些人权白皮书称之为“中国外宣产品皇冠上的‘明珠’”，在于它们是精心炮制、且具有希特勒解说的宣传之特质，远比其他外宣产品看起来精致。
一、中国现实：人权白皮书的黑色注释
中国政府正以其行政作为不断地在为中国人权白皮书添加黑色注释。世界广为知晓的是中国政府正在加强控制媒体、聘用数以十万计的网路评论员（即“五毛”）在网上日以继夜地工作，目的就是制造虚假的民意与引导舆论，不惜工本地构筑利益表达的输入性壁垒。除此之外，中国的国家强管制能力――亦即人权践踏机制在 2009年得到加强，这有以下几项指标可证：
首先，中国在维稳上的经费投入堪称天量。据说2009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与同年公布的公开的军费开支5321亿元相差无几。
其次，由于社会反抗（即中国政府宣称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从2005年的87,000起上升至2008年的124,000起。随着社会反抗的增加，维稳物件也越来越多，以至于政府需要对维稳物件实行分级管控，按照安保稳控级别分出A、B、C三级。其中A级人员作为重点稳控对象，由基层政府的综治办、派出所安排人员实施24小时动态监控；B级人员以基层组织聘用的灰色资讯员为主，采取早、晚碰面，掌握动向；C级人员以综治办、派出所、司法所开展约谈形式，由当事人出具承诺保证书和发放告知书的形式监控，并落实B、C级人员区域外出报告制度，随时掌握重点人员的动向。
第三，政府已经公开宣称有可能将维稳物件当作精神病患者处理。2010年5月29日，《了望》新闻周刊发布一项官方“研究成果”：“研究显示我国精神病患超1亿，重症人数逾1600万”，并说这些精神病患者多是穷人。
即使被列为中国政府“为促进和保障人权所作的巨大努力和所取得的新进展”的主要成绩――2009年，全国信访总量同比下降2.7％，连续5年保持了下降的态势――也被北京安元鼎公司多年来暴力截访证明所谓下降只是自欺欺人之谈。因住房拆迁而被迫自焚或自戕的拆迁户正以自己的生命证明中国人的生存权被无情地剥夺。人权白皮书中有关“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特殊保护”的种种成绩，正被新疆维吾尔族人与西藏地区的藏人持续不断的反抗所颠覆。
二、《人权白皮书》只是个外宣产品
中国政府于1991年开始发布首份中国人权白皮书，这份《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是第9份。从人权白皮书的写作动机与参与机构来看，都不能称之为真正客观的研究，只是不折不扣的外宣产品。
1991 年中国首份中国人权白皮书，由时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朱穆之主持撰写。如果中国党文化允许突出个人功绩，朱穆之应该能够被评为 “中国外宣掌门人”之类。据朱的传记《风云激荡七十年》回忆及其它资料所述，当初中国政府之所以发布人权白皮书，是由于以下两大原因：
首先，是为了摆脱1989年六四屠杀所造成的国际困境。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苏联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全世界都对中国的人权状态表示关注。 1990年底，美、欧42位科学家联名写信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指责中国压制人权，强烈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并声明中国如不改善，他们将发动世界各国的科学界断绝与中国的交往。此举使当时被国际社会孤立的中国政府备感压力。
第二，是为了应对美国每年发布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压力。美国从1978年开始，每年都发布年度《国别人权报告》。该报告由美国国务院和人道事务局编写，以美国国会名义发表。由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表现了关注人权这一特点，中国习惯性地将之称为“人权外交”。美国这一每年都例行发布的《国别人权报告》，对中国的人权状态提出诸多批评并要求中国改善。
在面临“国际反华势力”的包围与孤立之时，老外宣朱穆之临危受命，组织人马撰写中国人权白皮书。在此必须提及朱穆之对中国人权宣传口径的重大发明：当时讨论人权白皮书的大纲时，有人提出，西方重视个人政治权利，加之西方攻击中国最多的重点也是个人政治权利，因此这份白皮书应该首先突出讲中国公民个人的政治权利，把它放第一章，担纲的朱穆之未采纳这一意见，而是要求突出地讲中国人的生存权，把它放第一章，第二章再讲中国人民的政治权利。中国人现在都知道中国人的人权与别国不同，首要是生存权，但大都不知道这是中共外宣工作掌门人朱穆之的创造性发明。
随着中国外宣品制造工厂的壮大，中国政府还不断制造出《人权白皮书》的配套产品。1992年，针对“关于司法和西藏是西方在人权方面着重攻击中国的两个问题”，朱穆之又主持起草了两份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白皮书，一份是《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另一份是《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分别于当年8月、9月发表。
如今中国有关人权的外宣机构已趋完备：1993年1月中国人权研究会正式成立，其理事大都是中国政府的宣传专家；其职责是专事褒扬本国人权进步并在联合国应对“反华势力”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并程度不等地表示抗议。目前为了表示这个机构是货真价实的非政府组织，已经由中国八大政治花瓶之一致公党主席罗豪才担任会长。与之相呼应的则是各大学如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都成立了人权研究中心。
有关中国人权的外宣产品已经形成规模生产：除了主打的人权白皮书之外，中国人权研究会于1998年设立了“中国人权网”，包括中英文两个版本；于2002年2月创办了《人权》杂志（双月刊，中、英文两个版本）；定期出版研究报告《中国人权在行动》；不定期编纂出版《中国人权年鉴》。此外还有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2009年3月），《新疆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2009年9月）。针对美国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的则有年度《美国的人权纪录》，通过这一反守为攻的策略，中国宣传专家们抚慰了中国人那疲惫不堪的脆弱心灵：原来美国的人权问题与我们中国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
三、精美包装的宣传品只不过是只刷了石灰的白乌鸦
由朱穆之开创的中国人权外宣产品虽然成系列地被开发出来，也深得戈培尔当年传授的宣传技巧――“混杂部分真相的谎言比直接说谎更有效”。但这种外宣用来自欺可以，欺人的功能实在有限。由于互联网这种新兴传播工具的存在，由于中国每时每刻发生的维稳惨案为中国人权状态不断添加黑色注释，中国那千疮百孔、血迹斑斑的人权状态还是被以各种形式揭露出来。9月23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发布了一项特别调查“中国式维稳之异化与代价”，据公布，接受调查的有线民8756人，还有478接受书面调查的地方官员，结果79%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较严重”。
宣传再精致也只是宣传，精心炮制的外宣产品只不过是只刷了石灰的白乌鸦。它们既遮蔽不了现实，也无法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印象。日本是中国外宣获得最大成功的国度，中国多年的外宣刊物老品牌《人民中国》的日文版是同类刊物中办得最成功的，也有日本籍外宣专家等为之尽力效命，但最近中日之间发生的钓鱼岛事件使邻国看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真相，结果将众多邻国推向了美国的怀抱，使中国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这一目标的距离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