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运动与中共党内斗争(图)

发表：2010-10-06 01:20

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反右派运动，中共及其历史学家始终把它定性为一场整敕知识分子及民主党派的运动，反右运动的性质如同中国现代史那样，早已被官方盖棺论定了。五十三年光阴荏苒，体制内外的历史学家和当年受害者反思后挖掘出来的史料证明，毛泽东发动“阳谋”的最终目的，如同以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和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一样，都是为了打击党内的反对派。这批党内右派中，首当其冲的是不听中央号令的诸侯、地方主义分子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打游击和地下党出身的原白区党内干部、党内知识分子和党内民主派。

本文将从另一个视角来剖析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的最终目的。

中共党内揪出多少右派

反右派运动究竟打了多少右派，有三种不同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官方认定的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第二种是加上中右分子、内控右派、疑右分子以及工、农、中小学生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坏分子共约一百二十万人；第三种再加上受株连者共有三百多万人。本文所探讨的党内右派以官方认定的第一种数字为基准。

中共对于党内右派的数量始终讳莫如深。如今只能依据三个文件来估算党内右派数量。中共官方把反右运动划分为鸣放、反击、补课、处理四个阶段。这种划分方式很容易使人忽略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运动的特殊重要性。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槁“阳谋”，由外及里、自下而上，最后藉助社会上的反右请理门户，消涂党内隐患。反右补课表面上是在凑右派指标，完成毛泽东和中央反右领导小组层层下达和不断升级的定额。实际上旨在“清党”。

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不久，毛泽东即己提醒他的战友：“请各地注意党内的鲨鱼”。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反右斗争是对于每个共产党员的重大考验”明确指出有人是资产阶级右派的“内应”。同月在青岛举行的省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挑明：“所有的人都要过社会主义关，某些老干部特别重要，其中有些人是过不去的。实际上这次整风在党内就是清党，但对下不说。”

毛泽东这种指导思想的背景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云突变。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和安娜.路易丝.斯特郎的“斯大林时代”在中共党内高干中广泛流传。毛泽东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和掌权高干中不少出身于知识分子，搞过学生运动和地下党，受过西方式的教育。他们的心底深处深埋着民主意识。毛泽东清醒地察觉，这些人便是他最大的敌人，远比党外右派危险、可怕。

反右补课即以清党为主，毛泽东称之为“清理阶级异己分子”。不论给他们戴上什么帽子，冠以什么分子，目的都是为了排除异巳，巩固中央集权的局面。因此其打击的矛头只有一个，即所谓的“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如果说在反右运动中揪出的最大干部仅仅是二位中央候补委员，即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古大存，到了文化大革命已经揪出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以及一大批开国元勋、元帅将军。

文化大革命是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的，打击地、富、反、坏、右、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卫兵造反派抄家扫四旧仅仅是毛泽东发动群众的手段。待群众发动起来了，便将斗争锋芒拨向真正打击的目标--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毛泽东搞群众运动的手法一贯是打迂回战、包围战，扫清外围、攻其核心。反右运动从以民主党派、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社会基层为主的外围开始。当群众发动起来外围扫清了，矛头即刻转向党内。假如说毛泽东的真正战略目标在反右运动中尚算遮遮掩掩、避人耳目的话，到了文化大革命便昭然若揭了。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我对局势的几点看法”的党内指示中写道：“看来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15-20%，可能是保守的。党内知识分子约占5-10%。民主党派中右派可能高达20%以上。高等学校中的右派也不会少于10%。”

党内右派5-10%毛泽东是怎么样计算出来的呢？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时有党员一千八百万。从八大代表成份分析，60%为工农，工农不划右。40%可以划右的党员包括知识分子、干部、军官和其他阶层，共有七百二十万之众。依照毛泽东在反右前夕信口开河订下的5-10%估算，党内右派可高达三十六万至七十二万，大大超出全国官定右派总数，显然靠不住。

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发表的党内文件“县委书记以上受到开除党藉处分的决定汇编”和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红头文件“关于今后接受党员工作”指出，自一九五七年六月至一九五八年六月，党员总数共减少二十七万人。扣除自然死亡、划右以外的其他因素、因内控右派或中右而劝退及取消预备期的党员，分散在各行各业党员右派总数应在十八万至二十万之间，占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名官定右派中的33.55%至36.1%，在反右派运动中受整敕的党员数量之大、比例之高，正是至今秘而不宣的原因之一。

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党内划的内控右派、中右分子，因为党内也和社会一样要划左中右。他们仅受除不开除党藉以外的其他党纪处分，对外保密，组织部门掌握。乔冠华和杨献珍便是这一类人。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赞成实行美国国会两院制。部长陈毅说：“乔冠华是外交部右派的首领。是露骨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足够定为右派。”但处理时报中央书记处，批复仅给予“严重警告”的党纪处分，不戴帽、不开除党藉；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起初一个右派也抓不出来，刘少奇警告他： “我看你就像个右派。”中央书记处撤了他的职，他只得让秘书马鸿模顶替他当右派。

党内右派是些什么人

更为严重的是划右党员的身份。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年期间出版了内部发行的五卷本《关于清除党内的右派分子决定汇编》。其中披露党内行政十三级以上高干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材料二百八十五份，除三十三份是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九年分别处理的个案以外，其余二百五十二份材料都是在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运动中判定的案子，即在一九五八的行政十三级以上党内高干中划的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占总数的88.44%。在这二百五十二个案例中，省部级以上高干一百多人，有三十九个是集团性案件，即“右派反党集团”和“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或“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案。

他们之中有中央候补委员、部长、省委书记、省长、市地县委书记、中将、少将、大校，身居高位要津，难怪毛泽东担心江山变色。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底访苏归来，来不及掸去身上的尘土，便马不停蹄地数度离京，至一九五八年三、四月间，共密访全国近二十个省、市、自治区。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秘访上海、杭州，揪出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周克、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薛尚实、浙江省长沙文汉、浙江省委宣传部长陈修良、副部长兼省文化局长黄源等反党右派集团。

一九五八年一月密访山东、安徽、广东、广西；一九五八年二月东北三省；三月至四月武汉、广州、浙江、甘肃、河南、河北、云南、青海、新疆，替当地挖出了一大批省部级的党内“定时炸弹”，即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和民族地方主义分子。把他们一律开除党藉，清除出党。被毛泽东在巡游中揪出的主要有十大反党集团：

以浙江省省长沙文汉为首的沙、扬（思一）、彭（瑞林）、孙（章禄）右派反党集团；

以甘肃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孙殿才为首的孙、梁（大钧）、陈（成义）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以安徽省省委书记李世农为首的李、杨、李、陈右派反党集团；

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右派反党集团；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常委陈再励为首的陈、王、骆、王、廖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以青海省省长、省委第二书记孙作宾（极右分子）为首的青海省委右派反党集团；

河北省委常委刘洪涛右派反党集团；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广东省委副书记兼副省长冯白驹、古大存为首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热赛拉夫、常委伊敏诺夫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

毛泽东用出巡密访的办法发动政治运动整人，即由反右运动始，以后各大运动都沿用这种方法，直到文化大革命终止。

党内右派的构成

党内右派首先是一批中央和地方具有民主意识的各路诸候。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的浙江省长沙文汉主张党政分工，被诬指为是“资产阶级政权观点”，他对民主人士中的右派严格执行政策，诬为“包庇右派”；一九三二年入党的监察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王翰主持全国监察工作，反对用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取代司法监察，反对制造冤假错案；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与副书记兼全国作协书记黎辛，在批斗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中，抵制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均被划为右派。党内民主派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或学生出身，比较容易接受民主意识。

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合作化高潮中与毛泽东唱反调首次提出“包产到户”并付之实行的年仅二十六岁的中共浙江省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和中共广西环江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王定，都是党内民主派的代表人物。王定还是地方主义分子兼极右分子。他逝世后环江人民怀念他，在他坟头树起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刻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不屈不挠争民主的人民英雄”。

其次，利用反右运动打击报复党内对手，也划了一大批右派。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孙作宾是二十年代入党的唯一的党内极右分子，他的“罪行”仅仅是在党内批评省委第一书记高峰作风专断。

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周克在一九五六年七月举行的上海市第一次党代会上对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民主作风不正常提出意见；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薛尚实指责柯庆施独断专行为党内一霸，演成沪上轰动一时的“一霸事件”。他们几人均被柯庆施打成右派。

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与柯庆施互为仲伯，将无记名选举中不投他票（经公安厅秘查）的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张文澄和批评他“一言堂”家长作风的成都市团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黄一龙划为右派。经过党内反右，中共全党万籁无声，无人敢提不同意见，无人敢说真话。其直接后果就是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的“大跃进”。

第三方面的党内右派，是通过反右清洗白区武装斗争和地下党出身的干部。毛泽东认为地下党成份复杂，多为知识分子，不可靠。不宜担任党政第一把手（正职）。一九四九年发至各大军区的内部绝密文件中，下达了处理南京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沙文汉之妻陈修良曾任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在白区组织武装起义，为共产革命出生入死，受到中共中央表扬，人称“策反主帅”和中共三大特工女杰（另二人是张露萍和朱枫）之一。南京共有二千名地下党员，两次整党处理四百六十六名，开除二百另五名。陈修良本人一踣降职，直至戴上极右分子帽子。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袁永熙是“一二九”学运领袖、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出身学运工运，他们同成千上万地下党出身的党内高干一样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

一九八四年胡耀邦执政时期，中共中央决定全面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当年九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在昆明召开“十六省市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座谈会”，仅江西省委就成立了“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办公室”，工作二十多个月，恢复江西省地下党成员六百五十二人党藉，其中有一百二十七名隶属中共闽浙赣边区城工部的地下党员因城工部领导人出了差错，都当叛徒惨遭枪决。另有一个中学生地下党小组胡显中等五名党员连同他们的入党介绍人统通划为右派分子。

第四方面是因犯“地方主义分子或地方民族主义错误”而被划为右派的党内干部。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反地方主义，全国各省市都要进行。地方主义者，实际上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对地方主义不要让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广东，广东干部可调一批到北京来。泥里掺沙，沙里掺泥。改良土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广东省首先把第二次反地方主义运动纳入反右运动的轨道。广东省的反右斗争的重点便是反地方主义。广东省全省共揪出右派分子三万六千八百另八人，因犯地方主义错误而划为右派的各级干部有一万二千多名，占全省右派的三分之一。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在中共广东省委第八次扩大全会上的总结中称：“地方主义首先是在海南发起……其他各地也跃跃欲试，蠢蠢欲动……有的已发展到组织反党小集团的地步。例如蓬荆反党小集团、欧新反党小集团、陈华反党小集团、陈恩反党小集团等就是。”

广西、甘肃（含宁夏）、云南也揪出了大批地方主义反党集团，谢富治仅在滇东北就揪出散布在昭通、鲁甸等十一个县市原边纵地下党地师级、县委书记、县长等各级干部二千多人。谢富治在云南省委扩大会议上疯狂叫嚣说：“要像挖山药蛋一样在地下党、边纵中挖右派。”

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关于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及其扩大化的说明”中透露：“由于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一是扩大了范围，有些地方由共产党内扩大到党外……-，二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据全国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统计，共划少数民族右派分子五千人，其中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共一千七百人。”

中共在意识形态文宣部门的各级领导，成为党内右派的第五方面军。从中央到地方几乎一网打尽。他们中有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长陈沂少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浙江省文化局长黄源以及一大批各级中共分管意识形态和笔杆子的宣传部长。

党内右派第六方面军是中共的枪杆子——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共揪出六万多名右派分子，以批判刘伯承、肖克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为主线条，他们之中绝大部分是党团员。将军级的有为刘伯承受过的南京军事学院教官刘宗宽中将、长期埋伏在蒋介石身边的中共特别党员郭汝瑰中将、第一支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委范明少将、总政文化部长陈沂少将等将领。毛泽东称肖克上将是军中右派代表，但未戴帽。总参谋长张爱萍也因受朱可夫事件影响而受到批判。

在军中右派中有二个人值得一提。曾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刘伯承为部长）条令局副局长和南京军事学院作战训练部长的蔡铁根大校，参加过红军长征，立有显赫战功，担任过彭德怀秘书，在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为刘伯承辩护而打成右派，逐出军队。文革初期惨遭枪决。著名的全国特级战斗英雄邰喜德少校（蒙族）为批评苏联教官而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军藉、党藉。

中央及地方揪出的党内右派集团

根据中共中央监委办公厅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0年期间陆续出版、内部发行的五卷本《关于清除党内的右派分子决定汇编》以及各地发布的资料，中央和地方划为党内右派反党集团或个人的主要有：

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五七年九月揪出“李之琏、黎辛右派反党集团”，李之琏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黎辛任机关党委副书记兼作协党总支书记，反党集团成员还有机关党委副书记张海、崔毅。

中央广播事业局：一九五八年十月揪出“温济泽右派反党小集团”，温济泽为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中国人民银行：一九五八年揪出“尚、詹、夏反党集团”，尚明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主任，詹武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外业务管理局局长兼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夏原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外业务管理局副局长。

中央监察部：一九五七年揪出“王翰右派反党集团”，王翰为监察部常务副部长、中共监察部党组书记。

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五八年五-七月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批判以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搞福利主义、闹独立性、搞反党宗派主义，书记处书记董昕、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秦达远等十多人划为阶级异己分子。

上海市：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周克右派反党集团，以薛尚实为首的同济大学右派反党集团，薛为党委书记兼校长，党委副书记兼总务长刘准，党委会三分之二委员，共青团正副书记都是右派。

安徽省：“李、杨、李、陈右派反党集团”，李世农为安徽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杨效椿为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检察长，李锐为省委委员、副检察长，陈仁刚为司法厅副厅长、司法厅党组书记。

一九五八年四月揪出“淮南市右派反党集团”，其成员是中共淮南市委书记处书记夏际霞等人；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揪出“蚌埠市反党联盟”，成员有中共蚌埠市委第二书记兼监委书记罗霞光、市委副书记王荣华、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杜宏本。

浙江省：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揪出“沙、杨、彭、孙右派反党集团”，沙文汉是浙江省长、省委常委，杨思一为浙江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彭瑞林为省检察院长，孙章禄为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长。

一九五七年十月揪出中共永嘉县委副书记王定，首创“包产到户”人之一

广东省：一九五八年二月揪出“冯、古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冯白驹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广东省副省长，古大存是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同时揪出四大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一、“蓬、谢、钟、温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蓬荆为原水产厅副厅长，谢平为汕头市税务局长，钟杰民为水电厅处长，温盛湘为水产公司经理。

二、“陈、吴、钟、王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陈恩是中共广州市委秘书长，吴有恒是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钟明是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有恒是市委办公室主任。

三、“欧新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欧新为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处长，该集团包括十多名县团级干部。

四、“陈华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陈华曾任中共地委书记，中共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集团中包括十多名县团级干部。

划为地方主义右派分子的还有中共港澳工委宣传处长麦素君，广州市副市长余美庆，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兼侨务办公室主任谢创，广州市财贸办公室主任古念良。

河南省：一九五八年七月揪出“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潘复生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杨珏为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庭栋是中共河南省委副秘书长。

四川省：一九五八年一月揪出“重庆市张、王、贾、谢四人右派反党小集团”，张文澄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王匡时为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贾维英是《重庆日报》总编辑，谢予是重庆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揪出“重庆市反党联盟”，主要成员是中共重庆市工会党组书记、重庆市总工会主席张显仪等人。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揪出“宜宾地区右派反党集团”，李鹏为宜宾地区专员兼地委副书记，吕逢权为宜宾市长兼市委副书记。

甘肃省：一九五八年二月揪出“孙、陈、梁、曹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孙殿才是副省长、省委常委，陈仁义是副省长，梁大钧是中共银川地委第一书记、省委委员，曹又参是银川专员公署专员。此外还有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陆为公，民政厅长刘余生，司法厅副厅长王新潮，交通厅副厅长林里，商业厅副厅长梁克忠，文化局局长马济川等人。

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九五八年六月揪出“陈、王、骆、王、廖、廖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陈再励是中共广西区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王梦周是中共广西区委组织部长，骆明是中共广西区委宣传部长，王浩是中共广西区委文教部长，廖原是中共广西区委财贸部长，廖联原是兵役局长。中共广西区委八个部长有六人划为右派。

“中共环江县委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包括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王定（包产到户首创者之一），副书记陈朝群，车丙寅。全县干部有九十六人划为右派，六十六人划为中右。

青海省：一九五八年六月揪出“孙作宾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孙作宾是青海省长、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其成员是省妇联主任刘杰（孙作宾妻），省高级法院副院长高继先，中共青海省河南县委第一书记潘光亚。

河北省：一九五八年二月揪出“刘洪涛反党联盟”。刘洪涛是省委常委、统战部长，还有统战部副部长王葆真等。

福建省：一九五八年六月揪出“福建省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有中共福州市委书记黄国璋，省教育厅长林汝南，晋江专区专员许集美，福州市委书记王一平等人。

贵州省：一九五八年二月揪出“贵州省侗族地方民族主义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有省委候补委员、中共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处书记、副州长梁旺贵（侗族），中共黔东南自治州委委员、州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冯兴漠（侗族）。

云南省：一九五八年四月揪出“郑敦、王镜如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郑敦是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常委，王镜如是组织部副部长，其成员有中共省委组织部组织指导处长臧野农，省建筑工程局处长袁用之，中共玉溪地委副书记全明，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谢加林，思茅地委书记梁家。

滇东北的反右运动与反地方主义结合起来，由时任云南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的谢富治亲自领导，主要矛头对准四十年代战功卓著的边纵和地下党干部。揪出原昭通地委第一任书记李德仁（己调任北京铁道学院党委书记）、昭通专员李剑秋、云南省地下党领导费炳、浦汉英、孙志能等人。滇东北共有十一个县揪出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谢富冶超额完成抓右派指标，共有二千多人被打为右派分子：

会泽县：县委书记薛振华、县长陆子英为首地方干部二百余人；

昭通县：县委书记陈季佰、县长张保全等地、县两级干部三百多人；

盐津县：县委副书记瞿增伟、组织部眸何浩正等一百四十余人；

鲁甸县：县委副书记李春仁、组织部长袁成明等一百二十多人；

威信县：县长吴之伯、县委组织部长杨曙、宣传部长王文、财贸部长崔汝益等一百五十多人；

巧家县：县长郭云谷、副县长龙树林、宣传部长丁恩祝、农工部长周天祺等一百五十多人；

大关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傅开仁等一百多人；

永善县：县长张德钦、副县长韩礼福、检察长吴启跃等一百八十多人；

绥江县：县委组织部长龙祥林、宣传部副部长杨正举等一百二十多人；

镇雄县：县长欧阳兴科等一百二十多人；

彝良县：县委书记陈子良等一百八十多人

山东省：一九五八年八月揪出“山东省王卓如地方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王卓如为山东省省长、中共山东省委常委，成员有省委候补委员、中共山东省委财贸部副部长张耀曾，省外贸副主任郭士毅，副省长袁子杨，财贸厅厅长续中一，省计委副主任曾戎等人。

一九五八年三月揪出“荷泽地委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其成员有荷泽地区专员，中共地委副书记扈国华，地委常委、宣传部长杜湘，地委常委、财贸部长王鲁光，地委委员、宣传部长褚连捷，地委委员、中共单县县委第一书记申云璞。

一九五八年四月揪出“青岛市地方主义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有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处书记孙汉卿，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处书记矫枫，青岛市副市长褚介，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委员孙朴风，中共青岛市委文教部副部长余光前、国棉一厂党委书记王作，《青岛日报》总编辑顾膺等人。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揪出“济南市地方主义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有中共山东省委常委、中共济南市委第一书记王路宾，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毅以及市委秘书长、市委工业部副部长等人。

山东省地方主义反党右派分子还有中共泰安地委书记曹礼琴，中共惠民地委书记李峰。

辽宁省：一九五八年二月揪出“辽宁省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其成员有辽宁省监察厅长、党组书记张静超，监察厅副厅长、党组成员方一臣等。

一九五八年十月揪出“辽宁省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成员有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王锋等人。

西藏自治区：一九五八年八月揪出“范明右派反党集团”，范明为中共西藏工委书记、进藏部队司令兼政委，少将军衔。成员包括共青团西藏工委副书记梁枫（范明妻）、青藏公路交通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党委第二书记白云峰，中共西藏工委组织部长曾实等人，受株连者达六百多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九五八年四月揪出“新疆地方民族主义反党联盟”，主要成员有中共新疆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热赛拉夫，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伊敏诺夫，中共自治区党委常委艾斯海提等。

某些研究“五七运动史”的学者将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区分为自觉型和非自觉型两大类。然而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右派分子，在客观效果上都起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正面作用。中共党内右派亦是如此。一九五八年的反右补课运动，是中共建政后第一次大规模地用政治运动方式整赦党内反对派。划为中共党内右派的中共党员，不论其所处位置在高层或基层，在中央或地方，都有不同的原因。有的是不听中央号令，闹独立性；有的是具有民主意识，反对专制独裁；有的是维护地方权益，挑战毛泽东中央集权的权威性。至少是因政策上的分歧而划为右派分子者，在客观效果上他们都是具有不同政见的党内民主派。

为什么反右斗争的盖子至今几乎没有揭开

反右派运动过去五十三年了，对于反右斗争的认知，依旧限定于官方设定的二个禁区范围内，即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及时的。”以及“反右运动是整敕知识分子”。提起反右，人们把时限定格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很少有人把时限延伸到一九五八由以党内反右为主题的“反右补课”，更没有把反右补课看作是建国后第一场最大规模的党内残酷斗争。

这一场党内斗争史几乎揭不开的原因，不外有多种因素。一九七九年右派“大改正”后，开放了一段时间的反右研究。刚打开门缝，不多久便匆遽关门。

五八年党内的反右运动与社会上的反右派运动不同，采用“关门打狗”的方式。毛泽东和中央反右领导小组反复强调“内外有别”，大多数党政系统的党内右派没有推向社会，关起门来批斗处分，当时鲜为人知，事后如果自己不说，便更无人知晓。上文提到的几个文件，都己封存在档案库中，不见阳光。时过境迁，渐渐成为历史盲区。

其次，在右派大改正时，中共中央组织部有一条规定：“对本人及其家属、子女、亲友档案中涉及这个问题的材料，应予以撤出销毁。”在中共党内更有极其严密的干部档案管理制度。党、政正职领导的人事档案，同级党委不准管理，必须由上一级党委管理；厅局级由省部级管理；省部级由中组部管理，以此类推。这种以官本位为基础的党内人事档案管理体制，很难揭开党内斗争的盖子。

第三，党内右派受传统的组织观念和党的纪律限制，有些人改正后官复原职或官运亨通，不愿再去违纪揭开伤疤，影响升官发财。这是与党外右派的不同之处。

自然规律也是揭不开这段历史的重要因素。《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先生于2007年6月在该刊发表专文“关于右派的一项死亡统计”。他以官方认定的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作为基准，经过研究分析，认为在当年还存活一万另三百名右派，即健在者不到百分之二。时过三年，又有多少右派老人逃不过自然规律。如果党内右派也以此数测算，而今健在者应在三千人左右，况且大都是当年二十岁上下的学生党员右派。他们的阅历和对党内斗争的认识毕竟尚有一定局限性。

所以一九五八年反右这场斗争的研究，任务颇为艰巨。本文仅起抛砖引玉作用，期盼更多有识之士来做这个工作。

社会矛盾始终是党内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宽大的木床上摆放着《资治通鉴》，每当遇到政治难题，都会从古书堆中去寻找答案，因此他熟谱中国封建帝王治人拢心之术。在一九五七年，他那超人的政治嗅觉早已察觉了挑战他独裁专政的威胁来自党内，来自党内高层，来自地方诸侯，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潮以及第二国际和平过渡议会道路在中共党内的深远影响。

在北大《百花学社反党小集团》的判决书中，中共甚至否认有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存在，简直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荒唐可笑。可是毛泽东心知肚明，他的敌人来自党内，来自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即五七年的党内右派分子、五九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六四年四清运动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入文革便成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睡在自己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

用政治运动方式清党，建国进行多次，至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透露：“在十年文革期涧，立案审查受迫害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17。5%，副部长副省长以上占总人数75%，中共八届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76%，中央军委副主席86%，全国三届人大副委员长70%，副总理87%，中央各部委和省委书记75%。”

如果对照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便可找出一条规律，即社会矛盾始终是中共党内斗争的反映。翻开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后的历史，潘汉年案引发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由社会上的五反导致党内的三反；批判胡风引发肃清一切反革命运动；一九五七年反右导致中共大规模党内清理；一九五八年又招来社会上的第四次肃反运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引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四清运动”促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因此，可以理解为上世纪五十年代那场反右派运动，系由社会上整敕知识分子和党内斗争两部分组成，以整敕知识分子开始，以党内斗争告终。其直接后果是触发了那场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的大灾难。举河南省为例。由批判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而在全省干部中大抓“小潘复生”，全省共揪出右派七万多人，占全国五十五万多右派总数的15%。党内干部右派二万三千余人，占全省右派总数的15%。河南百姓针对这两个15%说，河南省的高产和卫星是用拳头打出来的。信阳地区右派揪得最多，饿死人也最多。

来源: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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