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乃一介平民，象广袤大地上自荣自枯的一株小草，象浩淼长空中来去无形的一缕清风，平凡的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如果他无儿无女，那就无人会记得他，尘归尘、土归土，亿万年后，和亿万人共同被称作：民众。
父亲生于1919年，死于1985年。六十五年卑微而短暂的生命，只可用两个字概括：悲惨。
自他去世后，尤其是近些年来，我曾几次动笔想为他写点什么，但每每回忆起那些凄风苦雨的年代，那桩桩件件的往事，却每每欲语凝咽……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也已近花甲之年，子侄辈，乃至孙子辈都已长起来了，对于那些不应忘却的年代的不应忘却的事情，他们却知之甚少或浑然不知。而无论对一个人，还是一个家族，抑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真实的历史，如何面对今天，又如何走向明天？一种使命感，让我觉得有必要把那些真实的故事讲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父亲出身农家，祖上好象最早在山东的登州府，后到河北乐亭（俗称老覃儿），最后移民到东北。落脚在公主岭北郊叫 “四合屯”的村子，距公主岭大约十里地。家里有地十七垧，房子七间，马车一挂。几辈人的勤劳不辍，终自小有家业而成殷实之家。属自耕农，也没有雇长工，农忙时人手不够雇点短工而已。有一夏姓亲属说话结巴，五十多岁，因为没家没业，爷爷收留了他，供吃供住——农忙时下地，农闲时看家护院干点零活，待之如自家人，土改时硬被说成是长工，并定我家成分为地主，此是后话。父亲兄妹六人，他是最小的，东北话叫“老疙瘩”，与哥哥姐姐们年龄小了不少，他大哥的儿子都比他大，还有两个岁数跟他差不多的。父亲六岁上死了妈，基本没有童年，跟哥哥们在私塾混了几天，就给家里放牛，稍大点就下地干活了，开始是“半拉子”（就是别人铲两垄地，他铲一垄），后来就顶整劳力了。但有父兄在，他也没当过家。常听他讲小时候没鞋穿，夏天光着脚，冬天冻得把脚插在牛粪里取暖。可能是不甘心农活的劳累，离县城较近，又是铁路沿线（中长铁路），他曾到镇里的烧锅（酒厂，名“太阳城”），以及范家屯糖厂当过工人，又在铁路上当过联结员。因农忙时家里忙，不断地被我爷爷叫回来下地，所以都没干长。再后来就结婚生子，战乱频仍，今天跑胡子，明天跑国军，后天又跑八路，跑大鼻子（“老毛子”，即苏联红军），老百姓也闹不太清什么军队，总之要打仗就得从家里跑出去，有时来不及跑远，就趴到庄稼地里。这中间，各种军队来了都要征粮、征饷，出担架、马车以及壮丁等，因为父亲有点文化，见过点世面，年龄也好，又是大户人家，就被任为保长了。也没干几天就土改了，结果这些都成了后来的污点。
土改时父亲二十九岁，其实当时家早就分开过了，他的哥哥——我的伯父们，都分出到外地单过了。因为父亲是老儿子，所以爷爷跟着他，还有一个没出嫁的姑姑，留在老屯一起过。还有妈妈、我和弟弟，那年我三周岁。
斗争会
一九四九年腊月，好象是经过两次土改，我家成分先是划中农，后又改划地主，据说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雇了“长工”夏老头，父亲和爷爷们当然解释说夏老头不是长工，他自己也证实这件事。但是没有用，工作队和贫协不断找夏做工作，让他划清界限，兼施以威逼利诱——“动之以情，晓之以利”，“启发他的阶级觉悟”，让他在大会上做证，反戈一击。可怜这个朴实的老人不愿意昧良心，又害怕，最后跑到别处流浪去了。这一跑更严重，弄得我家百口莫辩，“地主”就铁定了。房子、地、车马、还有其它能分的都被分了，最后我家住进了老院的一间西厢房——原来的磨房里。那屋子黑咕隆咚的，什么家具都没有，可谓家徒四壁。只记得爷爷那时已经七十五六岁了，不堪事变的折腾和惊吓，病倒在炕上围着床破被，不断地呻吟着，大人们都愁眉苦脸的，我又怕又饿，只能在角落里噤若寒蝉。
这还没完，忽然有一天又开斗争会，除了已经起不来的爷爷，我们全家都去了。会是在后屯周家大院儿开的，记得里外屋挤满了人，一进屋子，父亲、母亲和姑姑就被带进了里屋，三岁的我和一岁半的弟弟被放在外屋的炕上。人们喊些什么，说些什么，我全然听不懂，只知道是跟父亲们要什么东西，没有就打，这边弟弟就大哭，我抱着弟弟没有大哭，只是一边摇晃着弟弟，一边止不住泪水满面流，那种恐惧和无助真是无以言说，当时就一个念头：这一切快点结束，快点看见妈妈，快点回家。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切还进行着，没完没了。可能看我们姐弟哭得可怜，有人就凑过来，一边夸我懂事，一边问我：想不想跟妈妈回家？我说“想”，那人就接着问：那你们家有枪吗？我说“不知道”。“不知道不行，你说有，就没事了，就放你爸妈回家！”我问：“真的吗？”“真的！”一个三岁的孩子就这样做出了选择！而换来的，是大人被斗的升级，他们被上了绑，皮鞭的抽打更重了……“回家”这一简单的愿望直到深夜才实现。我至今不能忘记，回到那间黑屋子时，无比疲倦的我，忘记了饥饿，只剩害怕：等着大人的责骂。但是，父母及姑姑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他们并没有责骂我，而是流着眼泪把我抱得更紧。唯其如此，我却承载了一生对父辈的欠疚。
要饭
父亲秉性倔强、火暴，是个死要面子的人。多次斗争会下来，我家已没什么东西了，甚至已没有多少粮食，有上顿没下顿的，春节将近，别人家都在杀年猪，淘米蒸粘豆包，做豆腐，我们家只能是相对唏嘘，提心吊胆等着再挨斗。这时，有屯邻偷偷来告诉，要想不再挨挨斗，就只一个办法：外出要饭。这样人家才相信你家彻底穷得什么也没有了呢。来人走后，大家面面相觑，其实，除了女人，小孩，就剩爷爷和父亲了，父亲不吭声，七十多岁有病的爷爷强支起病体要去要饭，父亲才不情愿地拿起了一个布口袋走了出去，晚上顶着月色回来的时候，居然也装了大半口袋混合着的各种米，以及深浅不等、大小不一的黄澄澄的粘豆包……
那之后，父亲就落入了生活的最底层，开始了他一生的苦难历程。
搬家
土改之后，要脸面的父亲，搬离了他的伤心地——老屯。起初是投奔我的一个堂姐所在的村子，埋葬了在那里死去的爷爷，他把家搬进县城公主岭，住在南门外。53年，我七周岁，进了公主岭市第二小学上学。那时父母一边种着乡下的一点儿地，一边趁农闲时在城里卖小工，虽也艰辛，似乎也还可以，我记得就是在那时父亲带我看了平生第一次电影——《攻克柏林》。
小学四年级那年，老家的社长（已不记得是初级社还是高级社）进城动员父亲搬回原籍，搬家之前，父亲到我就读的学校办理转学事宜。班主任姜老师得知情况后跟爸说：“你家孩子学习这么好，转学到农村太可惜了，升学时农村学生和城里学生录取比例都不一样的，会耽误孩子的前途，您还是三思为好。”回到家里，父亲问我的意见，最后决定不转。后来的事实证明，搬家是个错误，我没转学却是个正确的决定，此事让我一生感念我的父亲和慈父一样的老师。我将专文回忆我恩师。
老家在公主岭郊区，名“四合屯”，距我上学的公主岭市第二小学有十几里路，春天搬的家。那时学校实行二部制，一个星期一换。轮到我下午上学的那一星期，每天放学都差不多天黑了，春夏两季还好些，只是学校有活动或阴天下雨时，天会黑的特早。虚岁十一的小姑娘，自己不敢走回家，爸妈也不放心，所以定好放学早时，我就自己回家，逢放学晚或下雨等，让我去城里的姑姑家住。姑姑四十多岁，在我家搬回农村时才刚刚嫁的，姑父本来是老实巴脚的工人，一建筑公司的瓦匠，人好也实在，不会寒暄热情，何况对我这个小孩子，但看着姑母小心翼翼似有看姑父脸色的样子，本来就非常腼腆而又敏感的我，生怕姑父不高兴，又怕姑姑为我受委屈，所以如果不是天特别晚甚至有时已很晚了，我都试图壮着胆回家，尽量不去姑姑家添麻烦。爸妈夸我要强有志气懂事，决定每天让爸下工后接我。我仗着胆儿往家的方向走，爸爸下工后直接从地头走到唯一通往镇上的国道向城里的方向走，多数情况下我们会在中途相遇。天黑的早或爸爸下工较晚时，怕我害怕，他会一边走一边就大声喊我的名字，那时出了城，就是空旷的田野，夜幕下传来爸爸那遥远却清晰的喊声，我这边才松下一口气，赶紧大声答应，一呼一应，我和爸两颗心全放下，加快脚步，很快会合，父女双双回家。
转眼秋天到了，路旁的庄稼大部分收割完毕。但还没拉回去。高粱和谷子基本是都捆成了捆，有的码成了趟，有的码成了垛，也有躺在地里的。但也有一片片没割倒还在站立的庄稼。人说“三春不如一秋忙”，生产队里活正紧。那天，正赶上我下午班，妈装好一篮子鸡蛋，让我早点走，顺便到街里卖了，并约定晚上爸接我，走的时候，天是晴的。谁知到了傍晚，学校快放学的时候，天竟阴了起来，坐在教室里，我就有点心神不宁，盼着快下课放学，好不容易下课铃声响了，偏偏辅导员又通知放学后开小队长以上队干部会，我那时是小队长，规规矩矩的我又焦急地熬到散会。走出学校大门时，已下起了毛毛雨，天更是格外的黑。想到这么晚了，要是去姑姑家，事先也没打招呼，如果赶巧姑不在家或人家已吃过饭，都会给人带来麻烦，怎么办？再者，累了一天的爸，今晚肯定会拖着疲倦的步子去接我的。如果我不回，他既多走路，还会和妈一起惦记着我呀。咬咬牙，我顶着小雨出了城。
黑云垂的低低的，秋雨一个劲儿地下，此时路已泥泞，脚下直趔趄，天愈加黑了，有些阴森可怕，更吓人的，是路两边的庄稼和树，这时在我看来，有的象人，有的象野兽（那时真的有狼和狐狸等野兽的）。恐怖极了，神经紧张到了极点。却迟迟听不见爸爸的喊声。我又冷、又怕、又累，心提到嗓子眼儿，自己能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在旷野里，无助地奔跑。当我满脸雨水和着泪水，一身泥水，终于闯进家门，站在毫无思想准备的爸妈眼前的时候，终于不再忍着，放声大哭起来，一边埋怨着爸妈说话不算数，说好接我又不接……
这时，妈妈心疼地眼含泪滴，爸爸在妈妈的埋怨声中破天荒第一次没发火，并面露愧色。
其实，妈也告诉了爸让他接我，爸也去接了，但已走过七、八里路，见天太晚，太黑了，雨又那么大，劳累了一整天的爸爸估计我肯定是住到姑姑家去了，于是转身回家。
那以后，一直到我小学毕业，到初中，无论春夏秋冬，爸都按约定接我回家，没有爽约过。
我也在爸的夸奖声和他如山的父爱中学会了做人要守诚信，一诺千金。
故土
城里烧锅老板的儿子和父亲是好朋友，东北解放前夕，捎信儿定于某日某时到某处会合和他一起去台湾。父亲是孝子，又有些扔不下妻子儿女，犹疑彷徨之际，被爷爷看管起来，错过了钟点，欲走而不能了。
父亲年轻时本在城里几处上班，又稍有文化，如果不是爷爷几番将他招回，留在爷爷视为命根子的土地上，他可能不会挨斗，要饭，遭那些罪的。
而今，又在几番辗转后为了那被分后剩下的可怜的一点地而重返故土。重新选择面朝黄土背朝天，世道早已非昔可比：由互助组而初级社而高级社而人民公社，而公共食堂，而挨饿，……道路越走越窄。有几次父母酝酿着要投奔黑龙江，那时叫“跑江东”，后来，终因怕误了我的学业或可能骨肉分离而一再作罢。
做为地主成份的父亲，入了共和国另册中的另册：生产队里，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永远是他的。其中，最好的活还就是掏粪呢，父亲虽然是那么一个干净、整洁、死要面子的人，那时，却乐于赶着个臭哄哄的大粪车并坐在上面悠哉游哉地招摇过市了。毕竟，有坐着休息的时候！还有一个差事，也是铁定给父亲干的，并且是义务的，那就是送通知。不论是大队小队开会，不论是大会小会，不管是起早还是半夜，不管路途是近是远 ，也不论大事小事，就是屁大个事，有时哪怕是屁大个队干部的屁大个私事，统统找他去通知。经常是，天黑了，又乏又累的父亲刚坐到桌边没吃上几口饭，门外就大呼小叫喊起来，父亲就得立码放下碗筷，揣上通知就走。如果是开大会，不大一会儿，村子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就响起父亲的吆喝声。
有很多只需贫下中农参加的会，是不让另册的父亲以及其他的地富反坏右参加的，但也不能让你捡着便宜，贫下中农开多长时间会，地富反坏右就得在外面干多长时间活。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父亲要每隔或十天或半月或一个月递交一份“汇报”，如实报告这期间的活动以及思想情况。间隔的时间长短视“阶级斗争形势”而定。按说，父亲在填报各类表或者我们孩子们填的各类表中父母项下“文化程度”栏里的“相当于初小”的文化程度，每逢春节不但给自家还应邀给村民写对联，我上高二时，父亲一时心血来潮还在我新发的语文书的书皮上用毛笔写下我的名字，引得语文老师用赞赏的口吻问是谁给写的。父亲完全可以自己完成那个“汇报”的，但是，在我们的记忆里，他就从没自己写过。这项无比伟大光荣的工作一直由我承担。开始时我十分的不情愿，但父命难违，只好就范。起初，父亲口授，无非是：这段时间内我没有外出，也没乱说乱动，没有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老老实实接受群众监督改造来着。挖空心思，凑不足一页，父亲略带遗憾并怀着不能过关的恐惧交上。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一天天长大，随着我的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的次数增加，随着主要是阶级斗争内容的政治课考试成绩如其他各门成绩一样打100分的次数增加，我终于活学活用，能把父亲的“汇报”从写满一页，到两页乃至更多，父亲说写多少，我就写多少，之后高声朗读给他听实际上是朗读给全家人听，直到他老人家怀揣“汇报”满怀信心甚或带着些许自豪走出家门。……直到1965年秋季，我上大学离开家，这“工作”历史性地移交给了已是初中三年级的弟弟。弟弟学习也好，再说了，已经“见习”多年，自然胜任。
大饥饿中二三事
眼瞅着风调雨顺，丰收年景，不知怎么，忽然粮食就恐慌起来，吃遍了所有能吃的东西，还是饿，于是浮肿、死人、饿殍遍野……后来就定性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日子是越来越艰难了，人们继续忍饥挨饿。家家的有线广播里唱着“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向阳花”，“社会主义好”等，还时而播送哪儿哪儿谁谁发明的各种“瓜菜代”以及什么“增量法”，小孩子们感兴趣的是“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和各种“广播剧”以及长篇小说诸如《创业史》等的连播节目。而那时的父亲却总好象专门和我们过不去，一听见广播就皱着眉头说嫌闹得慌，“脑瓜仁子疼”，晚饭后，早早地就逼我们钻进被窝、闭嘴、睡觉。正是这样的一天晚上，我在睡梦中被捅醒，睁开惺忪的睡眼，见爸爸蹲在我头直的地炉子边把烤熟的一小把“哑巴包米花儿”分给我和弟弟，并悄悄地说：“别出声，赶快吃了！”朦胧中，听见他和妈妈小声说：“要饿死宁可饿死小的。……”和着咸滋滋的泪水，我不知下咽的是什么……。那一年，他们的第四个孩子，我的不满一周岁的小弟弟因病却没钱医治眼睁睁地夭折。
逼急眼了的父亲，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偷了生产队计一袋作为猪饲料的“磨石豆”，一头病死的母猪，填补了我们的肚子，使我们免于饿死。并以每次一、二个为数，零星偷了若干土豆，回来后烧熟由母亲嚼过喂给无奶吃的小妹妹。使她免于夭折却个子小，至今体质也差。
那年除夕，爸妈狠了狠心，买了二斤猪肉，除了留下包饺子的肉馅外，其余都做了“酸菜粉条炖猪肉”，妈妈盛进了盆，我高兴地往屋里端，炕上桌边围着的爸爸和弟妹们早就望眼欲穿馋涎欲滴了。不料，门槛一拌，我摔了个狗抢屎，菜盆甩出老远……。妈妈闻声跑进屋，弟妹们傻了眼，我瘪瘪嘴刚要哭出声，脾气火暴的爸爸却说着“岁岁平安”的“喜嗑”，直劲儿安慰着我和大家……
60年春天， 我上初一下学期，记得那年每人发二尺七布票，因为我和弟妹拣了约一小车干白菜叶子，星期天爸拉着和我们一起去街里卖，每斤三毛八，卖了几十元。妈很高兴，那天早晨临上学时，妈给我拿了三张即三个人的布票计八尺一，又拿了二十元钱，嘱我放学后上街扯七尺我喜欢的花布回来好给我做件上衣，顺便买半斤糖块好放到面糊糊里给不到一岁的小弟弟吃，母亲因饥饿更别提营养根本就没奶水了，凭票供应的“古巴糖”早就没了票。我把钱、布票放进了新近刚买的有生以来第一次属于我自己的已装有小学炼钢烧焦碳劳动时学校补助的约十几斤粮票的漂亮的小钱包里，因粮票都是一两二两的（那时每天补助一两），这时钱包就鼓鼓的了。
那天下午不上课，中午放学后我背着书包直奔街里的商店。路上思量着：爸妈心疼偏爱作为老大的我，全家仅七张布票，给了我三张，我一件衣服花去七尺，家里仅剩四张零一尺一，合计还有十一尺九了。爸妈和弟妹们都是破衣烂衫的呀！而我的穿着已是家中最“体面”的了。感受着浓浓的爱意，也隐忍着淡淡的哀愁，我决定分担贫穷，不再添新衣，省下这笔开销，并决心好好学习，报答父母之恩。于是买糖块，黑黢黢土法制的糖块尚且六、七块钱一斤，把营业员找回的零钱装进钱包，又把糖块装进书包，出了商店的门，过了“隆记”桥，手伸进衣兜摸钱包。脑袋“轰”一下：遭了！钱包不见了！左摸右摸，翻遍所有的兜和书包，就是没有！急忙跑回商店柜台前，问营业员，问顾客，一无所获。钱包已丢，确定无疑。一定是众目睽睽下装进找回的零钱接着忙着装糖时被贼捋走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身子踉跄着进了家门，我再也忍不住，二话没说，放声大哭。吓得爸妈弟妹不知出了啥大事，如何是好。待到弄明白，爸妈却忍着心痛，没埋怨我一句。爸说：“吃一嵌，长一智”，“财去人安乐”，接受教训就行了。第二天，怕我上学时老想着这事，路上出差错，又逼着我误了一天课。
“三反”言行
高中时，一次学校组织参观市里举办的“阶级教育展览馆”。参观到本地“阶级斗争新动向”部分，赫然见父亲的名字出现在形象的画面中的说明上，解说员抑扬顿挫地指点着画面并讲解着：阶级敌人配合国际上的反华势力，蠢蠢欲动。请看：
x公社xx大队xx小队地主分子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农民不满社会主义，在田间劳动时阴阳怪气地唱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吃不饱……”；又散布“过去地主在农忙时，最起码也给长短工淘黄米，蒸粘豆包吃”等言论；更有甚者，与同村的其他地、富、反、坏分子密谋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设计逃跑路线；公然与生产队长对抗，反改造。……
当即吓得我瞠目结舌，心惊肉跳，恨无地缝可钻。偷偷往四下瞧瞧，没有人注意我，回校后忐忑了数日，也没什么动静。稍略心安，想来没人知那个名字和我的关系。
回家和妈偷偷讲过并对证真假。妈说，唱社会主义好那事是真的，说过去吃粘豆包也是真的。和本村地主丘xx看地图是真，也比划过哪哪，但爸说根本没有象那样说的什么“配合蒋介石反攻”和“设计逃跑”路线等。妈也不知到底怎回事。
至于公然与生产队长打仗，不用妈说，我也知道，记得一次，是因男男女女都在地里干活，边干边嬉闹，互相起外号，说起妈妈，痞子加流氓，外号毛驴子的生产队长说，你就叫“海棠”吧，并坏笑着。其他人也坏笑。一下子激怒了父亲，于是大干了起来，动了手，不可开交，被妈和看事不好的众人死命拉住，才罢休。我曾不解地问爸爸，起个外号你也打仗，值得吗？妈说，旧社会的妓女多叫“桂花”、“桃红”、“海棠”……
“反攻倒算”
“社教”开始的时候，第一批工作队员进村，分别给人民和非人民开了多次会。爸妈都挺高兴，说政策有缓和，让说话了。不久，住在别处的九伯父拿着土改时周恩来签属的什么政务院有关土改划分成分标准的文件来找爸爸，意思是我们家按那个标准不够地主，并且第一次划成分时划的是上中农。据此，商定要求工作队给予甄别，重划。那时，九伯父家的二儿子，比我大一岁的堂兄和我上同一所高中同一年级。我想，他们一是再不愿受气，想挤进“正册”，二是考虑到事关明年高考的我和堂兄以及他们子孙后代的前途大计。
平民百姓的父辈和少不更事的我们，当时哪里晓得中央的什么路线和斗争，只见工作队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社教运动发了个“十条”又发个“十条”。父亲们的计划眼看就要告吹。父亲不理解政策为什么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他拿着九伯父写的申述书态度“强横”地质问工作队长，问他：“政策在你兜里揣着怎的，说变就变？”
结果是，我家成分从“地主”改成了“富农”，父亲却以“反攻倒算”、“妄想变天”为由正式被“戴”上了“富农份子”的“帽子”。
父亲送我到车站
在紧锣密鼓的“阶级斗争”当口，在我忧心忡忡的等待中，1965年8月末，接到了“东北林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一家人都很高兴，就我自己高兴不起来：依我的成绩，本应考上当时我想考的任何一所名牌大学，而现在却只能与几个成绩比我差好远的同学一起被认为是“末流” 的学校录取。眼中流着委屈的泪水，我赌气地说真不想去，大不了明年再考。父亲急忙劝说：孩子，知足吧，你没看前村后院和你一起毕业的谁也没考上吗？这年头，政策一时一变，明年还不知咋变呢。好歹是大学，就这也让那些人眼馋死，够长脸的了，走吧！
第二天进城一打听，全班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学当中就我一个人考上了，堂兄和我的好朋友高连侠都榜上无名，所以不再犹豫，回家后收拾行李，准备报道。
然而，哪有什么行李可收拾？家里仅有的几床破被大窟窿小眼子的尚且不够家人盖，更是拿不出手，并且全家也没有一床褥子呀。危急中城里的姑姑送给我一套旧被褥，虽旧，但既没破，花色也好看，是一床紫底儿红白花相间的“子贡呢”被面儿，紫底儿带五彩鸳鸯戏水图案的褥面儿，姑姑说，那是已于十八岁溺水而死的姑父先房儿子的遗物，问我们忌讳不忌讳，艰困已至于此的我们谈何忌讳呀，感激还来不及呢。行李外面起码该裹个毯子，没有，爸妈找个装水泥的牛皮纸袋子拆开，将被褥包起，用家里仅有的一块一米见方的黄油布盖住一面后，用绳子捆起，这就是我入学的行李了。
走的那天，父亲扛着行李，徒步十余里把我送到火车站，路上不断地叮咛，教给第一次出这么远门的我很多细节，我心不在焉地答应着，漫无边际地想着心事。到了车站，父亲帮我买好车票，托运行李，又不断叮咛，直到列车快要进站，开始剪票了，我随人流进站后，站在月台上，方才回头，看见父亲仍扒在剪票口边的栅栏上，紧盯着我，看我回头，向我挥手，破旧的衣裾被风吹起，萎黄的面容露着微笑，满是皱纹的眼角有泪花在秋阳下闪动……
文革
想不到父亲一语成箴，政治风云果然变幻莫测。我大学一年级还没读完，“文化大革命”就席卷而来了。
五七年的大字报还依稀在目，我的第一反应是：决不上当，三缄其口。然而，终于难逃恶运，我以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反动日记书写者、修正主义黑苗子等等罪名被“揪”出，遭批斗。家乡的父母及弟妹也在劫难逃，父亲本是“伪保长”，又生生加上“国民党”的头衔，再加上先前的那些“反革命言行”，大会小会批斗无数次，受尽了灵魂和肉体的一切折磨。并且连小孩子的弟妹们也不能幸免。
那时，因上厕所用报纸当手纸的，随便在什么地方瞎写瞎画的，都有可能弄出“反标”来而成反革命，一家人小心谨慎，却忽然有一天出事了：革命派通知，由某“新生”厂亦即劳改犯的监狱厂生产的塑料凉鞋底上有“反标”，当时十几岁的弟弟正穿着一双新买来的塑料凉鞋，还没喜欢够，“爱不释脚”，全家人在灯下仔细查看，也没发现有可能构成“反标”的字母和图案，于是照穿，再说了，也没有另外的鞋呀。谁知，忽然有一天，“造反派”站在村道上截堵检查，硬是牵强地查出了弟弟鞋底上有“毛”字，不由分说，没收了鞋子，将弟弟连同父亲带进批斗大会会场，抓了“现行”，现场批斗，勒令父子交代刻骨仇恨伟大领袖的罪行，任由造反派折磨不算，更逼迫弟弟揭发老子，逼迫弟弟打父亲，不打，就是划不清界限，就任造反派将父子打个没完……
上小学四年级的二弟动不动就在下课时被同学逼着站在前面的凳子上低头弯腰玩批斗，更小的弟妹们经常被同学们在后面赶着喊“打倒大地主”……
家在何处？
随着运动的“深入”，一家人承受着更深的折磨和凌辱，忽然有一天，刮起了“遣散”风。城里的“反革命”及其家庭纷纷被赶回原籍，原籍就在城里的被赶下乡。汽车站、火车站的候车室角落里，到处都能看见手拿皮鞭身着黄服戴着红袖标的“造反派”趋赶、鞭挞着瑟缩冻饿被剃了“鬼”头的“牛鬼蛇神”，实施着“遣送”的“革命行动”。原籍就在城郊农村的“反革命”家庭，则被“遣送”到更远的农村。只是不知道更远的农村的“牛鬼蛇神”被送到了哪里。当我家老小七口随同全部家当装上一辆马车，被“贫下中农”“押送”着行上北去的路，路上的车尘迷茫，父母泪眼婆娑，百感交集，回首望，叫作“家”的那个他们亲手用汗水和着血泪垒起的泥屋迷茫中渐行渐远时，孩子们竟长长地出了口气，脸上露出隐约的笑意：终于离开了那个让他们日夜都在恶梦中、无时不心惊肉跳的地方。幼稚的他们，没有家乡和故土的概念，只盼着远离灾难和悲伤。对于他们，父母和兄弟姐妹就是家，而此刻，颠簸的装着破东烂西的向北行着的马车就是家了。
父亲真想高声质问：苍天，你真的不给我们一点活路，偌大的平原上竟不许我们立足吗？又不忍扫了孩子们的兴，偷偷抹去泪迹，正了正胸前的“四类份子”牌子，从容地迎着路人或惊诧或鄙夷或嘲弄 偶尔也有同情的目光，任凭摇晃的马车拉着他和他的“狗崽子”们驰向前方，驰向不可知的命运和迷茫……
当押送的贫下中农认为已足够远的时候，他们开始一次次将车停在某个村子，与当地权力机关——生产队或已叫“革委会”的联系收留事宜。联系了几处，均不果。其间，一家人在车上吃过了自备的干粮算作午饭。
黄昏时分，来到一处小村落。马车赶进生产队院子。押送的人与生产队长你一言我一语象买卖东西样“联系”交涉着，好奇的村民们围住车子你一言我一语观察着、打问着、品评着“货色”，最后，因父母年岁尚不太老（其时父母均不到五十岁），正是干活的年龄，大弟十八、大妹十六，都是好劳力，而十三、四岁的二弟也长得旺条条的，眼看着是很快就能“晋级”为整劳力的“半拉子”，只有不到十岁的小妹和六七岁的小弟是吃闲饭者。生产队长考虑当地地多劳力少的现状，加之队员们的意见，想来也特别考虑过这家人因是“四类份子”所以只能“老老实实”不会“乱说乱动”而好管理吧，终于同意接收。于是，暮色中，七手八脚从车上卸下破东乱西，当晚宿在生产队。后租住一人家的半间屋，再后来，父亲带领儿女们又亲手垒起了两间泥屋，好歹也是独门独院，又是一户人家了。而老屯扔下的屋子，就再一次生生地被夺走了。
这一切，远在哈尔滨的大学，已被“揪”出人身已不自由的我浑然不知。当时还没有发展到批斗，只是贴出公布我“罪行”的大字报，取消了我“大串联”、“参加造反活动”等。眼看着“运动”不断“深入”，我已感觉到对我的斗争必然“升级”，进“黑帮队”批斗指日可待。看到学校里往日的“牛鬼蛇神”新帐老帐被一起算，统统上台挨斗或陪斗，几乎每天都有被打死或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杀者。“文明”的校园尚且如此，蒙昧的乡下更何以堪？况我父生性刚烈？贴我的大字报上已说我父为“国民党员”，虽说纯属造谣，也不是空穴来风，起码证明他们已对我进行了“外调”，父亲正在挨整无疑，并且他肯定也知道了我的际遇，一家人指不定多牵挂而忧心如焚呢。
生死两茫茫之际，格外思念虽贫寒却能容我小憩的家，格外渴望得到唯一能给我抚慰和勇气的父母。我当机立断，于某日傍晚饭后“失踪”——溜到火车站，乘晚车归去。哈尔滨——公主岭，也不过五元四角钱票价，八九个小时的车程，只不过那时既没钱，又没时间而已，所以只能是放假才得回的。翌日晨到，未回家先到城里姑母处。一是告之我的境遇，二是打探下家中的情况。始知家被“遣送”事。姑母也只知那是在公主岭通往怀德的国道边一个村子，具体点是：“双榆树公社柳罐印子大队唐家窝堡小队”。
挥泪告别姑母，排队买了张唯一通往怀德的客车票，原来就是一解放卡车加了蓬，两边各一长凳能坐，其余皆站，装豆包样满满一车，初冬时节，寒气袭人，冻木了手，冻麻了双脚，颠簸到据说离双榆树公社最近的“柳杨”站钻出黑洞洞的帆布车蓬，我被扔在路边。阴沉沉的天空中飘着雪花，举目四望，白茫茫一片，恰如我的心情，脚不知往道左迈还是往右行，何处是家？家人安在？缩瑟着身子，吞咽下寒气和酸楚，沿着路人指点的乡间路，忐忑到了村边，再一打听，城里“下放”来的李家倒是尽人皆知，终于驻足在当时还是租住的“家”门口。……
偷听敌台与围炉夜话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缱”，某人真是有先见之明，早已为“神州”预备下这两句十分精准的“诗词”。 “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党内党外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批被斗，过往的一切“牛鬼蛇神”陪绑被斗，接着，从前的一切被打翻在地，所有人同时中邪。继学校“停课闹革命”之后，工厂、农村相继革命；到处是武斗的枪声，到处是“造反有理”口号和语录歌，到处是父与子、兄弟姐妹反目成仇、口诛笔伐乃至真刀真枪的撕杀，“革命群众”须臾之间会成为“阶级敌人”；“宪法”成了揩腚纸，人权被粗暴践踏，何处寻找尊严？随着“敌人”被赶下乡，大批的城市“知青”也“光荣”下乡，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伴随着“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留资本主义苗”的口号，家里的数只活蹦乱跳的资本主义的羊被杀的杀，没收的没收；已长成大小伙子的弟弟们盼着用自己的双手改变家境，买下编筐窝篓的原材料——苕条，堆好，准备冬天大干一场，并已小有斩获，不料忽一日“生产队里开大会”，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老父再遭批斗，儿子们陪斗……
长夜漫漫，苦海无边，何时何处是尽头？倔强的老爸，默默地吃过晚饭，待儿女们酣然睡去，偷偷拿出花了十几元钱让我自装的“半导体收音机”，在被窝里偷听“敌台”。强烈的干扰使播音时断时续，波段也不断变化象打游击，又得时刻警觉窗外的动静，“隔墙有耳”呀。不知父亲究竟能听清多少内容，但那或许就是他心灵中的些许亮光和希望，之所以能忍受活着的理由，能再见第二天的太阳并从容面对不意之灾的力量吧。
寒冷的冬天里，朔风怒吼着敲打着窗户纸，寻找着缝隙往屋内钻，夜色阴沉。一家人围坐在炕上的火盆边，听刚回家的我讲外面的世界，帮父亲分析着形势。记得我曾说，靠外部力量改变形势的可能已很小甚至没有了。当时是怕父亲真的“反动”，“妄想变天”，做出什么危险举动，毁了自己和全家。我又说，中国唯一的出路在“和平演变”和“修正”。中国还是有希望的，历史上这最黑暗的一页终究要翻过去。说这话的用意是给父亲们以希望，怕他们因绝望打熬不住一时想不开寻短见。父亲叹着气说：“只不知何日是尽头。”我则说，“毛死之日，就是尽头了。”一旁的十岁弟弟将幼稚而纯净的大眼睛眨着，迸射出的火星与火盆里的火星相辉映，急切地问：“那是什么时候啊？”大一点的弟妹小声打断他，嘲弄地说：“傻样”，父母立刻严肃地警告：“小孩子出外面可千万不能瞎说呀！要杀头的！”我对着弟弟更对着父母说：“他比你们更比我们岁数都大，你们想一想，哪有万寿无疆的？别说无疆，就是现在传说的能活一百四十岁也是不可能的！这还没把会有人采用暗杀行刺等非正常情况估计在内。靠也靠得过！咬牙熬吧，坚持就是胜利！”
我毕业了
七○年，我稀里糊涂毕业，被分到离家更远的小兴安岭林区某林业局一边远林场做车工。还好，每月四十六元的基本工资，加上46%的边远地区津贴，总共可拿到七十多元。终于能挣钱了，节俭惯了的我除去伙食费和少量零用，再不用也无处做别的开销，大山里的林场只有一个相当于小卖部的小国营商店而已。挂念着遥远农村的贫穷的家和家中受苦的父母弟妹，我几乎每月都按时汇回五十元。在当时只能苦扒苦曳熬到年终结算才能见到钱或者也难见到钱的农村，尽管是四类分子家庭，父母也够扬眉吐气的了。和父母一样贫穷甚至更贫穷的村民们羡慕眼热，为难遭灾有燃眉之急时都来我家求借，并且总是如愿以偿。
那年春节我休探亲假回家，父母和弟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爸爸和大弟大妹仨整劳力加上二弟一“半拉子”，年终生产队决算时竟破天荒分回四百多元红利，加上我平时邮的，多年来我家第一次有了“盈余”。妈做主，买回布，给父亲、大弟、二弟每人做了一件灯心绒上衣，父亲的是黑色的，俩弟弟是烟色的甲克；给妹妹做的是绿格的上衣。上学的小弟和小妹接下哥哥姐姐的囫囵旧衣，吃着我买给他们的糖果，收下我送给他们的小礼物，也心满意足了。妈妈从箱子里拿出一双留给我的新矮腰棉皮靴要我试，正合适。我说不要，给妹妹吧，妹妹赶忙说“不要”，妈说就是给你买的，黑龙江林区冬天冷，你穿吧。而她却没给自己买下任何东西，但看见我们都穿上了新，分明比自己穿上还高兴呢。我不言语，到供销社买回毛线，赶着给妈织了件黑毛衣，那也是此生妈穿的唯一一件我亲手织给的毛衣了。多年以后，我才听大妹说，原来那双皮鞋是给她买的，我临回家时，妈哄着妹妹让给我，而当时，她多么不情愿地说出“不要”两字！我只能表示遗憾，并埋怨她当时怎不说真话。妹说，你是爸妈最疼爱又吃香的老大，谁能争得过你呀？写到此，我却忽然悟出：什么给她买的，分明妈妈使了心计，起初就是给我买的！一定是！
误诊
随着我的毕业和弟妹们长大，虽然还在政治上受气，但经济上家境却有了起色。隔年，家中相继购置了几“大件”：当时价格最低的“解放”牌缝纫机和“白山”牌自行车，记得均是120元。买了一台座钟，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大弟大妹都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然而，想拣便宜娶妹妹的倒不少，又穷又丑的人家的闺女也不愿嫁到四类份子家。高高的个子，一表人才的弟妹的婚事，成了爹妈的心病……
爸忽然生了病。胸痛、胸闷、咳簌，浑身无力，渐渐不支。
舍不得让弟妹们误工，也舍不得花客车票，父亲一个人去了六十多里远的县城公主岭看病。
按着医生的吩咐，做了化验， B超等检验后，天已近午，父亲拖着病体，忍着病痛，看着医生仔细地查看检验结果单，等着开药。医生却抬头瞧瞧父亲，然后问：“谁陪你来的？”父亲说：“我自己来的。”医生说：“家在哪？让你家人来！”父亲说：“家离着六十多里，没人能来。”外表土气见多识广的父亲这时已意识到了什么，“头立刻大了，身子发飘，脑子里一片空白”，后来他这样对我描述当时的状态。“没人能来，有什么情况你就直接跟我说吧！” 医生说：“根据化验和超声结果看，你得的是肺癌。”父亲问：“肯定吗？”答：“基本肯定。”在医生和其他患者同情的目光中，父亲艰难地走出诊室，走出医院，走进了公主岭的姑母家，浑身已被雨淋湿，姑母问起，才想起竟然忘了去医院时姑母给拿的那把雨伞！几乎是无意识地在姑母的唏嘘中吃过饭，走到汽车站，上了车，回到家。一家人乱做一团，母亲抹泪，眼发直，大点的弟妹不相信这是真的，小的则吓傻了。最后，大弟做主，决定到长春确诊。父亲说：“也好，如确实是癌症，也就不治了，不白化那个瞎钱了。”
父子俩起了个大早，坐过汽车乘火车，到了省医院排队到第二天凌晨挂上号，化验、B超等，直到中午时分，诊断结果：肺脓肿。弟弟一再跟医生说：“您给好好看看，在县医院诊断的是肺癌！”直到医生不耐烦地大骂县医院“扯淡”，说肯定不是癌，父子俩才如判了死刑的犯人听到大赦令样缓过神儿来。拿了药，逃也似出了医院，直奔饭店，吃了有生来最不一般的一顿馆子。按父亲说法是“吃喜儿”。花去十几元。不久，即康复。
“子欲养而亲不在”
然而，作为“四类份子”，永无宁日的阶级敌人的待遇，不断更新的无中生有的罪名，看不见尽头的磨难，使本就秉性刚烈、脾气暴躁的父亲因郁闷而伤了肝，加之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得了慢性肝炎，父亲愈加衰老了。
直到“包产到户”之前，大批“四类份子”平反，我家成分改为“农民”后，终于能从父母所在地开出“准迁证”使其以“投奔子女”为由迁居我处。本想父母劳累辛苦磨难多半辈子，来我这能有所补偿、安静度余生，也尽我做女儿的一番孝心。谁知，一则父母“老不舍心”，总是挂着其余子女；二则二老早就积劳积病透支了体力和健康。先是父亲患脑中风瘫痪在床，刚刚能由母亲搀扶着下地蹒跚而行可望恢复自理，母亲却忽然一病不起，得了癌症，竟至于在父亲前头撒手而去。儿女们不敢让病中的父亲经受刺激，只说母亲在别的儿女处串门。忍看老父全无了往日的棱角和腰板挺直的神采，目光浑浊呆滞，若有所思，长久沉默的样子，想是一切他已了然。我当时夫妻两地，感情危机，孩子也小，工作也忙，焦头乱额，几近崩溃。无奈，将父亲托付给家在农村性格温柔做事耐心的大妹照料。母亲去后第三个年头的暮春，父亲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也去了。当异地的我收到大弟的信时，父亲早已被弟妹们安置入土。作为父母最疼爱的子女中的老大，没能见最后一面和送终，成为永久的遗憾。
常常想起父亲
放过牛、种过地，做过糖厂工人，做过酒厂工人，做过铁路工人，当过“伪保长”的父亲，历经土改、三五反、工商业改造、反右、大跃进、初级社——高级社——公社化运动、大饥饿、社教、文革的父亲，戴着四类份子的帽子，照理，没死于非命而活着，也早该老老实实、唯唯诺诺、装聋作哑、苟且偷生了。可他，偏偏不！眼睛什么都看得见，耳朵什么都听得见，心里什么都明白，就是不服气，就爱乱说乱动！一出去家那个屋子，就忘了妈的千叮咛万嘱咐，隔三差五就惹事。
文化程度只“相当于”“初小”的父亲，对子女却管教得相当严格。从小，我们就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贵人语话迟”，“好马出在腿上，好人出在嘴上”等等。而对于女孩子，则规矩更多：不许涂脂抹粉，不许哈哈大笑，不许兜里揣着小镜子当街照，人前背后不许搔首弄姿，未出门先整理好仪容，出了门就不许走在路上回头回脑前后左右查看自己的衣裤。走路经过人堆时要目不斜视、挺胸自若……。
就在我参加工作后，一次回家讲起班上某某师傅有关的什么事，中间，父亲插问：“男的女的”？并语重心长地说：尊重师父应该的，千万注意分寸……令我哭笑不得，又不敢辩驳。
想起父亲给我们讲过的故事
从没见他抱过任何一个弟妹，却讲起那年抱着不会走路的我在街边耍，突闻头顶飞机的轰炸声而受惊的我险些从爸爸怀中串出坠地的情景；火车上日本宪兵缉捕偷吃偷卖大米的“经济犯”，点头哈腰、必恭必敬、温文儒雅的日本邻居在天皇下降诏后关起门枪杀了妻子儿女后剖腹自尽；军容整齐军装漂亮威武的国军，身着灰布二大棉袄并将袍角掖进皮带满口蛮话的八路；经历过八路军客气地征用“老乡”即爷爷的车马粮食并郑重打了欠条；亲眼见“大鼻子”即苏联红军脏兮兮地满把拿着香肠往嘴里填，叽里哇拉用枪逼着中国人问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捏都耶西”（实际是“捏特，耶斯基？”即“有没有？”），不懂俄语的老乡也跟着用“捏都耶西”回答，害得遭嘴巴。大鼻子进了西厢房一眼瞧见炕上没来得及逃走躲起的五十左右的佃农大妈立即嘎嘎笑着将手顺着其裤腿往上摸并往炕边拽，直到男主人操起铁锹欲拼命的同时响起集合令……；某次，男人和妇女刚刚跑到房后庄稼地卧倒，几个小孩子还没来得及离开家，“大鼻子”就进院了。只听见屋里传出“吧吧”两声枪响，接着院子里又接连响起若干枪声，孩子们的母亲——我的三伯母当时就昏了过去，一家人都吓坏了，却趴在地里大气不敢出，更别说哭了。待到队伍撤出后，急忙往家跑，孩子们安然无恙。原来，“大鼻子”一进院，名叫“白孩子”的那条吧儿狗就截着“汪汪”咬，尽管是一边咬一边往屋里退，还是被一兵追到厨房一枪毙命。其余的稀里哗啦翻个遍，能吃的都拿走不算，又枪毙了猪圈里几十斤重的半大猪，举枪击落数十只扑拉啦飞过的我家养的鸽子。然后，嬉笑着在院外的空地上架起了火，烤上了猪、狗、鸽，半生不熟便大吃大嚼起来，风卷残云般，然后扬长而去……。
记得那年夏天下雨的午后，父亲提起毛笔在我新买的空白折扇面上写下“人生如意少”，而后又在我的新书皮上写下我的名字。……
一件事令我无法释怀
那年早春时节，乍暖还寒，一天中午下班后我去父母家吃午饭，外面回来的父亲说起商店卖韭菜让我猜多少钱一斤，后自答“二元”，后自语“真贵”。已三十多岁，夫妻两地，感情危机，家事、孩子、工作，全压在身上，昏天黑地，自以为聪明，却脑子里一盆糨糊的我，什么也没想，头都没抬，随口接话：“除非有病，要不谁买，又不是什么稀罕物，几天就大量下来了。”父亲附和说“是呀”。
不久，父亲就突发脑血栓，中风瘫痪。
多年以后，儿子和我谈起我俩都爱吃韭菜时，我告诉他，“那是遗传呢，你舅舅，你老爷都爱吃呀！……”说到这里，忽然顿住，冷不丁想起……，泪水和悔恨立刻涌上心头。那时怎么那么傻！竟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父亲是想吃而没好意思说呀！
我常幻想着，父母要是今天还健在多好——事实上，如果不是赶上那年代，经历过那么多磨难，早早就透支了体力、健康和生命，他们完全可能活到现在，也不过就八十多岁嘛。如今，什么时令都可吃上任何想吃的东西了，他们的任何愿望我都可满足，再说，我也阅尽世事，能理解老人的心思了……。
然“子欲养而亲不在”矣。世间什么事都可能重来，唯这宗不能！呜呼，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