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已被宣告超越近邻日本而成为了“世界第二”。这自然免不了又集中引发了海内外的一番热评。
中国媒体在看待这件事情时，乐观的声音不多，这种态度是明智的。GDP在世界的排位变化，并不能完全代表国家的实力生成与文明提升。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仍然相当落后。就拿已在经济总量上退居身后的日本来比较，中国目前在人均收入、社会保障水平、社会公平度、技术创新能力、教育投入等方面，恐怕只能与日本在四十年前的状态相比拟。
但这还不是最值得担心的。中国是如此一个大而古老的国家，就像一艘在海中航行的大船，只要船体足够坚固结实，就抗得了任何风浪。最近几年，中国学界和舆论突然兴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国模式”当然有认真总结的必要，作为文明古国，中国有其成为文明国家的独特性，在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不少方面，都有推而广之成为世界公共物品的潜能。但当下中国语境中的“中国模式”，多半是对近三十年来中国发展历程的概括提炼，甚至仅仅是对所谓“中国经济奇迹”的经验总结。这种着眼于“发展”和“现代化”、明显缺乏历史视野的功利性论述，不仅抽离了中国文明的丰富多样性及其当代潜能，而且容易意识形态化为其他一些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对立面，被看作是与其他形式的发展模式相竞争中的胜利者，一种新的值得学习仿效的对象。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及与之匹配的有限制度变革，的确开创了中国自身的一个新时代，也形成了一定的“模式”。简单来论，“中国模式”乃是政府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市场弱小的时候就减少政府控制(国退民进)，市场变强的时候就加强政府控制(国进民退)，市场的功能和作用虽然前所未有地增强，但始终是围绕政府所设定的桩脚在打转。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市场体制建设及经济成就，放大时空来看其实又并不新鲜，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不少国家，在更早的年代都曾有过类似经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前阿根廷的人均GDP曾比肩欧美发达国家，巴西在上世纪70年代也一度被认为将成为南美超级大国，人们当年谈论“巴西模式”就如今天谈论“中国模式”。然而，这些国家在获得一定的经济增长后，进一步的经济发展与现代性转变却变得裹足不前，甚至还在某些方面出现倒退。
何以如此？美国经济学家沃森解释了这种现象。他说后发国家在经济追赶时，所容易犯下的毛病，是乐于对外进行技术引进而不进行制度创新。缺少法治精神、民主体系、市民社会等方面的制度变革作为支持，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尽管会在一时取得较为可观的经济增长，但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却会不足，最终形成发展陷阱。此即所谓“后发劣势”(Curse To The Late Comer)，也称“对后来者的诅咒”。
此言不中听，但却是中国曾经有过的血淋淋经历。放到中国自身的历史坐标中，“中国模式”也非从天而降、突如其来，中国遭遇“后发劣势”早有前鉴。自打一个半世纪前两次鸦片战争惊醒了中国的天朝幻梦，从而也追求起现代化以来，中国至少已经历四次现代化过程。1860年至1870年的“同治同兴”即为第一次，当时大清皇朝在大批能干官僚的推动下，一边对农民轻徭薄税、鼓励耕作，一边大举引进外来设备、资金和技术，不长时间内经济总量即获大幅增长，呈现一派兴旺景象。这一被称作“洋务运动”的第一次现代化经历，却并没有进行更为深刻的制度创新，与现代性转型相关的土地制度、私有产权、科技教育体制等，均未触及。快速增长的GDP水平与明显滞后的制度建设之间的不协调，最后是通过甲午战争一役而全部暴露。
历一百五十年之后，中国的GDP增长再次引来了世界的一片惊叹。但以纵横为鉴，很明显，这只是一个不错的开始，要想一路走好，还有许多的事情需要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