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一打三反”街头批判会
1970年元月至1970年5月文革期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第三号、第五号、第六号三个中央文件。其主要内容是：在全国上下掀起一切打击现行反革命犯罪，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持续至1970年10月底基本结束。这场运动来的快，去的也快。是文革期间继揪斗 “走资派”、“反动权威”及“清理阶级队伍”后的第三部曲，打击和迫害对象与前两次不同，目标直指民间的普通老姓。1970年我在陕西南部的一座小县城居住生活，亲身经历了这场血腥的政治运动，亲眼目睹了在失去法制和人权的社会何等残忍与疯狂的场面，为了牢记历史，警视后人。在“一打三反”运动发生四十年这际，有必要让现在的人们了解当时客观事实的看一看那个灾难深重的社会，到底给普通民众带来什么苦难与悲惨。
宁陕县地处秦岭深山1970年全县还不足四万人口，县城仅有一条街二里路长，当时约三、五千人居住。1970年前由于全县已开展过“清理阶级队伍”县级各机关，包括医院、中学、小学（各一所），拉网似的反复清理，所谓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地、富、反、坏、纳粹迫害、右分子关的关，开除的开除，找不出问题的戴上像犹太人似的白袖章，这样在县上由群众监督劳动，各机关几乎再难找很显眼的阶级敌人。但是在当时县军管组的主持下，全县各机关含中、小学校在当时的电影院礼堂依然召开了近千人的动员大会。号召全县人民从上到下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
当时我在宁陕中学上学，记得军管组召开动员大会后，学校立即行动起来，号召广大师生“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晚上住校的同学按规定扛着自制的红樱枪，站岗、值勤、放哨进行所谓的护校活动。初春季节山里寒气逼人，漆黑的夜空，旷野处不时传来几声凄厉的狗叫，吓得人汗毛竖起，浑身哆嗦。
过了不久，三月下旬学校开了全校的紧急会议，通知大家：阶级敌人妄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们联络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秦岭保山用飞机撒下了各种反动传单现已被我们基干民兵缴获，而且也已抓获到联系台湾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是全县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以来获得的一项伟大胜利成果。
一个星期后，县军管会召开公判大会，宣布破获联系台湾的反革命敌特组织，并对抓获的现行反革命人员依法进行宣判。公判大会那天天气阴沉，县中队战士早早就在宁陕中学操场城墙四周制高点架上了机关枪（两人一组）爬在地下，机枪火力可以控制整个大会会场。早上10点左右在一阵阵打倒反革命分子，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激昂口号声中，县中队两战士一组将四个人犯像拎小鸡似的提 至大会现场。文革时抓捕的阶级敌人全部五花大绑，为了防止阶级敌人抬头，呼喊口号脖子上还要勒一条绳子。另外行刑的人为了压倒阶级敌人，自己的胳膊要从人犯被绑的胳膊下穿过，一旦犯人想动，你的胳膊一抬，犯人能疼得瘫倒在地，若是用劲，犯人的胳膊会断裂。宣判大会开始县军管会组长开始宣判这几人的“滔天罪行”。他们是宁东林业局的森林工人或当地农民，年龄在20多岁。其中一名叫张弟学，此人是初中毕业生回乡务农，自制一部矿石半导体收音机，并与其它几个人一起收听广播，结果在一次收听广播时被旁人揭发是收听境外广播，搞反革命串联，结果遭到逮捕。这就是所谓敌特分子勾结台湾敌特组织阴谋颠复我红色政权的主要犯罪事实。至于所谓的传单因事发地地处秦岭深山，其中一个有点文化的人写日记故被说成是敌特传单。大会宣布这几个人思想反动，联系境外敌特阴谋颠复我红色政权，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执行死刑，立即执行。宣判完毕人犯立即拉到宁陕中学后面河滩边，一阵乱枪打死，那个叫张学弟的青年死时年仅19 岁。当时有一名青年因开始被击中的是脑部，没有立即断气，县军管会的马部长，在现场当着正在接收教育的小学生的面，站在稻田上拔出随身携带的手枪“叭”！ “叭”！对着还在喘息的犯人头部又是两枪，该人犯立即脑浆开花，该军管会的马部长又用穿着长桶马靴的脚踢了人犯两脚，看其是否还有气息……。当时现场正在接收教育观看打击现行反革命成果的小学生。被此举动吓得直哭。我当时也随学校组织到现象观看，现在每当想起当时横七竖八的尸体现场，就会毛骨耸然，浑身起鸡皮疙瘩。这起反革命敌特案从重从快从严处理打击还不到一个月。县军管会又宣布破获了一起隐藏20多年的历史反革命案，说这是“一打三反”深挖隐藏深处的阶级敌人，所取得的重大胜利成果。这起案件共枪毙9人，被枪毙的犯人，在开公判大会前全部被押解在宁陕中学大礼堂，当时我与其它几个同学一起悄悄地透过破烂不堪的礼堂窗户向里看去。十几个犯人（含有判有期徒刑）全是农民，在呼呼的冷风之中个个穿着破衣烂衫，反手五花大绑，浑身颤抖，缩在墙角。公判大会开完，9名被判处死刑的阶级敌人拉到稻田，一阵枪响，全部打死。文革中有个习惯，被打死枪毙的犯人，不允许家属当场收尸，要展示一天要让广大人民群众从不堪入目的血恤杀人现场接受能及每个人灵魂深处的阶级教育，以达到狠狠打击阶级敌人捣乱破坏的目的。所以一般犯人家属收尸时都是悄悄地在死尸被埋在野地几星期后，选择人静夜深的时刻把人重新挖出来运回老家去。
县军管会第三批枪毙了6个反革命分子，我没有参加公判大会，这次行动比前两次的公判大会时间间隔有一个多月左右。这样宁陕县关口镇，在“一打三反”运动的初期三个月中共枪毙19人，判刑达几十人，基本全是农民或没有文化的普通老百姓。1970年夏天之后大规模枪毙人的速度开始放缓，更多的现形反革命分子是判处有期徒刑。如：华严公社草沟大队队长文德清隆冬季节买了一尊毛主席石膏像，天寒地冻放在背笼怕压碎了，抱在手里太冷怕摔碎了，就用绳子一头绑在石膏像像头上，一头挂在自己脖子上，走在街上被抓住后关进监狱，然后在县里的各公社轮流批斗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后军管会了解其是生产队大队长，又是贫农出身，关押游斗数月后押回原地监督劳动，侥幸躲过了牢狱之灾。
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因为抓捕的犯人过多，县里唯一一个监狱人满为患。只好抓了人起快判刑，判刑结束就送往安康地区监狱，由于快速宣判，不知出现多少冤假错案。1970年这年全县共抓捕近百人之多，枪决几十人，最多一次枪杀17人，抓捕38人。据我的记忆在抓捕及枪决的人中没有县机关、学校及所属各部门的人员，全是农民、林场工人或普通老百姓。全县共清理案件160起，杀、关、管356人。
1970年也是宁陕县有历史记录以来，杀人最多，关押人最多，县城监狱最繁忙的一年。也是当地老百姓经历最恐怖，最血恤的一年。
要让后人明白，文化大革命不仅让国家的各级部门受到冲击，让社会的精英与名人志士受到迫害，而且在基层以对普通老百姓也采取了近似纳粹法西斯式的迫害，给普通民众也带来深重地灾难。这种践踏人权、毁灭人性的罪行，应当给予揭露与批判，这样才能不忘过去，警视后人，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纠正冤假错案，也不知是作如何处理。但事件的发生经过，现在许多老人依然能够回忆起。本人写的这些历史事实，愿意对其负责。
（本文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