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坛宗师、“元四家”之首黄公望晚年的杰作,也是中国古代水墨山水画的巅峰之笔,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该画于清代顺治年间曾遭火焚,断为两段。前半卷被另行装裱,重新定名为《富春山居图•剩山图》,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后半卷被装裱后则定名为《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潜心书画终有所成八旬翁成就传世名画
《富春山居图》为纸本水墨画,和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唐阎立本的《步辇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明仇英的《汉宫春晓图》等画作,一起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
黄公望(1269-1354),字子久,号一峰,江苏常熟人，是一个颇为传奇的人物,他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做吏,50岁以后做道士。黄公望小时候父母双亡,成为一个孤儿,后来被过继给一位被人们尊称为“黄公”的老头。黄公看他聪明伶俐,特别喜欢他,就说“吾望子久矣”,因此给他取名为黄公望,字子久。
黄公望擅长书法、通音律、善诗词,小时就有大志。南宋灭亡后,文人的地位一落千丈。直到中年,他才在浙西廉访司当了一名书吏。后来上京到都察院,仍做书吏,经办田粮杂务。他的上司张闾是个贪官,就在元朝恢复科举那年,张闾案发,46岁的黄公望也受到牵连,被诬入狱。
出狱后,黄公望心灰意冷,做了道士,改号“大痴”,从此云游四方,以诗画自娱,并曾靠卖卜为生。《六砚斋笔记》中说,“黄子久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筱中坐,意态忽忽,人莫测其所为”;《虞山画志》说他“每月夜、携瓶酒,坐湖桥,独饮清吟。酒罢,投掷水中,桥下殆满”。
黄公望的学画生涯起步较晚,然而他绘山水必亲临体察,画上千丘万壑,奇谲深妙。其笔法初学五代宋初的董源,巨然一派,后受赵孟熏陶,善用湿笔披麻皴。黄公望擅长画山水,多描绘江南自然景物,以水墨浅绛风格为主。
黄公望在作画之余,留有著述,如《写山水诀》、《论画山水》等,皆为后世典范之学。他的作品存世不多,如今留在世间有年代可考的画作只有7幅,全是他70岁以后创作的作品,其中最好也是最出名的当属《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为和尚无用禅师所绘的,始画于至正七年(公元1347年),于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完成,此时黄公望已经81岁。他以长卷的形式描绘了富春江两岸初秋的秀丽景色:峰峦坡石,树木苍苍,疏密有致地生于山间江畔,村落、平坡、亭台、渔舟、小桥等散落其间。黄公望以清润的笔墨、简远的意境,把浩渺连绵的江南山水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境界。
董其昌评价《富春山居图》说:“展之得三丈许,应接不暇。”此画确给人咫尺千里之感,无论布局、笔墨,还是以意使法的运用上,皆使观者不能不叹为观止。正如恽南田所说:“所作平沙秃峰为之,极苍莽之致。”董其昌还曾说,他在长安看这幅画时,竟觉得“心脾俱畅”。
黄公望在《写山水诀》中曾介绍自己是如何创作的:“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模写之。”为了创作《富春山居图》,他在“领略江山钓滩之胜”时,“袖携纸笔,凡遇景物,辍即模记”。画中所题文字表明,他为完成此画而潜心观察、揣摩费时三四年。
沈周痛失心爱名画竟凭记忆画出仿作
1350年,黄公望将《富春山居图》题款送给无用禅师,4年后,黄公望去世。《富春山居图》有了第一位藏主,从此开始了它在人世间600多年的坎坷历程。
明朝成化年间,《富春山居图》传到“明四家”之首沈周手里。沈周也是文征明和唐寅的老师。自从得到这件宝贝,沈周就爱不释手,把它挂在墙上,反复欣赏、临摹。当时,收藏家把自己收藏的书画珍品拿去请好友、名人题跋是一种时尚,题跋的越多、越长,书画作品的文化积淀就越深。沈周也把这幅画交给一位朋友去题跋,没想到那位朋友的儿子竟见利忘义,把画偷偷卖掉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沈周在画摊上见到了被卖掉的《富春山居图》,他兴奋异常,连忙跑回家筹钱买画。当他筹集到钱返回画摊时,画却已经被人买走了。沈周捶胸顿足放声大哭，念念不忘这幅让他魂牵梦萦的画作,他愣是凭着记忆画出了另一幅《富春山居图》,他的仿作与原作在构图等方面都惊人的相似。
传世名作险遭火焚被救出后断为两段
又过去了100多年,《富春山居图》辗转流传到了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手中。董其昌晚年把它卖给了宜兴一个姓吴的官宦世家。《富春山居图》在人世流传到此时,由于沈周、董其昌的极度推崇,已变成了人间宝物。
《富春山居图》在吴家流传了三代后,传到了吴洪裕手中。吴洪裕是当时著名的收藏家,他把这幅开创了中国山水画新风格的传世巨作视作珍宝,每天茶饭不思地观赏临摹。吴洪裕还不惜花巨资专门为《富春山居图》造了一个楼,叫作“云起楼”,把楼中珍藏《富春山居图》的那间房子取名为“富春轩”。
明亡清兴之际,清军南侵,为躲避战乱,吴洪裕也不得不加入到逃难的人群中。他舍弃家中的金银财宝以及其它珍宝和收藏品,随身带了这幅《富春山居图》和另外的一幅《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吴洪裕临死前,实在舍不得这两幅书画，竟决定仿唐太宗李世民将《兰亭序》带入陵寝，将《富春山居图》和《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烧掉,为他殉葬。于是,吴洪裕在弥留之际被抬到了院子里,他先是让家人点火烧掉了《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就在《富春山居图》也即将付之一炬的危急时刻,围观的家人中猛地窜出一个人,“疾趋焚所,起红炉而出之”,愣是把画抢救了出来——他就是吴洪裕的侄子吴静庵。为了掩人耳目,吴静庵又往火中投入了另外一幅画,用偷梁换柱的办法,救出了《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虽然被救下来了,大火却在画作中间烧出几个连珠洞,这幅画断成了一大一小两段,画作起首一段已被烧掉,其余幸存的地方也布满了火烧的痕迹。前段画幅虽小,但比较完整,被后人装裱后命名为《剩山图》;而保留了原画主体内容的另外一段画幅较长,但损坏严重,在装裱时为掩盖火烧痕迹,特意将原本位于画尾的董其昌题跋切割下来放在了画首。因为这幅画当年曾被无用禅师拥有,这段画幅被后人称为《无用师卷》。
乾隆皇帝不识真品名作真迹反遭冷遇
1745年,一幅《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被征入宫,乾隆皇帝见到后爱不释手,并且在6米长卷的留白处赋诗题词,加盖玉玺。没想到第二年,他又得到了另外一幅《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一时真假难分。他一边坚定地宣布第二幅《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是赝品,一边又以不菲的价格将这幅所谓的赝品买下。他还特意请大臣来观画题跋，大臣们虽然有人鉴别出乾隆皇帝认定的赝品其实是真迹,但谁也不敢点破,而是纷纷附和,把真迹认定为赝品,编入《石渠宝笈》次等,乾隆皇帝还命令大臣梁诗正书贬语于此本上。
后来有一种说法是:《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入宫后,乾隆皇帝其实也鉴别出了《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真迹和仿作的真假,但他在此之前一直把仿作当成真迹珍藏,觉得特别没面子,因此在真画上题字示伪,故意颠倒是非。
为避战乱辗转飘零半幅名作落户台湾
1933年,日军攻占了山海关,故宫博物院决定将馆藏精品转移,以避战火浩劫。《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与近百万件故宫文物一起,历尽艰辛坎坷,行程数万公里,由北京经南京辗转运抵四川、贵州,抗战结束后陆续运回南京,又于1948年底被运至台湾。
《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在台湾属于国宝级文物,在台湾每4年展出一次,每年只展出40天。由于真品收藏在戒备森严的库房,媒体只能拍摄复制画,复制画价格也不菲,一幅价值3.3万新台币。
当年这批文物停放在上海期间,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书画收藏鉴定专家徐邦达在库房里看到了这两幅真假《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经过仔细考证,他发现乾隆御笔批伪的那张实际是真的,而乾隆题了很多字说是真的那张却是假的。于是徐邦达推翻了先人的定论,还《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一个真实的面目。
如今,这真伪两卷《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见证着中国书画收藏史上的一段笑谈。
破旧书画竟是国宝废纸篓中找到题跋
吴家后人重新装裱后的《剩山图》,1669年被清初大收藏家王廷宾购得。此后辗转于各藏家之手,长期湮没无闻。再次面世,已是250多年后的1938年。
1938年秋,上海收藏名家吴湖帆卧病于上海家中。一天,“汲古阁”古董店老板曹友卿前来看望他,随身带了一张刚购买到的破旧的《剩山图》请他鉴赏。吴湖帆一看不得了,只见画面雄放秀逸、山峦苍茫、神韵非凡。画上无款,仅书“山居图卷”4字。
吴湖帆捧画品鉴良久,从画风、笔意、火烧痕迹等处反复研究,断定这就是黄公望的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的前一部分,不由得脱口而出:“乱世出奇迹,真没想到300年后又能见到大痴道人的‘火中之宝’。”
曹友卿一听,知道这幅画是宝贝,不肯转手了。几番交涉之后,吴湖帆拿出家中珍藏的商周古铜器,将这个残卷换了下来。
吴湖帆发现换来的画作只是残卷中的残卷,连题跋也没有。后来,由曹友卿再到原卖主处寻找,终于在废纸篓中找到了题跋,恢复了画作原貌。至此,《剩山图》归入吴湖帆的“梅景书屋”。
后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在浙江博物馆供职。当他得知《剩山图》在吴湖帆手上后,内心颇为不安。怕一旦再遭遇天灾人祸,以个人的能力极难保存下来,只有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于是,他多次来往沪杭之间与吴湖帆商洽,又请出钱镜塘、谢稚柳等名家从中周旋。吴湖帆被沙孟海的诚心感动,终于同意割爱。1956年,《剩山图》落户浙江博物馆,成为该馆“镇馆之宝”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