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翁(Shakespeare)笔下的凯撒大帝 (Julius Caesar)希望自己周围都是膘肥体胖的人，因为精瘦、饥饿的人比较危险。如果该准则同样适用于国际关系，那么，世界其它各国应该会对上周的一则消息表示欢迎：即，按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遗憾的是，名义GDP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出一个自在满足、对外无威胁国家的内部实情。人均收入是一个相对更好的指标——尽管可能并非完美。所以，鉴于中国3678美元的人均收入尚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上述转折点可能不会给凯撒带来多少安慰，因为尽管中国近年的增长速度惊人，但它显然仍是一个很穷的国家。
一个令人不安的历史事实是：全球经济中的重大权力转移是危险的。它们往往伴随着极度的金融混乱、汇率动荡与贸易摩擦。这是因为，胸怀大志的新起之秀通常是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债权国，不愿承担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职责。
想想一战后英国霸权向美国霸权的转变。自1918年起，尽管从盟国那里收取了战债，但美国拒绝了《凡尔赛和约》(Versailles treaty)、退出了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对德国赔款问题袖手旁观。英国在贸易上的自由开放态度，使美国实现了巨额贸易顺差。此外，在兴旺的20世纪20年代(Roaring Twenties)，年轻无经验的美联储(Fed)推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不明智地努力支撑状况不佳的英镑。
当美联储姗姗来迟地在 1929年将由此导致的泡沫戳破时，爵士乐时代(Jazz Age)戛然而止、银行陷入崩溃、萧条紧随而至。美国将自身需求不足问题输出至其它国家的做法，使得它未能提供领导力，阻止灾难性竞相贬值的爆发，而且，它也不愿意扮演濒临破产银行全球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第二个例子是战后的日本。日本的经济增长是出口导向型，且受到了日元低估与出口补贴的推动。只要日本不是经济大国，这个模式就还管用。然而，到上世纪60年代末，日本已经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它还拥有巨额对美贸易顺差。
国际社会在里根时代(Reagan era)解决失衡与稳定被高估美元的努力，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尤其是，与美联储1927年支撑英镑一样，日本对日元兑美元汇率的干预，也推动了泡沫的形成。泡沫被戳破后，日本陷入了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
美国所面临的中国挑战也属于出口导向型，且中国经常账户盈余是欧亚储蓄过度的最大促成因素。储蓄过度导致了信贷泡沫、全球失衡，这些是金融危机背后的因素。尽管中国取得了成功，但它的经济模式导致了浪费的过度投资，且没有让老百姓享受到足够的好处——中国老百姓私人消费在GDP中所占份额是亚洲最低的。在一个经济以两位数速度增长的国家，就业率每年的增长率仅为区区的1%，且储蓄的实际回报率为负。与日本的鼎盛时期一样，中国人目前的生活质量比人均收入数字显示的还要差，污染、掺假食品与糟糕的就业环境给健康带来了诸多威胁。
中国以人民币低估推动的出口导向型增长迄今之所以可行，仅仅是因为美国与其它赤字国家一直愿意经营巨额债务，为家庭消费及如今的政府支出融资。困难在于，由此导致的失衡并非是可持续的，因为债务枯竭的那一点正在靠近。不过，正如朗伯德街研究公司(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查尔斯•杜马斯(Charles Dumas)在新书《全球化裂口》(Globalisation Fractures)中所辩称的，各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太过于狭隘地关注金融问题，而忽略了全球失衡。该书主要写的是领先工业国家政策的不相容性。
世界经济所需要的是，债务国与债权国重新让自身的经济恢复平衡。债务国需要整理它们的资产负债表，债权国需要增加国内消费、允许本国货币升值、减轻对出口的依赖。这也会给中国带来好处，因为中国的经济正处于失衡状态。它无法在维持人为低汇率的同时，阻止通胀、资产价格泡沫等诸多问题。不过，改革所面临的障碍是巨大的。杜马斯表示，增加消费的再平衡举措，其关键或许在于政府放松对其公民的控制，而这不太可能会发生。此外，还会有强大的团体游说政府不要实施此类改革，尤其是效率低下的生产商。廉价的人民币让这些生产商不需要付出多大力气就能获取利润，且他们的经济生存仍依赖于人民币的继续低估。
因此，目前存在一个中国政策僵局。世界如何逃脱中国增长模式可能带来的可怕的经济后果？一种做法或许是勉强对付过去：美国以放松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做法，应付即将到来的经济放缓，而代价是债务高企与随后的信贷紧缩。另一种做法是，美国财政保守派阻止预算放松，但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将导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收缩得更早，而非更晚。
不管采取哪种做法，中国遭遇保护主义反弹的风险都将增加。不管在哪种情景下，全球债权国最终将会看到它们的主要市场逐渐枯竭。主要区别只在于时间的不同。或许，你会问，这些债权国何时才会醒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