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大陆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应该记得，五十年以前，M因为急于夺得斯大林死后“社会主义阵营” 中一把手的皇冠，便把有可能仗义直言者都打成右派分子，将他们的声带掐断，异想天开地发动了一场“大跃进”运动。号令全党、强令全国人民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似乎是谁统治的国家率先进入了共产主义，谁就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是当仁不让的地球“球长”。
1958 年搞所谓“大兵团作战”的“全民炼钢”，让成熟的农作物没人收割烂在地里，紧接着第二年农业 “放高产卫星”，吹嘘粮食亩产万斤甚至十几万斤，实际上违犯农业生产常规，胡作非为地移栽密植，几乎使粮食颗粒无收，最后造成震惊世界的大饥荒，全国饿死的平民百姓在四千万人以上。
那时，我早已是一名右派劳教分子了，四川省将右派劳教分子中的年轻力壮者约六千人，押送到一个名叫公安厅劳动教养筑路二支队的新单位，象这类能将右派分子改造得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地方，无论如何也得把我弄去。就这样我到了内江至昆明的铁路工地，地点在与四川接壤的云南省盐津县。我所在的是一个隧道中队，具体的劳动就是在隧道里打炮眼、放炮和出渣。当时这个重体力工种的粮食标准也许是全国最高的，每人每月六十斤。可惜好景不长，自1959年开始，突然降为五十二斤，然后四十二斤，更可怕的是伴之而来的糖、油之类副食品从市场上消失，我们便开始接受饥饿的煎熬。某日，在我们下班后排队打饭时，我听见排在我身后的一位来自中江县的丁姓小学校长，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唉！活了四十岁才第一次闻到饭香！”这便是刚刚被踩破了胆的知识分子在饥饿熬煎中的一声微弱的呻吟。
随着工程进展的需要，支队部办了一个安砌工培训班，其实只是从各中队抽调些劳动力去突击修建一个大型桥墩。在这里，我碰到一个和我一样也是来自南充的老熟人，他是驻军预备师的一个中尉军官，在南充时，我俩同为文学爱好者有点交往。见面时他一改以往那种玩世不恭的乐天作派，而是苦笑着说：“这辈子我作过挨枪毙的准备，就没作过挨饿的准备”。我盯着他身高一米八三的大块头，只好用解嘲的口吻安慰他说：“当了右派，你反倒连升两级，从中尉直接晋升到大胃（尉）了”，回答我这个苦涩的诙谐的依然是一脸苦笑。几天以后，安砌培训班结束，我俩便各自回到原来的中队。
突然间，内昆铁路下马停建，筑路支队将全部迁往大凉山去修成昆铁路。按对付被专政者的惯用手段，绝对不会宣布这类调动的来龙去脉，以防阶级敌人乘机逃跑或搞其他破坏。直到出发前夕，监管干部象骗幼儿园的小孩似的对我们这群“狡猾的敌人” 说：“我们将去的地方物资供应特别好，猪肉都不定量……”一年多的劳教生涯，特别是近年来吹得离谱的“高产卫星”，加上右派们刚刚领教过D在反右运动中搞阳谋的自我暴露，认清了他那副“骗你没商量”的蛮横嘴脸，付之一笑而已。
此前，炊事房忙了几天，烤制出一批特大型的烧饼，每个劳教分子发了六个并宣布说：“这是你们途中三天的早餐和午餐。”按劳教队转移工地的常规，爬上大卡车以后，“分子”们用各自的背包充着坐椅，列成四排一个紧挨着一个拥挤在车上。最前面是一个手持冲锋枪的武警士兵，他虎视耽眈地注视着这一群饥肠辘辘的劳教分子，他们盯着前面那阴森的枪口纳闷：“不是口口声声说我们还有公民权吗，枪口对准的公民还能叫公民吗？”能回答这个问题的只有“湖南痞子”的那一句无耻谰言，他说：“我这个人就是无法无天”。
三天的旅途结束，我们便来到大凉山里的喜德县工地，等待着我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坏消息，那位经常苦笑的（大胃）军官死了，他在旅途中一顿就吃完了六个大烧饼活活胀死了，那年他才二十四岁。
不到一年，成昆铁路又下马停建，再次扔下一个半成品，我们又被押解到旺苍县，去修建一条广元到旺苍的铁路支线。经过此番大饥荒的扫荡，农村里已是十室九空，饿死的人多，空房子也多，劳教分子们被安排住进那些十室九空的大四合院，它替代了以往自己搭建的简陋工棚。
邻居们便是熬过了饥荒的幸存者，在听过他们讲述的各种饿死人的往事里，一则胀死人的离奇更令我终生难忘：
住地的对面有一条公路，公路前方的拐弯处，有一段陡峭的上坡，汽车上行到这里都得气喘吁吁地爬坡，饥荒年代，汽车里装着的一袋袋大米更容易刺伤饥民的眼球。某夜，被饥饿逼上梁山的四个有心人协同配合弄了一袋回来，此刻他们最迫切的愿望是饱餐一顿，便七手八脚的用一口大沙锅煮了满满一锅，就在即将生米煮成熟饭的那一刻，传来了敲门声，敲门者在门外晃着电筒自称民兵前来查夜，这四个气急败坏的“有心人”只好从后门仓惶逃出。破门而入的两个民兵闻出屋内似有异味，而这股异味正是久违的饭香。那年头的凡夫俗子没人能抗拒饭香的诱惑，在炉火的引导下，他俩很快地找到了沙锅的所在。说时迟那时快，这锅夹生饭作为战利品把他俩胀得东倒西歪苦不堪言。上世纪所修的老式房屋，房门的下方都镶嵌有一块长形木板充作门槛，堂屋的大门下更嵌有一块高达三十多公分的木板，可能为防止鸡鸭等家禽窜入屋内影响卫生。其中一个民兵甚至俯卧在门槛上将胀得难受的腹部在上面压揉，直到他呼妈喊娘的叫声变成低声呻吟，到最后一声不吭了；另一个经过一番呕吐，捂着肚子哼了半个多小时似乎有了转机，他以为他的同伙已经睡着，一边叫他的名字一边向他走近，来到身边用电筒一照，那张瞪眼歪嘴的畸形面孔让他着实吓了一大跳，一摸他的鼻孔，断气了……
说完这则往事，讲述者硬拉着我去看那块俯卧过死者的门槛，距我们说话的地点还不到十米远。
两个月后，我从劳教队逃跑，抓回来便以叛国投敌罪判刑十八年，押解到地处大凉山的雷马屏劳改农场服刑，这是个关押了近万人的大型农场。1956年左右，凉山彝族七百余人曾经被关押在这座监狱里，他们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度过了可怕的三年大饥荒年代。1962年这批彝族犯人迁往西昌监狱，离开这座监狱时只剩下七十多人，不足十分之一。我到这个农场后，老犯们也常常讲述前几年饿死人的惨状：
1960 年冬，农场开始播种小麦，便派了犯人到场部去挑运麦种。饥荒年代的犯人，还能挑五十斤左右的绝对靠偷吃生产成品才保有这个体力，这个挑麦种的彝族犯人以往生包谷、生洋芋、生南瓜曾经吃过，这些麦粒似乎更为可口，加上他独自一人除却相互监督的压力，吃起来精神放松毫无后顾之忧，左一把右一把地大饱口福。回到中队以后，为避免嫌疑他照常吃下自己那份不多的口粮。睡觉以后，他口渴难忍，不断地喝水止渴，显然肚子里的麦种吸收水分以后膨胀，肚子明显鼓胀起来，他也痛得得呼妈喊娘满地打滚。犯人卫生员要求队部允许将他送进医院，但崎岖的山路和四肢无力的犯人阻止了这个抢救机会，次日凌晨就死了，死时他的肚子已大得象一个临盆的产妇。
我作为那场饥荒的见证人，知道那千千万万死难者，在临终前絮絮叨叨的呻吟着说的一句话是让我吃一顿饱饭，比起那些连吃顿饱饭再死的愿望都无法实现的不幸同胞，这些被胀死的人也许可算是“幸运儿”，但他们的这种幸运的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