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已成为国内目前规模最大、修复最好、保存最完整的一所古代书院。
朱熹和张栻会讲的情景
自从唐代初年产生，到清末退出历史舞台，古老的书院体系在中国存在了1000多年。在各种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我们曾无数次地看到古代学子们的书院生活，似乎和现世的学校生活差不多。事实果真如此吗？
古代学生进书院学习，要不要参加入学考试，要不要交学费？书院的老师是怎样教学的，都教哪些科目，而学生又是怎样安排一天的学习生活的？他们要不要月考年考，学得不好会不会被留级甚至开除呢？
古代书院为何都安在深山老林里
书院在唐朝产生之初，常与僧院、道观为邻，选择的地址往往在深山老林里。例如年代最为久远的光石山书院，就建在條县(今属湖南)麒麟山中，附近有朱阳观与惠光寺。当时的潭州刺史苏师道，在他的《司空山记》一文中，详细描述了书院附近的地理环境：
“东南隅有秀峰十二耸翠卓立，其峰有画瓶、青牛、大莲花、小莲花、紫盖、瑞云、洞门、紫麟、远吟、隐真、回龙、白鹤，名称不一……北一里有惠光寺，前有洗药池，方广二十丈。其水亦入药池，岁旱不涸……”
比光石山书院稍晚的李宽中书院，则直接建在石鼓山的寻真观里。这里风景优美，如诗如画。读书人和道观中的道人，坐以论道，互相熏陶。
不光书院选址很讲究，创建人对书院内的小环境也很在意，常常栽花种树，移竹运石，打扮书院。例如，唐朝著名的诗人贾岛，在《田将军书院》一诗中，这样描写田将军书院内的美景：“满庭花木半新载，石自平湖远岸来。笋迸邻家还长竹，地经山雨几层苔。”
唐人为书院选址的习惯一直沿袭了下来。宋代一些著名的书院，也都坐落山间。例如，岳麓书院建在岳麓山下，白鹿洞书院建在庐山五老峰下，嵩阳书院建在嵩山的太室山脚，石鼓书院建在衡阳石鼓山回雁峰下。其他如象山书院、武夷精舍、南岳书院，包括江宁的茅山书院，都选址在风景秀丽的山区。
书院选址，为何要在远离人烟的深山老林里呢？这与书院兴起的初衷有很大关系。古代的书院，往往是在官学(公办学校)废坏时出现。兴办书院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科举考试；另一方面，在一些大学者看来，官学一旦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就严重丧失了教书育人的能力，并日益腐败和衰落。因此，他们以个人的力量另建书院，就是为了研究学问，启迪民智，回归教育的本质。而在他们看来，一个空灵安静的地方，更有益于学问。比如，曾经执掌白鹿洞书院的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就曾奉劝他的学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好去山头且坚坐，等闲莫要下山来。”
桀骜不驯的“校长” 连皇帝都奈何不了
理学大家朱熹所在的南宋，是书院管理体制形成并得以确立的重要时期，理学家和书院结为一体，使书院承担起了研究学术、发展教育、推行教化的重任。同一时期，书院的管理也借鉴官方的学校以及禅宗佛家的清规，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制度。
与今天的大学相比，古代的书院在制度上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书院的管理体系，有分工明确、便于操作的特点。它的核心是山长负责制为代表的管理体制及与之配套的组织系统，它从组织上保证书院的管理有序有效地进行。山长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为书院聘请老师。聘请老师时，或者重视学行，或者重视文凭——也就是科举出身，这样就能确保书院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水平能够达到一定的标准。山长以下，有副山长、堂长，讲书等职，他们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协助山长维持书院正常的教学秩序。”
“山长”，其实就是书院的负责人，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校长，位高权重，是书院的核心人物。梁章钜在他的《退庵笔记》中就这样定义山长：“掌书院讲习者谓之山长。山长亦称院长，亦称山主。”山长的称号，充满了野性和对官府的反叛，这与早期书院倡导的自由精神，是一致的。它的由来，也要追溯到唐代。不过，真正固定下来，则是到了宋代。
古代那些著名的书院，无一例外都拥有名震四方的山长。例如，北宋年间，岳麓书院有个叫周式的山长，他的学术和品行都很好。宋真宗知道后，就派人接他进入皇宫，封他为国子监主簿，并想留他在京城侍驾。然而，周式却坚持要回到岳麓书院，真宗无奈之下放他南归。此后的岳麓书院，更是名声大振。
学生违规 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有了德高望重的山长和教师，书院不愁没有学生。因此，书院也设定了不低的入学门槛，也有入学笔试，而且招生数量有限。
“天下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在南宋乾道年间，就“定养士额二十人”，后来扩到三十人。岳麓书院名气出去以后，远道前来求学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别置额外学生十员，以处四方游学之士”，等于是增加了10个旁听名额。
一旦进入书院学习，学生就要遵守书院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以明道书院为例，首先要求学生要穿“校服”，这个校服当然不是像现在一样统一订做，只是规定要穿颜色深的衣服。这样做的目的，是和一般的民众区别开来，让学生有士人的责任感和优越感。另外，书院还设专门针对学生的“请假簿”“讲簿”“德业簿”“食簿”“宿斋簿”。其中，讲簿记录山长讲学的情况，德业簿登记学生的功课情况，食簿是用来领取钱米，宿斋簿则用来领取灯油和木炭。明道书院还规定，学生请假不得超过三个月；谒祠、听讲、供课三者都需要登记，缺席三次就“罢职、住供”。这个住供，就是停止供给。古代的书院大都远离闹市，给学生的钱粮和伙食断供，这个惩罚可真是不小。
当然，对于学生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学业，古代书院中的学生会学些什么呢？邓洪波教授告诉记者：“就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儒家经典。学子每天的学习时间划分成起床后、早饭后、午后，晚上四段，每一段都有规定的学习任务。而且既有自学，也有讨论，还有老师解惑，还是很科学的。”
为了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书院还有考试制度，主要考查德行和学业两大方面。学业考试以南宋时期的延平书院为例，每个月有三次小考，考得好的，成绩一出来就有物质奖励，并且还会累积积分，累积到一定程度则升级，也与经济利益挂钩。
德行考试的考核标准一般因山长的习惯而定，例如，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时，提倡自觉自励，不做硬性规定；而普通的书院，则从更实用出发，对儒家伦常做了具体化的规定，例如，不尊敬师长、不孝敬父母，就可能受到被除名的惩罚；那种严重践踏院规、破坏伦常的，书院不仅会将其除名，还会报官立案，并永远不许再入书院。
毕业了没有就业文凭 但仍有人当做“高考复读班”
中国古代的书院，并不能为学子提供一张就业文凭，充其量只有一张肄业证。但是学子们还是源源不断而来。他们之中，有人是拿书院当“高考复读班”，希望经过名师点拨，金榜题名。也有的人，是为了学问而来。不管是为什么而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书院内，他们将极有可能亲眼目睹国家级的学术盛会。
“在这些学术盛会上，大师与大师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思想碰撞，在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笔。”
书院历史上记载较早的一次学术盛会，发生在南宋乾道年间。当时，理学大师朱熹有个问题没有搞清楚，于是他从福建崇安千里迢迢赶到了潭州(今长沙)，目的是为了向在岳麓书院讲学的另一位理学大师张栻讨教。在湖南期间，朱熹与张栻就学术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会讲的高峰期，曾经三昼夜不下讲坛。远近来听他们会讲的人不计其数，饮马池的水都被马喝干了。会讲期间，两位大师还写诗唱和，居然写出了149首诗。
潭州会讲之后，朱熹与东南的理学大师陆九渊等人，还在江西信州(今上饶)的鹅湖会讲。
南宋以后的明朝，书院的性质已经和最初产生时大为不同。公开的学术盛会不再，但是一些书院仍旧努力维持初衷，在倡导学术的同时，还添加了“市民学堂”的新功能，担当起教化平民的任务。例如，明朝时期，苏州常熟城内有虞山书院，定期向民众开放。不仅孝子、善人、山林隐士可以来听，平民百姓也能来听。
享受政府拨款后 书院逐渐失去了光芒
从书院诞生之初，饱含理想主义热情的读书人，就希望把书院经营成一方净土。然而，在与现实的碰撞中，他们最终不得不让步了。实际上，从书院最为兴盛的南宋时期起，许多原先民办的书院，就逐渐被官方“收编”。这种收编，首先是从书院的经费着手。
书院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经费。而书院经费的来源，多依赖于学田。书院兴起之初，私人筹措办院经费，主要也是靠私人的田产或别人捐赠的田产来供给。然而，仅仅靠捐赠，是不能满足书院需要的。因此，当官府开始给书院划拨田产时，书院没有理由不接受。
除了经济上的控制，南宋中后期以来，书院的实际负责人山长，也渐渐由朝廷吏部差授。在邓洪波教授与学者朱汉民合编的《长江流域的书院》一书中，作者对唐代以来的民办书院做了一个统计：唐代，82.98%；宋代，70.41%；元代，61.25%；明代，29.84%；清代，24.20%。在民办书院急剧缩减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书院归到官府手中。
在清代，书院的常年经费已经由官府一次性拨给。享受政府拨款的书院，花起钱来也大手大脚。例如，为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生员提供一定数量的经费。考生如果科举得中，更有丰厚奖赏，数目可达五十两银子。不仅考中的生徒有奖，书院的老师也跟着有奖。
如此一来，虽然书院的办学经费不愁了，然而，书院不可避免地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尽管还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书院在苦苦支撑，然而，书院没落的历史已经无可挽回。
同治光绪年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已经与科举合为一体的书院，也一并成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