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发生惊天血案：由抗议引发的骚乱最终导致死亡197人，伤一千多人。两月之后的9月5日，乌鲁木齐各界（以汉族民众居多）抗议中共当局未能保护民众安全，要求新疆党政首脑王乐泉下台，结果再次遭受中共血腥镇压，有5人被打死。
“七•五血案”得以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长期以来，新疆局势为何一直动荡不定？
上篇 抽丝剥茧 “七•五血案”大还原
众所周知，“七•五血案”的起因是09年6月26日广东韶关市港资旭日玩具厂维族员工被群殴，因为此前在互联网上传言“有6个来自新疆的男工强奸了同厂的两名汉族女工”。群殴造成118人受伤，2名维吾尔族工人死亡。消息很快传回新疆，7月5日新疆少数民族群众聚集乌鲁木齐，抗议中共纵容、包庇广东韶关殴打维族员工，要求严惩凶手，最终酿成震惊中外的血案。事件的表面过程确实如此，然而这血案的导演却是以江泽民为首的江氏集团。
对中共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共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斗争非常残酷，为争权夺利早已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目前，主要分为以江泽民为首的一伙（用“上海帮”来指代并不准确），以胡锦涛为首的“团派”，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太子党”这三股势力。
09年上半年，广东当局以反腐败的名义“双规”了两个高官：陈绍基（广东省政协九届委员会主席）和许宗衡（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明眼人都知道陈绍基是李长春的人，许宗衡是深圳前市委书记黄丽满的人。李长春是江泽民的得力干将。黄丽满能“在床上找到江泽民”，李长春在广东任省委书记时都要对她这个下级言听计从。将陈、许二人同时“双规”，其矛头自然直指江氏集团。再加上成功将陈、许二人“双规”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是“团派”的核心成员，是胡锦涛跟前的“红人”。这就是宣告：“团派”直接向江氏集团的骨干开刀了。
江氏集团当然不能束手待毙，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胡锦涛，计划在胡出访期间制造“重大突发事件”，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召开“紧急会议”，在会上用举手表决的方法直接把胡锦涛“拿下去”。达成这个目标有三个前提条件：一、胡锦涛的出访必须非常重要，无法改变行程安排；二、“突发事件”必须足够严重，使得在胡锦涛仅仅是短时间不在国内也必须召开“紧急会议”；三、运作过程必须严格保密，不能让握有行政主导权的“团派”事先有所警觉。
7月5日至10日，胡锦涛要出访意大利，出席在那里召开的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期间还要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做重要会谈，之后顺道访问葡萄牙。
“7月5日星期日，胡锦涛要出访意大利”。江氏集团围绕这个时间点展开行动。一、确定在广东“点火”。江氏集团在此地已经营多年，目前虽已由“团派”控制，但枝蔓尚在，完全可以做到对事情进行有效的控制，而且还能够以此告诉“团派”：“你在广东砍我两刀，我就在广东扎你一枪”，达到鼓舞本方士气震慑对手心理的作用。二、“点火”时间确定在6月26日。这样留有一周的时间让事件有个酝酿、发展的过程，又可以使“团派”认为事情已经得到了控制，使其在“突发事件”爆发时措手不及。三、“突发事件”的爆发地定在新疆。新疆党政首脑王乐泉属江系人马，能够对“突发事件”的爆发做很好的调控。
现在回顾江氏集团对此事件的实施过程就很清晰了：6月初，即有网络传言称旭日玩具厂自大批招收新疆员工后，经常发生失窃事件，同时引来网上“政府放任新疆少数民族犯罪”的热议；6月16日网上出现《旭日真垃圾》的帖子，宣称“在韶关旭日玩具厂里‘六个新疆的男孩强奸了两个无辜少女’”。这个消息被迅速扩散，在网上热议的同时未见政府采取任何行动，再次印证了“政府放任新疆少数民族犯罪”。6月26日针对旭日玩具厂新疆少数民族员工的群殴事件发生，之后广东方面采取措施，使得事件在广东方面平息下来。接下来在对群殴事件的处理过程中，不仅迟迟不追究打人者，相反却故意追查纯属捏造的强奸事件，用以激怒新疆少数民族员工。7月5日胡锦涛出访意大利，同日乌鲁木齐市涌入大量抗议民众，要求调查广东旭日厂打人事件严惩凶手，当局实行交通管制。当天傍晚，王乐泉调动警力，有意在一些地区残暴镇压抗议民众，而对大多数地区则放任不管，诱使新疆少数民族群众把对当局到愤怒发泄到无辜的汉族人身上。当已经有大量汉族人被打死打伤之后，调集到乌鲁木齐的军警即开始对新疆少数民族群众进行血腥镇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五血案”。
胡锦涛中断访问提前回国，没有被江氏集团仿照赵紫阳的例子“拿下去”。江泽民一伙以血腥残杀大批民众的方式，实现了其派系争斗的基本目标——陈绍基、许宗衡的案子不再扩大追查范围，与“团派”形成了某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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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江泽民一伙算准了：对新疆少数民族做一定程度的刺激就能引发重大的“突发事件”？要厘清这个问题需要对新疆的现代史有所了解。
一、谋求扩张，苏共搅乱新疆
十月革命后，苏联红军于1919年大举向中亚进军。这次进军不仅打垮了中亚地区效忠沙俄的白卫军，几个中亚国家也成了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此次进军的成果极大的刺激苏共推行“主义输出的同时实现领土扩张”政策。1921年5～6月间，苏联红军进入新疆与败退至此的白卫军作战，苏共在新疆的影响急剧升温。这期间，在阿拉木图活跃着一个维吾尔族共产党小组。在七河地区有50个各种革命组织和党小组，其中维吾尔族的党员达1500人之多。将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活动，在苏共鼓动、领导和协调下紧锣密鼓的进行着。至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苏共一手导演了两次“新疆独立”的闹剧。
一次是在1933年，沙比提大毛拉和穆罕默德•伊敏在喀什策划成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全新疆暴动不断，其控制区域一度达到全疆的百分之八十。
由于此时前苏联中亚数国的农民不堪忍受“农业集体化”，纷纷逃往新疆，寻求同族的帮助。仅1933年一年，从苏联中亚移居喀什的吉尔吉斯移民（柯尔克孜人）就达六万。苏共判断：因新疆与中亚各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周边国家民族同宗同源，而且与中亚及周边的十几个国家同样信奉伊斯兰教。在苏军没有能力实行全面军事占领的情况下，任由“新疆革命”发展下去，势必引起整个中亚地区的动荡。苏共遂决定改“吞并新疆”为“操控新疆”，转而全力支持当地军阀盛世才，让他成为自己在新疆的代言人。于是苏共卖飞机、卖军火、派遣飞行员和机械师，甚至直接派遣苏联红军帮助盛世才平息新疆暴乱。新疆暴乱被迅速平息，由苏共推动的新疆“独立”以苏共直接参与镇压而终止。
另一次是在1944年初，苏共直接出人员、出装备甚至派兵，在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实行暴动，即所谓“三区革命”，直接扶植起一个所谓“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然而，苏共为确保几个中亚加盟共和国的稳定，在乌鲁木齐唾手可得，国民政府几乎无力保全新疆的最后时刻，再一次终止了新疆的独立进程——紧急约束暴动队伍停止进攻，转而与国民政府谈判。经过八个月谈判，制定了11条和平条款，取消了“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的称号，恢复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的建制，与国民政府军队隔玛纳斯河对峙，直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
如今新疆分离势力抬头，与苏共两次导演“新疆独立”闹剧的遗毒关系密切。可以说，如今新疆动荡的始作俑者是苏共。
二、血雨腥风，新疆惨遭屠戮
新疆人民可谓苦难深重，两次大规模屠戮埋下了种族冲突的祸根。
1944年初开始的所谓“三区革命”，由于苏共是要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因此所有暴动地区都对汉人平民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如1945年1月伊宁被攻克后，大批暴动参与者手持木棒大刀，四处残杀汉族人。到事态被制止时，已经有大批汉人被杀，其中东北汉人几乎无一幸免，连伊宁救济院的残废汉人及汉人小学生都被拖到河边用木棒打死。“三区革命”中被杀害的汉族平民数量至今没有准确的统计，一般的估计是在二万至七万之间。几十年后，还有一些民族极端分子依然这样威胁与之发生冲突的汉族人——“难道你忘记伊犁河水的颜色了吗”！当时虐杀国军战俘和汉族平民将伊利河水都染红了。
请大家注意，就是这支虐杀国军战俘和汉族平民的“三区革命”武装部队——新疆民族军，于1949年12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
1949年王震率军进入新疆，全疆和平解放。中共靠铁血得天下，以高压维持统治。在新疆实行的是以血腥镇压震慑人心的政策。王震以“平叛”、“剿匪”、“打击分裂势力”的借口，在新疆大开杀戒，残暴屠戮新疆各族民众。因中共严密封锁此类消息，在此仅以连中共都不得不承认的“伊塔事件”为例，揭露新疆民众惨遭屠戮的冰山一角。
1962年5月中旬，二、三千伊宁市各族居民走上街头，要求粮食，抗议大量汉人迁入。当游行队伍冲进中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大院时，州党委书记兼伊犁军分区司令员张世功接到新疆军区司令王震的命令：“开枪”！在枪弹扫射下，手无寸铁的市民死伤无数，酿成震惊全疆的大血案。而同样的屠杀事件，在新疆塔城地区随后也发生，而且市民死伤情况比伊犁更严重。
血腥屠杀激怒了当地住民，狂怒的人们拿起棍棒、铁锹和猎枪，冲进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办公大楼，把桌椅门窗砸了个稀巴烂，随后举家逃离新疆。当年在霍尔果斯、阿拉山口、额敏等边境口岸，成千上万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和蒙古族等各族当地居民，骑著马、骆驼，赶著牛羊、坐著马车，人喊马嘶，像决堤洪水，滚滚冲过边界关卡，演出了一场悲壮的现代“出埃及记”。
中共文件承认的逃亡人数有15万到20万，民间说法是70万。几天之内，伊犁、塔城地区十室九空，连被中共笼络的少数民族领袖也随民众大逃亡。新疆军区副司令马尔戈夫将军、新疆军区副总参谋长租农泰也夫，厅长、州长、地区专员、以及县长、公安局长、医生、教师、宗教人士等等，悉数逃离新疆。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苏联和土耳其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民族解放阵线”，决心解放新疆。
中共诬指这是苏联策动的“反革命暴乱事件”，但一直找不到任何证据。后来把这一事件降级为“伊塔边民外逃事件”，最后含糊地称为“伊塔事件”以求淡化处理。
苏共为攫取新疆，煽动、纵容甚至组织“三区革命”时的新疆民族军大肆屠杀在新疆的汉人；中共执政后为维持其残暴统治，对新疆当地民众大肆屠戮。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新疆反复发生大规模种族屠杀事件，在新疆少数民族与汉族民众的心上造成了极难愈合的伤口。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发生在新疆的这几次种族屠杀事件，根本就不是民族之间的冲突，而是苏共与中共为各自利益策划、煽动、组织与实施的。这一笔一笔的血债只能记在共产党的名下。
三、经济盘剥，新疆惨遭劫掠
新疆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但是在中共“殖民统治式”的民族政策下，新疆的经济一直处于被盘剥、压榨的地位，在输出巨量资源的同时，没有取得与之相适应的回报，新疆各族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民众生存境况相当恶劣。中共确定的在全国范围需要重点扶持的25个贫困县，有20个在新疆。
新疆的天然气、石油运出来了，新疆的棉花运出来了，新疆的哈密瓜、葡萄干运出来了，……。可当地各族人民（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汉族职工）并没有从中得到实惠。以从新疆输出的天然气为例，其资源产自新疆，绝大部分用管道输送至上海，可是数额巨大的“资源税”却缴到上海（借口为开采公司的注册地在上海）。还有比这更明目张胆的抢劫吗？！
大批的物资从新疆运出，可中共给新疆运进去的是什么？是核污染！中共进行的数百次核试验，其地点几乎全部在新疆。中共掌握了核武技术，新疆人民却饱受核污染的残害。
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对新疆实行经济劫掠的不是汉族而是中共，那些被劫夺的财富完全落在中共权贵的手中，与普通汉族民众毫不相干。中共不仅仅在新疆实行“殖民式统治”，它在汉族地区同样是以殖民的方式统治、盘剥着汉族民众。中共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四、政策失据，埋下冲突隐患
中共不仅在经济上对新疆实行“殖民统治”，它所谓“民族政策”不仅是失败的，而且为社会冲突埋下隐患：
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统战口号下，新疆少数民族绝大多数只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而中共又完全没有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意愿，结果不仅少数民族本民族的教育水平十分低下，而且因汉语水平极其有限，无法融入以汉文化为主的社会生活，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连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条件都不具备；
中共规定：所有新疆少数民族官员一律不得蓄胡须，一律不得到清真寺做礼拜。这对普遍信奉伊斯兰教的新疆各族民众内心的伤害，是外人无从知晓甚至是无法理解的；
在“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的口号下，中共以强迫命令、欺骗煽动甚至是流氓无赖的手段将大量汉族民众驱入新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进疆的汉族民众生活艰辛、清苦，他们回望故乡和内地，生活条件已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可是中共的政策将他们死死地圈定在新疆，连新疆考入内地的大学生想留内地工作，都必须缴纳数额巨大的“出疆费”。这造成在新疆的汉族民众积聚着强烈的不满情绪，遇到一定程度的刺激必然爆发；
中共为了统战的需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按一定比例招收企事业单位员工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政策。结果这样的政策同时伤害了少数民族和汉族民众：一方面，由于中共无意让少数民族逐步强盛起来，除了象征性的招收一些少数民族人员充当花瓶之外，在核心、关键、重要的岗位完全对少数民族封闭，而且由于教育缺失，普通企事业单位都很难招到能胜任工作的少数民族员工，造成少数民族对这项政策严重不满；另一方面，中共的大大小小的权贵通过种种手段安插自己人“捡肥缺”，却搬出这项“上边的政策”来搪塞普通汉族民众，造成汉族民众同样对这项政策严重不满；在中共这些能制造不满甚至仇恨的政策下，新疆少数民族与汉族民众相互敌对、仇视的情绪越来越重，稍加触动必然爆发。
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中共。中共不除则国无宁日人民无法得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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