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职司社会评论的作者，即使在评论的写作中提到“我”如何如何，也不过是“我”所思所想而已，站在事件之外的评论才是一个评论者应该做的事情。但这次我打破了这个行规，亲自走入到了事件当中。
7月3日，北京傍晚的天空并无晚霞，接近落日时分的阳光依然毒辣得很。我走在去看望一位女士的路上。这位女士叫做倪玉兰，她曾经是一个喜欢打扮的律师，总是把自己捯饬得漂漂亮亮的。现在她已经很难做到这点了，她已经身有残疾。
根据6月28日《南方人物周刊》的报导，2002年4月27日，西城区新街口四条55号强制拆迁现场，很多拆迁户前去声援业主，倪玉兰举着相机也在其中。后来她被指控对现场工作人员和民警施行暴力，以妨害公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倪玉兰说，她的左腿就是那时被打得肌肉萎缩，从而再无法正常行走，她的律师执照也被吊销了。
2008年，强拆到了倪玉兰的家。根据官方的说法，倪玉兰暴力阻碍工人施工，致使尤德林、李鸿桥受轻微伤，被民警传唤至新街口派出所接受调查。当日11时许，在新街口派出所第三谈话室内，倪玉兰不服从民警管理，踢打民警肖巍下体，致使其睾丸挫伤，被当场抓获。另一个官方的版本是北京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接处警记录显示，在倪家所在的前章胡同19号，“我所民警及巡逻车均在现场，无打人现象”。
按照倪玉兰的说法，西城公安分局新街口派出所纠集一群人，没有任何手续，闯入她家强拆，倪玉兰架着双拐与他们理论，结果被警察拖入警车踢打，后又被抓进派出所，遭到各种虐待。当然，在那之前的一年监禁过程中，她的腿就已经残疾了。一个架着双拐的人如何具有这种杀伤力，可能是当时警方在最终起诉她的时候没有考虑的事，或者也是不必考虑的事。结果，因为这个事情，倪玉兰被判刑两年，罪名是“妨碍公务”。
等她出来之后，房子早就已经拆迁了，她与丈夫无家可归，只好在北京的皇城根公园搭个窝棚度日。此事被传播到网络上，有很多人去看她，给她提供一些食物与钱。不知道这算是犯了哪条忌讳，倪玉兰又被强行带到公安局。但现在的传播之快，是很多习惯于用老方式办事的人不能理解的。倪玉兰发了一条短信之后，就有闻讯而来的网友到公安局询问此事。后来他们还是放人了，倪玉兰现在住的这家小旅社，就是警方给安排的，免费。我要去的就是这里。
那个旅社真是挺不显眼的，找了很久才找到。根据先行者的描述，这里要按照警方的要求登记身份证信息，但稍知法律的人都知道这并不合法。我直接经过大堂找到了倪玉兰住的房间，门是虚掩的，这是一个您能想像得出的最普通的标准间，两张床中间有个圆凳，上面放着两个菜，倪玉兰夫妇在吃饭。进去之后，握手、慰问，奉上早就准备好的一些现金，两分钟之后离开。
好吧，我要承认自己还是有点恐惧的，虽然理论上说，我供职在一个级别相当高的新闻单位，自幼师从警官大学的某位先生习武，在多年的记者生涯里算是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很多次劫难，但我还是有点害怕，因为有些时候你所面对的东西之强大，已经超出了你任何有可能的对抗能力。
是的，我说的就是掌握在某些人手中的权力。这个权力虽然是公器，但因为稍无约束，往往会沦为某些人的工具。而在很多情况下，由于维稳的需要，更大的权力在下面的权力胡作非为之后，往往也会选择为这种胡作非为埋单。当你即使不害怕某些权力的时候，也可能最终遭遇到根本无法抗拒势力的干涉。尤其是在一个残疾人都能被说成是袭警与妨碍公务的地方，个人的能力与权利就是个零。
在这种状态下，要说我自己一点恐惧都没有就是在说谎，在我原本的想像中，我的恐惧与倪玉兰女士应该是相似的。但她遭逢了这些变故之后，并不像我们想像中那么恐惧，而是保持着一种很从容与平和的心态来接待我这个不速之客。比之一个身有残疾而一无所有，甚至还处于监控中的女士，我这个七尺之躯的男人真是有些惭愧了。
出来之后走到街上，并没有人过来阻拦什么的。在火辣的夕阳下，我回想了一下，在惭愧之余，感觉心中的恐惧忽然消失了。我不敢说自己将来是否还会有恐惧的时候，但我知道即使那个时候来临，那种恐惧的浓度也会淡很多。社会与人，都是这么进步的，哪怕是付出这样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