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5月21日从悉尼飞到香港，第二天从罗湖入境回国的。这次回国的首要目的，是要以行动打破中国当局对海外异议人士的封锁，自己走出回家的路。我认为回乡探亲是天赋人权，不容任何政权以政治理由非法剥夺。其次，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声援那些正在开展麻雀护巢捍卫家园的行动，声援反抗政府圈地抢劫的国内维权民众。此外，我还要借此机会为刘晓波、胡佳等系狱的思想言论犯发出声音。我觉得，在海外20多年了，不能再满足于发些声音与等待，必须有些与国内直接相关而国内的人又不方便做的行动，去直接冲击当局的底线。
为准备回国，我再次改名换姓，还用了一张精心梳理后拍的照片，申请了新的护照。照片上的形象变化较大，相信任何熟识我一贯形象的人，见了都会失笑。但这在我并不是第一次了。1997年家母病危的时候，中国领馆拒发签证，并把我的护照扣在领馆达半年之久。此后我就用了类似的方式，多次“潜回”国内。中国国安发觉之后，曾于2008年5月把我押送出境，并在同年10月再次把我阻拦在境外，不让我为二姐奔丧。因此我要合法回去，必须再换个新护照。
凭这本新护照，我顺利拿到了签证。但我还不敢肯定能入得了关，两年前，我就是拿到了签证，却入不了境。我决定还是经香港走，如果万一在罗湖海关不让我入境，我还可以就地抗争一下。
5 月22日，我由罗湖入关，没有遇到麻烦。回到国内后，我相继在广东、湖南和湖北等地探亲访友。考虑到当局随时都有可能发现我入了境，不知何时我就会“被失踪”，因此每到一处，我都会找个标志性的建筑做为背景拍照，及时传给海外的朋友。有时，我手里还会拿着一份当天的报纸，作为出事前时间参照的证据。
按原定计划，我在5月31日乘火车来到上海，目的是到上海世博的联合国馆拍照，做为对进行麻雀护巢行动正在纽约联合国大楼前静坐示威的胡燕等世博难民的象征性声援。我计划在6月1日游览上海世博之后，6月2日白天做一些准备工作，晚上离开上海赴北京。6月3日早上到北京，将先接受采访，然后到天安门广场，为 “六四”死难者做些献花、洒酒的祭奠。最后，在6月4日上午，我将到国家信访局为胡燕、陈绪兴和杨海涵等强迁难民递交请愿书，之后去北京检察院递信举报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颠覆国家政权罪”，然后我还会做为《零八宪章》签署人向检察院“自首”，要求与系狱的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
我6月1日上午9-10点之间到达上海世博园区开始游览，并趁机拍摄多幅自己身着写有“麻雀行动公民行 Support the Victims of Shanghai World Exposition 声援世博难民”字样Ｔ恤的照片和录像。其中所有录像都是在联合国馆前拍摄的。为了取得较好效果，录像在两个不同位置反复拍摄了多次，其中还有些游客在我前后行走。下午两点左右，一切顺利。此后，我又继续在上海世博园区游荡，直到下午5点多才离开。6点多，我到火车站附近的市区，吃了一顿麦当劳快餐，买了一小瓶酒，为“六四”祭奠用。我找到次日可以兑换外币的银行，但没找到可以买打印机（准备打印请愿书、举报信和自首书）的商店。然后，我步行回旅店，其间多次走错路，但确信并没被跟踪。
回到旅店后，整理了一下行李，然后洗了个澡，上网寄送照片。此时旅店女老板突然急速敲门，神情紧张地跟我要护照，说 “你是怎么回事，怎么调查局的人来找你？”因为这么多天一直顺利，我心存侥幸，猜想：与其说是国安来找我，不如说更可能是警察来找他们旅店茬儿的。特别是听她口口声声地叨念着“我们不够级别，我们不够级别……”更使我加强了这个想法。因为，早些时候旅店女老板跟我说过，上海市规定只有超过三星级的旅店才能收住持外国护照的旅客，而他们只是三星级，所以她是破例收我住宿。我去过不少国家，还从来没有见过像靠打着“平等”和“民族尊严”旗号造反起家的中共这样，处处人为地把自己国民划得低外国人一等的，这真是岂有此理！
在把护照交给旅店女老板之后，我决定跟着下楼，看看情况，万一真有不妥，也可伺机溜走。下楼后，见到旅店门外斜停着一辆小巴，外面有几个叼着烟的大汉。女老板慌不迭地把我的护照递给其中一人，那人看看护照，再打开手机看看，摇头说“不是”。我心想，这帮人该不是冲我来的，也许是黑社会找谁寻仇的。拿回护照后，我心里觉得这地方还是不安全，于是赶紧回到房间，把白天拍的录像逐个剪辑、转换格式，发送出去。正发到一半，女老板又来敲门，说我的护照还要复印一下。我有些大意，开门把护照递出去，结果五六个大汉一拥而进，要我收拾起行李跟他们走，还说“放心，房间还给你留着，问过之后没事，你还可以回来继续住。”
几个大汉把我押上小巴最后一排座位，两个人一左一右把我夹在中间，其中一人还用胳膊紧紧地搂住我的脖子，生怕我反抗逃走。我问：“你们是什么人？把你们的证件给我看！”坐在车头的一人说：“你放心，我们不是黑社会。到了地方会给你看证件的。”同时，他们拿出一块布，蒙在我的头上。
蒙头布揭开了，车停在一座灰乎乎的楼前，大概是在什么大院内。几个人已经等在那里，一人还拿着摄像机对着我拍照。这班人拥着我进入一个套房的客厅，里面用椅子和茶几摆成审讯室的模样，摄像机也搬了进来继续拍摄。趁刚进来他们还没准备妥当，我要求上厕所。他们让我进去套房的厕所，但先搜走了我口袋里的手机。他们把厕所门大开着，有两个人盯着我上厕所，其中一人就在我两步之外。我抗议，要求他们出去，或者至少转过脸去，都被他们拒绝。真是岂有此理！
回到审讯室，主审的人翻着我的护照问：“你还有别的什么名字没有？”我按预先准备好的话回答说，这就是我现有的名字，我们在海外习惯的拼写与大陆不同，等等；并说我这次来上海，是为了参观世博，白天已经去看过了，明天就会离开。但他们很快就从行李里翻到我的文件，我随身带着改名证明，是为了到北京检察院要求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时用的。主审人点点头，“嗯，张小刚！”于是就随口问起杨建利和盛雪的情况来了。显然，他们确是有针对性地找到我的，不是偶然碰上的。
审讯的人从我的相机里查到我在世博穿着Ｔ恤的照片，问：“你这是在干嘛？你回来到底都有些什么目的？”我说：“我回来要做的所有事，都不违反任何法律。你们抓我到这儿来，却说不出我违反了什么法律，而且至今连个证件都没给我看，分明是你们自己违法了。在你们出示证件之前，我不再回答任何问题！”
“你先回答问题，完了之后我们自然会告诉你我们是谁”，审讯人说。“我不知道你们是谁。在给我看你们的证件之前，我不会再回答任何问题。”我坚持道。审讯的人还是重复地说，问完话自然会给我看证件。我也坚持不让步，于是双方陷入了僵局。
突然，主审的人使了个眼色，旁边一个家伙凶神恶煞地站起来，把我拉起来，然后把我坐的椅子推到房间的尽头。“站着，站在这儿！”他指着房间正中的空地说。 “少跟我来这套！”我心里一边想，嘴上一边说：“我累了！昨天在世博一整天，你们又是深更半夜把我抓到这儿，我要坐着！”同时走到房间尽头，重新坐回到那张椅子上。那家伙气势汹汹地再用力把我拉回到屋子中间。我又走到墙边，靠着墙。然后两个人上来把我拉回到中间。我就干脆坐到地上。这时，四五个大汉一拥而上，把我从地上架起来。于是我一边用力往下坐，一边大叫，“我要见澳洲领事！我要向领事报告，你们这是虐待！”这一叫还真管用，这几个人马上手就松了。嗨！中共专制集团，就是把中国人不当人，欺负中国人欺负惯了。可是这套做法拿到国际上却是见不得人的。
这几个人交头接耳一阵，之后，又拥着一个衣着明显与其他人不一样，感觉上光鲜不少的人进来，大概是他们的领导。领导也没说出什么道道，无非是说些“别耍赖”，重复一下主审人的话，然后又匆匆走了。过了一会儿，主审人又和另外一个人进来，介绍了一下说这人是另外一个部门的，然后就跟我讲条件，说如果给我证件看，我能不能承诺不向外界透露他们的姓名，包括跟领事也不说。我回答说：“我可以承诺这一点，除非以后你们再做出特别对不起我的事，我不会把你们的名字告诉任何人。”“那——‘特别对不起你的事’是指什么？”“比如说吧，你们刚才试图对我动粗的那个样子，就很对不起我！”“那你能不能把这个承诺书面写下来？”主审的人说。“这当然没什么不可以。”我当时确实很想记住他们的名字。主审的人拿来纸和笔，我写下了前面说的承诺，即除非讯问人今后做出特别对不起我的事，否则我不会向任何人透露讯问人证件上的姓名，云云。
于是，那个新来的人把他的证件给我看了，没什么悬念。我努力地把姓名和号码记在心里。但是这个人陪同讯问了约一个小时左右就离开了，再也没回来。而其他的人，也就是说，把我抓到这里的那些人，自始至终也没有把证件给我看过。也好，这是他们留给我的一个把柄——我将来可以就这个非法拘留审问事件，要求澳洲政府与中国当局交涉。
因证件问题引起僵局而中断了足有一两个小时的审问重新开始了。我估计杨建利和盛雪他们这时已经察觉我出了事，不久也就会把我此行的目的对外公布，于是我不再兜圈子，明白说出了我此行的四个目的：1.突破封锁、实现回国探亲；2.声援世博难民等国内维权民众；3.赴京举报胡锦涛；4.要求与刘晓波共同承担《零八宪章》的责任。
在讯问的过程中，讯问人和我不断地在一些涉及民主、人权基本概念的问题上进行争执。例如，主审的人说，我这些目的是 “中国政府所不允许的”，我就强调我此行的所有四个目的，包括后面三个目的，没有任何一个违反任何法律，都属于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
主审的人说：“中国政府给你签证是让你探亲的，没让你在世博照这些相”。我就回答说：“这个签证没有限制我不可以参观世博，也没有限制我在世博照相的时候不能穿这样的Ｔ恤。而且，澳洲政府发签证给中国留学生，是让他们到澳洲上学读书的，中国领事馆不是也组织他们在澳洲上街示威游行，抗议‘西方媒体丑化北京奥运’吗？澳洲政府允许并且保护他们的示威，因为这是表达言论的权利。连我当时都写文章祝贺这些留学生，说他们有了机会学习、实践民主自由，证明了中国人也能享受民主自由。并希望他们把学到的这些带回中国去。”
主审的人似乎有些恼火，用威胁的口气问道：“你有没有想过，你做这些事情，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我明白他的恐吓用意，却偏偏说：“最坏的结果是进不来。我的第一目标是突破封锁、实现回国探亲，所以只要进来了，就是最大的成功，其他的事能多做一件算一件。”旁边那个给我看过证件的人接口说：“啊，多做一件多赚一件。”我笑着说：“对了！”他们又问：“外边的人，会不会知道你现在的情况？”我说我已经安排妥当，有一些约定，他们现在肯定已经知道了。“那他们会不会做新闻炒作？”他们又问。“过了约定的缓冲期，肯定会报道出去了。”“那你能不能想个办法，什么办法都行，让他们在报道的时候，不要提上海。”他们这个要求倒是挺有趣。“除非你们现在赶快把我送到北京，那就是在北京出的事。否则，是在上海出的事，怎么可能不提上海？我没有任何办法，也不可能这么做！”“哈，关键还是你不想帮忙嘛！”
整个审问过程一直持续到２号的晚上。中间他们换班看着我，至少有两个人，一个在我前面，一个在我背后。上厕所也是两眼不离地近距离盯着。尽管套间的睡房里有两张铺得整齐干净的床，他们没有让我躺一下。中间给我吃过一次面条和一次盒饭。
到了晚上，他们拿来我的电脑（他们已经设法侵入进去）和相机，当着我的面，把他们不喜欢的照片和录像全部删掉，然后说，不能让我留在国内，要马上送我出境，接着拿出从我行李中翻出的5000元澳币，说他们查过了，今晚已没有经济舱的座位，要给我买商务舱的票。我抗议说，我还有从香港回澳洲的返程票。他们回答说：“我们也不能让你到香港，不然你会忍不住在那儿做些事。我们必须让你今晚就离开中国。”
他们把行李和手机还给我，手机电池已经被放光了电，还不允许我充电，并且一再地说：“回到澳洲之前，请不要试图打电话”。于是再次把我押上小巴后座，车外仍有人在录像，也再次用布蒙住我的头，直到车上了高速才拿开。这时，我发现还有一辆小车在旁边跟着，车里伸出一个录像机镜头，在全程拍摄。
到了机场，走的全是特别通道。我数了数，包括拿摄影机的，一共是十名大汉押送我，好像怕我武功了不得似的。虽然是特别通道，机场里还是有一名小姐出来，阻止拍照。这时，押送我的人中的一个，对那名机场小姐说了声“国安”。小姐拿起对讲机大声地说“他们说他们是国安的。”这是这伙人第一次当着我的面明确透露他们的身份。
浦东机场很大，很豪华。但不知为什么，我们登机要走到室外，乘车到飞机底下，然后由舷梯登机。几个国安一直陪着我上飞机，摄像机也一直对着我拍摄，直到飞机开始滑动，仍在拍摄。
我这个小小的抗议活动，如果是发生在澳洲，恐怕不会引起任何涟漪，却让中国当局兴师动众，如临大敌。他们最怕的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表达，民脂民膏都被浪费去用于阻塞民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