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残生----一个黑四类分子的离奇遭遇(二十四)

作者:吕维 发表:2010-07-03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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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一百二十五

这真是个思想急遽变化的年代,有的人对政策把握得准,看到邓小平重新执政后的新思路,对过去一些受害者充满了同情,敢于大刀阔斧地落实政策,同时也有一些 人,顽固地坚持暴政时期的守旧思想,明里不敢说,暗中却在抵制,他们认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是走向了修正主义……然而,不管怎样,更坚定了我要出狱 的信心。尽管没有一家机构给过我有利的答复,总是相信,自由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前案的平反,曾使我痛苦了很长时间,现在正在慢慢平复,毕竟它对后案是有利 的。

月底的一天下午,正在做生产月报,汇总一个月的基本情况,同时还要写个生产报告。只觉得有人坐在了我的对面,边写边问:“有事吗”?眼睛却继续盯着纸张, 我以为又是写申诉的人,来向我要复写纸。对方却没有回应,这才放下笔,抬头一看,竟是雷小厚,吃了一惊,忙问道:“小厚,怎么会是你啊,”说着便站起身 来,“你不是回去了吗,怎么,还有什么手续没办完”?“没有,我是来申请留厂的”!“留厂,当二老改”?“是的,这是我唯一的选择”。接着,他向我介绍了 回到县里四处找工作,没有一个单位肯接收的情况,现行的用人制度和人们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戒心,他只好回来申请留厂,使学过的东西能够派上用场。报纸上经常 讲,当前处于人才的青黄不接期,一个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却找不到出路。我们彼此感叹了一番。接着问他:“伯父伯母还好吗,二老的身体怎么 样”?他摇了摇头,眼里噙满泪花,声音低沉地说:“母亲前年就去世了,一直瞒着我,父亲已快八十,回去那天,他拄着拐杖站在门外,竟然认不得我,我喊了一 声‘爸’,他一动不动,愣愣地看着我……”,说到这里,早已泣不成声,我也陪着他不住地掉泪。

雷小厚是在上大学期间结婚的,妻子是高中时的同学,入狱前生 了一个女儿。妻子在农村当民办教师,十几年来,边教书边种地,一方面养活着公公婆婆,另一方面还几次利用假期,由河南来山西为丈夫的案子奔波,说来也是一 位贤惠忠厚的女子。我虽未见过,却常常叮嘱雷小厚,将来回去后,一定要加倍补偿妻子,十几年来,她为丈夫一家付出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现在,雷小厚要来留 厂,看来,他们仍然要两地分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总得为生计作出必要的牺牲啊!

很快,雷小厚被安排在工务组,继续搞设计工作,身份发生了变化,按监狱方面的规定,留厂人员要和在押人员有明确界限,可事实上很难办得到,每有闲空,我俩仍在一起长时间地交谈。一起受难许多年,尤其是狱中结下的友谊,岂能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一百二十六

临近年底的一天下午,我正在给初中班上课,突然有人敲了几下窗户,原来是一中队的齐昌,他是大同人,也是判的“现行反革命集团”罪,那一案,听说是雁北地 区的第一大案,当时就处决了九个人,齐昌判得是死缓,和我一样,属于虎口余生。他告诉我,已经获得平反,马上就要走了,他还不忘安慰我:“愿你也早日获得 平反,外面见”!齐昌一走,学员们一起拥向讲台,询问齐昌的情况,课也无法继续讲下去,幸亏那时离下课也就几分钟了,大家都为我鼓气:“你也快啦”!我感 激地望着同伴们,不知谁说了一句:“但愿你给我们讲得也是最后一课”!“最后一课”,我猛地一惊,因为这天讲得正是法国作家都德写得《最后一课》。第二 天,大队真的通知我,暂时停课,因为年底工作很忙,许多盘点工作必须尽快安排,而且还要汇总。谁想,这一停课,真的成了我给他们上得最后一课,过年后,不 知什么原因,久久未能开课,直到我离开这里。

前面说过,工务组除了调度员、统计员、发料员和会计外,另外一半属于工艺方面的人员,负责全大队的技术指导和监督工作,雷小厚管设计,由模型组新调来的范 摩西,接替了马锦章,专管模具方面的事情,张进忠仍在车间里巡视,还有一个三十三四岁的人,名叫王祯,新近由二中队调来,专门负责泥芯方面的事务,因为他 原是二中队的一个组长。刚入监时,我们并不认识,后来慢慢才知道他和我竟是同案。原来,王祯一家系偏关县人氏,地主成分,土改时逃到了绥远省的归绥,即后 来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文化大革命”时,王祯刚刚高中毕业,失去了升学的机会,那时刮起了一股清理城市阶级队伍之风,他随父母被撵回原籍。一切都是从头 开始,生活十分困难,王祯便常常回到呼和浩特,找往日一些同学,企图找到一份工作,哪怕是临时工也好。就在他徘徊于呼和浩特的街头之时,一个偶然的机会, 认识了陶继舜,二人相约贩卖马匹,那时称为投机倒把。有一年春节过去不久,陶继舜主动到偏关县找王祯,准备搭伴前去内蒙,在王祯家住了一宿。

案发后,王祯 作为陶继舜的重要成员被判死缓二年,其父竟成了窝藏犯,判了无期徒刑,其母无奈,还有两个幼小的孩子,只好改嫁到平鲁县一个光棍人家里。三年前,王祯的母 亲前来看他,见面时,整整哭了一个下午,未能说上一句话。临近下班时,管教干部看着实在可怜,嘱咐王母,先出去住下,等心情平静后,次日上午再行接见。第 二天,母子总算说了几句话,然而总是不断地哭泣。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王祯很少说话,整日愁眉不展。十几年来,我的母亲几次来信说,想来看我,都被我 严词拒绝,就是怕见了面更加痛苦。看来,我是做对了。我和王祯,为避嫌疑,平日里很少一起交谈,加之我比他大七八岁,彼此的关系,远不像我和雷小厚那么亲 密无间,无话不说。

转眼间,到了一九八二年,三月末的一天,又是刚刚做完日报表,正准备起身给各部门去送,王祯走了进来,紧紧握着我的手,深情地对我说:“我要走了,大约你 也快啦,最多也就三两天吧”。“是不是彻底平反”?“还不太清楚,大队只通知我收拾东西,马上走人”。我拿起报表,和他一起走下楼去。下午,雷小厚进来告 诉我,中午他和王祯一起在街上吃饭,看了判决书,全案彻底平反。至此,我的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第二天上午,丁大队长领着一个刚入监不久的中年人来到 工务组,要我向他交接统计工作,同时要求把零件生产调度和模型库房的管理工作交给侯来小,看来,我也真的要走了。

早在年前,省高级人民法院来过两个人,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带着一名二十几岁的青年男子,共同提审了我,由此得知,我的案子已经调往省高级法院,毫无疑 问,县里的阻力太大了。他们整整问了一个下午,结束时,要我把笔录带回号房,仔细核对,检查有无记错的地方,如果记录与实际有不符处,当即改正,并摁上手 印,次日上午交出。这与我判刑时有着很大的不同,那时,谁知人家记了些什么,只让摁手印,不让看所记的内容。时代变了,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规。事后得知,那 位中年妇女,是省高法刑二厅的负责人,专门负责核查旧案。

王祯走后,我急切地盼望着通知的来临,几天过后却没有一点动静,急忙写了一封信給大妹,让她赶快到省高法询问一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同一案子,总不能平 反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不管了吧。看来,我们县的阻力确实相当大。一直到四月中旬,监狱方面才接到朔县法院的通知,我得以平反获释。临出来时,雷小厚帮我扛 着那个小木箱,里面装的全是书籍和杂志,出到外面的办公楼前,放下携带物品,他回过头来,指着适才出来时的两扇大铁门,声音异常低沉地对我说:“记住,它 是埋葬我们青春的坟墓”!是啊,我们的大好年华,在这里度过了十几个春秋,昔日的青丝如今开始花白。平反,虽说是一件大好事,是人生旅程中又一次大的转 折,然而却怎么也没有那种大喜过望的感觉。每每想到过去的种种遭遇,总有一种酸楚的滋味梗在心头。从管制到住监狱,前后十七年的岁月,卑躬屈节地活在“无 产阶级专政”的强力压制下,逆来顺受,任人摆布。所以能苟活到现在,回想起来,很大程度是因着我那可怜的母亲,要不是怕她更加伤心,更加绝望,或许,我也 像许多不堪折磨的血性男儿一样,早已主动离开这个苦难的世间了。

第十二章 归来

一百二十七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六日下午,我和同案王子义一起,乘火车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故乡。列车快到朔县车站前,从车窗里望着恢河西岸的几个村落,姥爷院里有一棵老 榆,是远近十几里内最高大的树木。那年离去时,也是从车窗里这样向西怅惘着,对于是否能活着回来,心里根本没有底。朦胧的意识里,觉得灾星陨落后有重回故 乡的可能,但繁重的劳役和思想上的苦闷,能否活得下来,还是个未知数呢。现在,终于回来了,使劲张大眼睛,却再也望不见那棵冠盖如绿云的大树了。是枯死 了,还是砍倒卖了?不得而知。四年前,先是姥爷,接着又是姥娘,他们在同一年里先后去世,只相隔几个月。难道,陪伴二老一生的那棵大树也随他们走了?……

就在我做着种种猜想之时,列车进站了。还是十几年前的老样子,几乎没有一丝变化。走出站外,早有两个年轻人迎了上来,那是王子义的两个弟弟,推着两辆自行 车来接我们。取出行李后,两个年轻人把我俩的物品绑在后架上,四人一起向城里走去。即将落山的太阳迎面发出刺眼的光芒,城里的街道上还是当年离去时的那个 样子,很少有新的建筑物。十几年来,城市也像穷困的乡下人一样从未换过新装,这里修修,那里补补,最后成为鹑衣百结的样子。路面上满是尘土,幸好是个没有 风的日子。一路上,一面打量着街道,一面不断地回答着王家兄弟的问话,渐渐走近了大妹的家。这时,恰好碰上妹夫李清秀担水,他一眼认出我来,劈口问道: “下了站去了哪里,我咋没有看见你们”?原来,他也到车站接我去了,可能是迟去几分钟吧,那时我和王子义都在托运室取行李,因为我们所带的东西超过了火车 规定的重量,办了托运,王子义的两个弟弟在门外等着,他们互相并不认识,因此错过。李清秀把我们一行领进门,放下行李,一齐坐了下来。这时,他吆喊院里一 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小峰,快找你妈去,你大舅回来了”。同时把身旁一个八九岁的女孩介绍给我,女孩一点也不怯生,声音宏亮地叫了一声“大舅”,我拉过她 的手,抱起她,和她挨挨脸,她不住地笑着,看得出来,思想上早有准备,知道这位从来未见过面的大舅要回来了。

大妹回来后,一进门便哭了起来,待她平静下来后,外甥把他二姨也叫过来了,她是去年出嫁到城里的。看到二妹,几乎不认识,走时她才十二岁,如今已成了二十几岁的少妇,变化自然很大。

坐了一阵,王家兄弟要走,妹妹和妹夫执意要他们吃过饭后再走,于是两人忙着烧火做饭。我和王子义原先并不熟,他是陶福成那村的人,判刑后一起被解押,路上 渐渐熟了。到了监狱,他在二大队机加工车间开车床,我在一大队翻砂,每天上工后各自忙着,几年时间很少见面,更无机会交谈。后来这几年,我在工务组干统计 和会计的工作,和他们队有着业务方面的往来,加之最后两年,他在六中队也当了会计,我们才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

晚饭后,王家兄弟急着要走,谁也不再挽留,家里父母一定在焦急地等着呢。他们趁着月色,匆匆走了。

入夜,妹夫在外屋临时搭起一个床铺,十点以后,他便睡去。我和大妹、二妹以及三个孩子挤在里屋的炕上,先是孩子们不住地问我监狱里的生活情况,看得出他们 都很好奇,甚至连快满一岁的二女儿也爬过来,坐到我的身上,不时笑着看我,妹妹的三个孩子,都是第一次见面,外甥小峰是我被捕那年不久出生的,算来整整十 二周岁了。大妹一家,住着两间东房,是李清秀的爷爷留下的遗产。李清秀从农村插队回来,在火车站干了几年装卸工,后来终于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在县城酒厂 上班。大妹和孩子们还都是农业户。这几年,市场管理得有所松动,她便贩卖衣服,仍是半明半暗,不能正式摆个摊子,只好东一枪西一炮地和工商局的稽查员满街 周旋。人们的思想不可能很快扭转过来,依然把这些人视为投机倒把分子。

夜深了,孩子们都已入睡,从外屋传来妹夫的鼾声,格外响亮,我和两个妹妹却没有丝毫的睡意。这是一个宁静的春夜,房间里始终亮着灯光,大妹说一阵哭一阵, 讲述着当年我被判刑时的种种情景。她说,头一天母亲就来到她家,饭不吃,水不喝,只是哭个不停,有时一个人站到街上,怔怔地呆在那里,谁也叫不回来,妹夫 怕老人家出事,几次求助于儿时的好友,同院里一个姓郭的人,此人参与过对我的审问,当时正在军管组工作。在妹夫的再三央求下,他很不情愿地透露了一点消 息,可能死不了。妹妹又及时劝告母亲,她方才安静下来,那一夜,也像现在这样,母亲和大妹一直未曾合眼。死不了,这消息究竟可靠吗?她们仍然将信将疑,是 人家为了安慰老人故意这么说,还是真的就是这样,谁也难以断定。直到第二天宣判完毕,我被拉回法院,母亲远远看着,还在不住地痛哭。那时,我被两个士兵摁 着头,匆匆走进院里,并未发现她,只在下车时看见了二弟,也只是瞅了一眼罢了,脖子里、嘴里都被绳子紧紧地勒着,发不出声音来。妹妹和二弟把母亲连架带 拖,好不容易弄回家里,她早已疲惫到了极点,只喝了几口水便昏昏睡去……

听着大妹的哭诉,除了陪她掉泪,还能说什么呢?我给母亲带来的痛苦,今生今世怕也难以弥补。自父亲去世后,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曾经有人劝她再 嫁,她怕孩子们跟上受气,硬是坚持着,在我们那个“四类分子”的家庭中,受尽了人世的折磨,我的被判,无疑对她是沉重的一击。在我走后,她终于承受不住各 方面的压力,嫁到一户贫下中农的家里,摆脱了那种人为的压迫。可我知道,她心里一定很难过,她是属于守旧思想的人,深心里会觉得对不起死去的丈夫。再说, 嫁出去即使暂时摆脱了村干部的欺负,她能舒心吗?只要我一天不回来,她就一天不会安下心来,我是硬从她心头上割去的一块肉啊!

这一夜,我们兄妹之间,真不知有多少要说的话,十二年的生离死别,十二年的漫漫长夜,十二年的彼此想念,十二年的流不尽的泪水,要想一夜倾诉完毕,那是不 可能的。快天亮时,二妹又对我讲起母亲改嫁后第一次过年的情景,继父从林场回来了,大家像往年一样,贴上对联,院子里用大块炭垒了一个旺火。半夜时分,继 父和二弟、三弟在院里燃起旺火,轮流搧着,母亲在炕上早已哭得一塌糊涂,两手抖动着到处乱抓,二妹明白,她一定是想起了从前我和弟弟们搧旺火的情景,心里 涌上一股酸楚,可又不能发作出来,只能强忍着,因为这是春节,是传统的合家团聚的日子,如果哭出声来,继父那方面,还有人家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肯定会认为 不吉利,即使嘴上不说,心里一定会不高兴。母亲一向是非常自觉的人,处人办事从不想给别人留下话柄。后来,二妹发现炕角里到处是血,方才意识到是母亲手上 流出来的,她为了控制自己的感情,两手狠劲在席子上乱抓,以致把手指抓破都不知道,二妹急忙为她包扎好。等到继父回到屋里,问她怎么了,她只轻声说不小心 划破的,此后渐渐恢复了常态,但却很少说话。二妹说,那个年过得实在很沉闷,大家都不开心,一点喜庆的味道也没有,继父似乎也理解她的难处,并未说什么责 怪的话。

听了二妹的叙述,我早已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土改时,爷爷、父亲、二叔都远走口外,奶奶和母亲领着我和三叔四处乞讨,后来奶奶和三叔也走了,我们母子相依 为命,受尽了人世间的苦难。再后来,父亲回来了,我们才过上安宁的日子,但好景不长,几年后他又重病缠身,不久就去世了。母亲硬是独立支撑着这个破碎的 家,我回来后,她才有了依靠。谁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又一次遭难,因着我,她的精神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煎熬。亲戚们都说,跟上这个土地主的家庭,最倒 霉最受罪的就是母亲和我,这话可真一点也不假!

一百二十八

回来后的第二天,马上给二叔寄了一封信,向内蒙方面的亲人通报我已平反,接着准备到村里去探望母亲。大妹却说,这两天二弟雇了几个工人正在券窑,弟妹快要 生孩子了,母亲忙着给工人们做饭,可以晚通知她几天。我想也是,以免影响母亲的心情。就在给二叔寄信回来的路上,与三妗不期而遇,她是进城来买东西的。三 妗没有多少变化,只比先前老了一些,远远就认出了我,显得十分高兴,走到面前时,紧紧抓住我的手说:“你妈总算把你盼回来了”说起母亲,她眼里流出了泪 水,不住地用衣襟擦着,三妗和母亲的关系,一直像亲姊妹一样。她问我住在哪里,我告诉她暂时住在大妹家。下午,三妗的两个女儿也来看我。当年离开时,两个 表妹尚未出嫁,如今都已成家,有了孩子,她们都住在城里。傍晚时分,三舅从神头镇赶回来看我,“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因为参与赌博被抓,随即牵连到他的 历史,在阎锡山的部队里当过四年兵,遭到学校的开除。近几年落实政策,认为当时处理过重,又重新返回学校当了管理员,那时参与赌博的人很多,只开除了他。 他所在的学校也由神头高中升格为雁北师专。听说,三弟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现在在一所煤矿子弟学校当教师。三舅永远是个乐观的人,天大的事从不放在心上, 进门后,满面笑容地看了我一眼,脱口而出:“你回来了”?“回来了”,我答道,随即问他:“你咋知道得这样快”?“你三妗给我捎话了,我马上就骑车赶了回 来”。

此后,我们彼此询问了对方的一些情况,后来竟说到当年判我时的情景,他说:“你那时真危险啊,后来听你四舅说,当时先交群众讨论,初步确定杀六个, 后来核心小组定了四个,其中有你,报到了省里,那时,杀人权已经下放到省里,只要一批,马上就可执行。恰在这个骨节眼儿上,中央又下了‘三个照发’,据说 是先前下的‘三个照办’杀人过多,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三个照发’我也不知道具体写了些啥,反正是可杀不可杀的就不杀了,你的命就是这样被留了下 来”。说到这里,他略一停顿,喝了口水,接着又继续说下去:“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判决前,你姥娘整天哭哭啼啼,她让我到附近的曹沙会村给你预定了一 口棺材,我已付了定金。判你那天,你姥娘从一大早就坐在树下嚎哭,一直把嗓子都嚎哑了,谁也劝不住,直到中午,参加大会的民兵和看热闹的人们回来后,知道 你判了死缓,她才停住了哭。唉,那一阵,全家人差点被吓死,如今你总算回来了,命大啊,真是天大的运气,以后好好活着吧,常言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说完后他就走了。三舅就是这么一个人,无论去到谁家,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好像老是那么忙似的。

次日上午,按照原先的约定,王子义带着陶福成的母亲来到大妹家,老人家身体不大好,时时在喘气,她出生在我们村刘家,论辈分,我叫她姑姑,谈话中得知陶福 成死后,他父亲当年秋天便去世了,老人家失去了依靠,改嫁了同村一个转业军人,虽说摆脱了过去的地主成分家庭,可十几年来却在暗中饮泣,没有过过一天舒心 的日子。交谈片刻后,我们一起到了县城的十字街口,与陶继舜的家属会齐。原来,昨日王子义已打发一个弟弟去通知了他们。陶继舜的妻子,在丈夫死后不久也改 嫁出去,那时她带着四个孩子,女儿十七岁,其他三个男孩都未成年,她嫁了一位双目失明的残废军人。当王子义把她介绍给我时,只见她满眼泪水,看到陶福成的 母亲,昔日的婶婆,自是一番伤心,她同时紧紧抓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开,仿佛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尽管我们从未见过面。我理解,从前我们都是一根绳子上拴着 的蚂蚱,因为家庭成分,受尽了折磨,我也更深地理解了什么是同病相怜。我问起她的境况,未待她答话,旁边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首先发话:“现在还不错, 我们都长大了,每个人都能干活,土地分开后,比以前强多了。自从我妈带我们出来后,基本没有受罪,继父是一个很厚道的人,他不能下地劳动,由公家养活 着”。接着又把身旁的一个少妇介绍给我:“这是我姐姐,她已经有了孩子,日子过得也不错”。他姐姐向我笑了笑,点点头。听了他们的介绍,得知大家都过上了 正常人的日子,再也不必忍气吞声,我也感到欣慰,对于我们这些曾经被打入另类的人,还敢有其它奢望吗?

一行人来到法院,要求尽快解决善后处理问题。接见我们的是一位高个子的副院长,答应尽快上报,要我们耐心等待一段时间。既然已经答应,再也无须多说,出来 后,我做了如下安排:“今天是头一次找法院,大家都来见个面,今后,大嫂和姑姑就不要进来了,由我和王子义、朱贵全、陶昭(陶继舜的儿子)四人代表大家交 涉”。
一百二十九
从法院回来后,还是打算先去看看母亲。本来,回来后的第一件事情,应该先去看望他老人家,大妹说二弟正在券窑,母亲每天忙着做饭,家小人多,很不方便,要 我迟去两天。可我实在等不及了,商量的结果,大妹让我次日去,,她说离城三十里,步走需要整整半天,二妹夫忙着种地,让他明天抽时间用自行车去送,我只好 同意。

下午,二妹邀我到她家看看,我去了。她住着一间很逼仄的房子,还是租的。据说,这个大院从前作过鞋厂,房间不少,如今成了民居,住着十几户人家。二妹夫一 家是老城的居民,几代都是农民,以种地为生,并没有其它收入。因此,家里除了吃饭用具外,几乎没有任何摆设。这天,二妹夫去神头镇要办一件事情,听说晚上 才能回来。我躺在二妹的炕上,听她向我讲述和梁月德结婚的前前后后,并穿插说了二弟的婚姻状况,对于自己走后这十几年的情况,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我们就 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大约四点过后不久,大妹突然领着母亲走了进来,我急忙爬起,叫了一声“妈”,她已坐到我旁边,抱住我就是哭,大妹哭、二妹哭,我 也哭,大家哭作一团,一时谁也说不出话来。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母亲才慢慢止住哭声,她哽咽着说:“妈要是知道你还有回来的一天,再苦,我也不嫁出去,好 让你回来有个落脚的地方……”我急忙打断她的话:“妈,你可不要这么说,你现在的家,还和咱们过去的家一样,永远是我落脚的地方。我知道,你那时很难,很 难,要不是万般无奈,也不会走的,你是为了弟弟妹妹他们好,你走得完全对”。尽管我这样说,她好像还是不能释然于怀,她说:“常言说,好马不被二鞍,好女 不嫁二夫,我真的是对不起你死去的爹”。说着又哭了起来。看得出,这些年来,她虽然摆脱了那个倒霉的家庭,心灵深处并没有多少快乐,旧时代赋予她的传统观 念,依旧牢牢束缚着她的灵魂,使她愧疚不已。我安慰着她,对她说:“都啥时代了,妈,你怎么还说这些话,人总不能为死去的人,没完没了地去受苦,要是我爹 地下果真有知,他一定不会怪怨你,他也同样为孩子们着想。妈,你走得很对,要不,还会受许多罪哩”。接着我把陶福成母亲改嫁一个转业军人,和陶继舜女人跟 随一个双目失明的残废军人的事情告诉她,大家都是一样的道理,要生存,只有摆脱那样的家庭。她表示知道这些事情,还告诉我,几年前,她听说王子义的母亲前 去探监,还特意到王家了解情况,并探望了陶福成的母亲,她那时很想去看我,只是不知为什么我在信中一次又一次地阻止她去,才没有成行。也许,那时我的一些 想法太残酷了,觉得见面还不如不见好,那种情况下的见面,会给双方造成长时间的痛苦。当然啦,不见面并不等于没有痛苦,儿走千里母担忧啊!

在大家的共同安慰下,母亲终于平静下来,但她还在紧紧握着我的手,仿佛怕我跑了似的。我告诉她,本打算明天出村,结果她已先进来了。原来,她是昨天傍晚听 人说我回来了,今天给工人们做过中午饭,让二弟安排他们晚上回自家吃饭,她搭乘供销社的马车匆匆赶了进来,明天一早还得赶回去。

晚上,我们依旧住在大妹家里,母亲已从痛苦中走出来。毕竟儿子活着回来了,活生生的一个人站在面前,她怎能不高兴呢?一个晚上,她不知说了几遍:“真没想到,半路上又捡回一个儿子”!此后,每次回到村里看她时,还常常听到她对邻人们说着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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