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
“我”的本义并不是第一人称代词。在甲骨文中，“我”是一个象形字，象一种锯齿形的锋利兵器，后来才假借为第一人称代词。因此古人极少用“我”来指称自己，而是用另一个字“吾”。
“我”既为兵器，则是一种危险的称谓。假借为第一人称代词之后，许慎《说文》云：“我，施身自谓也。”自己称自己为“我”，但此时的“施身自谓”已经被添加了许多自身之外的价值，比如着名的“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修身的最终目的被归结于国和天下的“治平”，仿佛这具温热真切的身体早已被提前预定，用来服务于更长远更宏伟的目标。
“我”就这样被劫持，从危险的兵器，到不能自理、派生的附加价值，“我”的主体性情态从来没有彰显过，集体主义、家国一体的宏大叙事遂在这块土地上大行其是，派生之物反而僭居了原生之身。
2、“被称为罪犯”。
“我”的主体性既然匮乏，那幺从“我”出发，天赋而来的个体权利即无落脚之处，长期被漠视的结果，则成就了旷古未有的盛世奇观——“被时代”。从生到死，从吃到喝，从学业到就业，从安居到拆迁，无一不是“被××”的命运，在这一切之上，是最根本的“被代表”，正常的一部分权利让渡不能满足强权独裁的饕餮胃口，他们抓取所有权利的手段就是暴力革命，摧毁既有的一切价值，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倪玉兰律师自谓“被称为罪犯”就是这一景象的真实写照。强权之下，每个“我”都是被动的，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敌人。
3、“我是倪玉兰”。
在“被称为罪犯”的情势下，倪玉兰律师遭遇了强权之手的疯狂迫压，不仅被打残了左腿，还无家可归，露宿街头。即使如此，第二次出狱的时候，她带出了未被检查出来的写在卫生巾上的《认罪悔罪书》，第一句话是：“我是被称为罪犯的倪玉兰。”
“我是倪玉兰”，这是坚守“我”之称谓，亦即坚守“我”之权利的巨大的在场宣言；可以摧折但绝不容摧毁的个体，亲历并见证着一切非人的迫压，并在此上升华出令人动容的精神力量：“在讲述到最痛苦的经历时，她的表情也没什幺变化，好像在叙述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情。”拍摄倪玉兰纪录片《应急避难场所》的导演何杨说：“很多恐惧其实是多余的，真正让我放下心来的正是倪玉兰的平静，如果她一天到晚害怕，我想我也会害怕的。”
“我是被称为罪犯的倪玉兰”，这句话从而成为时代之语，像一面光洁的镜子，映照出时代的荒谬，极权的无耻，和“我”之个体的骄傲在场。是的，“我”只能也必须活在这个荒谬的现场，但仍然可以像倪玉兰律师一样，无助无力又平静无比地喊出这句时代之语：“我是被称为罪犯的倪玉兰。”只需将“倪玉兰”的名字换成我们自己的名字。
亲历者和见证者，这是只能也必须选择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