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957年反右就是大跃进，大跃进的直接结果就是造成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三千万人的惨剧。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厘清的就是到底有没有三年自然灾害和到底死了多少人的问题，这都需要重新判定。
三年自然灾害死亡了三千万人是通常的说法，但到底死亡了多少人始终是个谜。由于没有确切的数据，国内外对此也是议论纷纷，加上当局对此讳莫如深，看来完全弄清楚已经是不可能了。国内老百姓对此都是感性认识，只知道各地都死了人，有的地方对如四川、安徽信阳等是重灾区，而如江南地区相对又比较好，但在全国大面积的非正常死亡的事件也是罕见。只可惜当时并没有认真去统计死亡人数，现在想统计也做不到了。
国内也已经有学者对死亡人数做出了推测，如金辉在1993年上海《社会》杂志四五合期上登载了长文《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明确提出大概非正常死亡了4060万人。而当局对此没有发表意见，或许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外国学者也对这个问题做过研究，其数字也在两千万到四千万间，民间说法三千万应该是有事实根据的。
从金辉的推测来看，他是以198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的人口增长统计出发，从1949年到1965年的人口变化做这个研究的。尽管这个统计数字里面是矛盾百出，但其数字里却隐藏了很多真相，经过破译得出的结论。从统计来看，1960年总人口净减1000万，1961年又净减348万，两年累计1348万。也就是说，在三年灾难时期，仅1960 —1961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最低也在1348万以上。但事实上在1959年前，中国人口一直是增长的，在出生率较高的情况下，只有非正常死亡相当严重，才会导致总人口的负增长。用一个公式来说，就是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增减值＝非正常死亡值，取1960年和1961年的平均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1960年出生了1381万人（66 207万×0.02086），1961年出生了1187万人（65 859万×0.01802），两年中共出生了2568万人。1960年正常死亡数为699万（66 207×0.01057），1961年为696万（65 859×0.01057），两年累计为1395万。套用公式，2568万（出生人口）－1395万（正常死亡数）＋1348万（净减总人口）＝2521万（非正常死亡） 可见，1960 —1961年两年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达2521万。加上1959年，我们姑且相信公布的死亡率14.59，其与前述平均死亡率之差为4.02，即使这样，1959年的非正常死亡数亦达270万（67 207×0.00402）。也就是说，1959 —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肯定不低于2791万（2521万＋270万）。
从各地受灾严重的地区统计来看，根据《中国人口年鉴•1985》，四川省的总人口在1958 —1961年间连续4年负增长，净减人口达6 218 349人，相当于该省1960年人口的93.94‰。而从1950年到1957年，四川人口每年平均增加168万人。（据60年代末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将军的一位秘书回忆，文化大革命中，张先生的一位老战友问:你们四川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到底多少人?张先生伸手做了一个“八”字的手势。“8万？”张先生摇摇头。“80万？”张先生又摇摇头。“?……”对方骇然了。张国华先生低声道:“800万。”）
安徽省 1959 —1961年间总人口净减439万人，相当于该省1960年人口的144.27‰，而在1951 —1957年间，安徽人口每年平均增加65万以上。（据安徽阜阳地委宣传部长介绍，原有800万人口的阜阳地区在三年灾难中竟饿死200余万人。当年整顿时安徽向刘少奇汇报阜阳地区饿死150万人；而文化大革命中揭发的数字是饿死了240万人。）
河南省1960—1961年总人口净减 2,385,073人，相当于1960年人口的48.63‰，而1954 —1959年，河南年均增长106万人。山东省1959 —1960年总人口净减234万人，相当于1960年人口的45.10‰，该省1950 —1958年间年均增加98万人。 湖南省1960 —1961年总人口净减183.97万人，相当于1960年人口的50.39‰，该省1954 —1959年间平均增长65万人。 广西1960 —1961年总人口净减约100万，而1952 —1958年间年均增加42万人。在1958 —1962年期间，总人口出现年度负增长的省区还有：甘肃、贵州、青海、江苏、湖北、宁夏、云南、河北和辽宁。从公布数字统计，这15个省区的净减人口之和超过了2100万。
也就是说，仅1960 —1961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最低也在1348万以上。而金辉通过对比三年自然灾害前三年和后三年的人口总数，通过排除误差得出1961年有可能抹掉了人口1270万，三者相加，2521万＋270万+1270=4061万。（以上数据和推论主要来自金辉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上海《社会》杂志四五合期）由于研究依据的这个官方统计数据本身就是已经做过手脚，这个4061万的数字未必是完全符合事实，也许真实的数字会多一点，也许会少一点，但绝对不会少于3000万。
没有真实的数据，很多以此来否认三年自然灾害死亡人数的荒唐可笑甚至是毫无人性的。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是什么导致了这个世纪最惨痛的悲剧？我们现在的官方说法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但事实上是这样吗？老天爷或许要大声喊冤了。根据80年代初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表，这三年的受灾面积的确比其他年份高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造成了粮食产量的急剧下降，这才是最要命的。但对比气象界和减灾界公认的三个大灾年，即长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国大旱的1965年和1972年来看，其间大规模的最严重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三年里一项也没有，基本算是正常年份。相反，真正1954年、1965年和1972年的粮食产量却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尽管我们笼统的说三年自然灾害是旱灾水灾，但气象资料却拿不出证据。资料记载恰恰相反，这三年中国大地上旱涝态势相当正常，基本可以说是风调雨顺。何况在中国如此大的面积，部分地区遭灾是正常的，但怎么可能会有连续三年全国大面积的灾害？所以现在官方改叫“三年困难时期”也很是说明了问题。
人们会问，到底是什么导致这个灾难？关键因素是粮食产量的减产，这是饿死人的核心因素。事实上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自然灾害，而是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灾难。而另外一些因素也造成了灾难，比如基层干部浮夸风，虚报粮食产量，甚至把农民的口粮也上缴，而上面领导脱离实际的反科学作风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某位伟人居然担心粮食吃不完怎么办，有了某著名科学家声称的亩产十万斤，也就有了某总理拿粮食出口去换硬通货，正因为这种大办食堂、大炼钢铁的折腾，加剧了灾难的后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办食堂导致农民失去了自救能力，因为他们按口粮吃饭，不能有自己的粮食；而农民的公社化管理和粮票制度限制他们外逃的可能性，很多人因此而饿死在家中。在一个网格化管理的社会里，一个人出县如果没有合法的证明和足够的粮票是难以活过三天，他很快会把机警的人民抓回或者因为粮票用尽而买不到食物而饿死。这种社会管理制度的可怕竟然使得农民以往可以通过逃荒形式自救也失效。而大量弱势群体的饿死家中也为到底死了多少人造成了统计困难，有的甚至是全家死光，当然没有人来为他们喊冤！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倒没听说哪个小队长什么的给饿死了，而我们的领袖也说不吃红烧肉了 ----他改吃海鲜了。而其中责任，又有谁来发布罪己诏？
中国历史上也有过长期战乱和连年饥荒使总人口锐减上千万的记载，但其时间跨度是十几年、几十年。日本侵华战争使2100万中国人丧生。然而，在风调雨顺的三年和平安定时期消失了数千万人。50年代末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说：“饿死成千万人，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如此草菅人命，当是 20世纪中国之最惨剧。但总有一天，人们会有权知道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