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残生----一个黑四类分子的离奇遭遇(十四)

作者:吕维 发表:2010-06-18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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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七十六

认识陶福成是在三年前,他虽是我村刘家的外甥,在我回来前彼此并未接触过。六五年回村时,离开家整整五年了,加上高小和初中都在外面,实际上与这个村足足 有十年的分别。初中时,每年暑假回来,忙着给队里割草,帮父母多挣些工分,寒假则有一半时间要去内蒙探望爷爷奶奶,和本村儿时的伙伴接触尚且不多,根本没 有见过陶福成。那年,他来找我,主要是想向我借几本书,当时正在“破四旧”,我带回的一些书,因担心被“红卫兵”拿去烧毁,暂时寄放在一位本家伯父的草窑 内。他走时,只把我平日常看的几本借去,其后给我借来了“四书”,也就是旧时的私塾课本。据他讲,他认识邻村一位前清进士的后代,家里有不少线装书,打算 陆续给我借阅。

但那时,“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几近疯狂的程度,人家不敢将旧书借给他人,怕受到牵连。当时,凡旧书统统被视为封建时代的糟粕,自然是违禁 的。因此,陶福成对我的应允,未能兑现。倒是他从我家里陆续借去一些书,看过后很快送来。他们村离我们村仅只五里的路程,可以说,和陶福成的交往也仅此而 已。当然,每次他来我家,免不了要交谈一番,大都谈的多是读书问题。有时他也向我讲述一些听来的新闻,都是“文化大革命”各地武斗的情形,或者是中央又打 到了什么人等等。渐渐地,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有了比较共同的看法。一九六八年的“深挖阶级敌人”运动,村里对我和崔海瑞的通信盘查得很紧,为了不牵连 老同学,我给崔海瑞去了最后一封信,说明当时的处境,要他与我停止通信,等将来环境宽松时再给他去信。这样,我连一个共同谈心的人也没有了。恰在这时,陶 福成时不时来借书,自然成了我在农村的知己。陶福成比我小五岁,圆圆的脸,中等身材,目光炯炯,很有神气,初中毕业后,碰上了“文化大革命”,辍学在家。 这个年轻人酷爱学习,但因家庭成分和我一样,连个民办教师也当不了。农村的青年,在那个极度贫穷的时代,一般不讲究穿着打扮。冬天,他常常戴一顶只有上辈 人才戴的毡帽,使我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闰土。他比我自由得多,时常进城,对于那时一些奇闻异事也知道得多,来到我家便讲给我听。“文化大革命”,我们是旁 观者,也许是冷眼看世界更清醒一些吧,我们看到了农村的凋敝,工厂的停工停产,商业的萧条,教育所受到的严重破坏,也亲眼目睹了专制独裁达到登峰造极的地 步,新的焚书坑儒正在进行,知识分子遭到大规模的迫害。

中国历史上建政后屠戮功臣的惨剧也正在重新上演着,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个人 迷信,渗透到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大约由于我们生活在最底层,所有做人的权利被剥夺殆尽,顾虑自然要少得多,因此对整个社会的认识也更明晰,与当时流行 的官方思想相距甚远,有时简直就是背道而驰。正是基于这样的共同思想,陶福成来到我家时,几乎无话不说,交流一些彼此的内心感受。但实际上,他来的次数并 不多。我那时的处境很糟糕,和外人的接触会引来麻烦,陶福成也清楚。因此,他偶然来时,总是雨天或晚饭后我在家的那阵。我家住在村边,他来我家,根本无人 看见过。

就在认识陶福成一年后,大约是秋收后的一天,傍晚时分,他领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看样子有三十四五岁光景,此人长着两道浓眉,高鼻梁,宽脸,从眼神上看 属于那种英俊潇洒的角色。陶福成向我介绍:“这是我的堂兄陶继舜,很想认识你,他和我一样,都是这个社会排斥的对象,我们应该是志同道合的人”!我把他俩 让进自家的小茅屋,陶继舜摘下帽子,坐在炕上,陶福成也上了炕,我在炕沿边坐着,还是陶福成首先开口:“你大概听说过他吧”?“还是去年,听说他被狠狠打 了一顿,和我们村的黄继勇一起,黄继勇四十多天不能起炕,不知陶兄如何,没有留下后遗症吧”?陶继舜听我这么一说,也开了口:“不碍事的,只是皮肉受了点 苦,还没有伤着筋骨”。接着,他急转了话题,也仿佛自我介绍一般:“其实,你们村的男女老少和我都很熟,我的姑姑嫁在黄家,她在世时,我常来。

几年前,你 们村一些年轻人想学唱秧歌,请我来教,那年我在这个村呆了整整一个冬天,当时你在外面念书,很少回来,咱们没有认识。不过,我可听说过你,你是这个村第一 个到外面上学的人,村里人都说你自小聪明,记性好,学习成绩一向优秀,曾在全地区考试中名列前茅……”“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干什么,现在不是也一样 穷愁潦倒,正所谓念书念书,越念越输,最后输成一个穷光蛋”。我接过他的话说。陶继舜又接着说:“也不能这样悲观,你看现在的国家乱成了什么样子,几十年 的所谓革命,换来的却是更加贫穷,更加专制,广大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正是我们年轻一代人为她奋斗的时候,我相信你是那种有理想的人,今 后……”他还要继续讲下去,被我劈口截住:“我早已是死狗一条,你不要把我看得太高,我唯一奋斗的目标就是和母亲共同把弟弟妹妹拉扯成人,有条件的话,将 来给他们各自成个家,然后由我一人把母亲养老送终,其他想法的确没有”。我们的谈话陷入僵局,陶继舜掏出一包“风竹”牌卷烟,要我和陶福成抽,我没有接, 还在继续抽自家的兰花烟。说实话,对于陶福成给我领来这个陌生的危险人物,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尽量远离那些不安全的人和 事。陶福成一看这情形,只好用一种圆滑的口气说:“今天我引大哥来,主要是想和你认识认识,彼此做个朋友,将来有用着的地方,互相帮助。大哥常年在外,往 来于山西内蒙一带,做些生意,你不是常说,等弟弟长大后,也想出去走走嘛,何必老呆在村里受气”!陶继舜还是不想空来一趟,又讲了一些类似于“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大道理,鼓励我向远处看,怎奈我早已死心塌地,对他的话丝毫不感兴趣。虽然知道,在思想深处,我们有着许多共同的看法,而我仅仅停留在看法 上,懦弱的天性,驱使我只能抱残守缺,受人宰割。的确,我不是那种进取性很强的人。快到晚饭时,看看天色不早,母亲过来留他们吃饭,他俩说什么也不在,匆 匆告别而去。
此后,我觉得既已拒绝了他们,心里一直平平的。

第二年的春天,陶福成又一次来找我,说他们几个人准备在一起商量一些事情,特意邀请我去参加,我当即表示: “你们要开会么,我坚决不参加”!陶福成解释说:“不是开会,只是大家在一起交个朋友,互相认识认识,彼此交流一些看法,你不要害怕,不会有问题的”。不 管陶福成怎样动员,我始终没有答应他。这年头,行得正走得端还被人踩脚后跟,谁还敢干那些危险的事情!那不是故意和自己的脑袋开玩笑?临走时,送他到村 边,郑重其事地叮嘱道:“福成兄弟,你年纪轻轻,又很好学,拿出一点时间多学点知识,等待将来吧,千万不要干那些冒险的事情。如今的国家,不是过去那种军 阀割据的局面,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户口粮食政策的严密限制,一旦出事,连逃亡的地方都没有,何必去做那些无谓的牺牲呢!以卵击石,实在是一种愚蠢的自取灭 亡之途,千万记着我的话啊”!他不置可否地笑笑走了。刚走出几步,又将他叫住,迟疑了一下,还是把要说的话都说了:“福成兄弟,目前我的处境很糟,要是没 有什么事情,今后你……”他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点点头走了。此后陶福成再没有来过我家,我的心也渐渐安定下来,总算远离了他们。

这年冬天,也就是我每天忙着在打地道的工地上吊土的时候,有一天刚吃过中午饭,陶继舜忽然来找我。这次是他一个人来的,说他准备去内蒙,打算贩卖几匹大牲 口,筹集点钱,买一台简易印刷机,印发些宣传品,揭露当局的暴政,要我做好准备,帮他写些东西,不以我的名义,保证不会出事。我当即严词拒绝,我说:“陶 大哥,我衷心劝告你,不要搞那些危险的事情,当局固然暴虐,那不是你我这样的平民百姓所能撼动的,历史上的暴君,都是铁腕人物,都是高度的集权专制,在他 活着的时候,任何人奈何不得,只有寄希望于其人死后,中国的秦始皇是这样,苏联的斯大林也是这样。反正老家伙已经七十多岁了,自然的规律,他总要死吧。你 想想,他打倒了国家主席,打倒了那么多副总理和部长们,从五七年开始,一批一批的知识分子遭到迫害,在这个表面上看来全民拥护的政权背后,潜伏着这么多矛 盾,他死后,我相信国家定会有大的变动,你就不能等上十年八年,为什么要做这些无谓的牺牲呢。我的确很为你担心”!“我根本不考虑这些,只觉得我们的国家 需要有一批热血青年去为她献身,我并不打算组织什么人起来反抗,他手里有那么多军队,谁能对付的了,我只是想揭露其专制独裁,残害镇压人民的罪行,唤起民 众,让广大人民再也不要去崇拜这个独夫民贼,分清什么是真革命,什么是假革命”。

说到这里,他忽然转了话题,紧盯着我问道:“你是不是有点害怕”?“其 实,我也没有什么害怕的,我的命早已不值二分钱,只是我不赞成你的做法,你和福成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带有感情用事的成分,不大切合实际,甚至是一种幻想, 因此我劝告你要冷静地想想,以免将来有后悔的一天”。陶继舜思索片刻,叹了口气,又对我说:“你的话并非不对,我也能理解,只是我不想等待,想做些实际的 事情,如果人人都逆来顺受,甘心当奴隶,社会还有希望吗?老家伙自己不也说了么,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我笑了笑,接着说道:“这号人,只许他反对 别人,决不允许别人反对他,世上不讲理的人往往都是这样”。陶继舜再没有说什么,看来我们彼此谁也难以说服对方。临走时,他再次,甚至用恳求的语调说: “听说你笔杆子不错,帮大哥一把吧”!“我决不会写一个字的,从前的一些习作,都是紧跟形势,唱赞歌的,还被打成了‘反革命’,如今再要写什么,白纸黑 字,一旦被人抓着,任他们上纲上线,只有掉脑袋的份儿。坦率地讲,兄弟我早已是惊弓之鸟,你说的事情,我坚决不干”!他似乎也感到再说下去,不会有什么结 果,颇为失望地走了,从此再没有来过。我和二陶的关系就是如此,尽管我们有着诸多相同的观点,对暴君充满了憎恶,但在具体行事方面,又各有各的主张。

七十七

在监房里平静地度过两天。又一天的早晨,放风刚刚结束,所长进到我们的号房里,特意走到我身边,看着我的手问道:“消肿了吧”?“消了”。我简短答道,他 便走了。王畅马上对我说:“可能要给你戴手铐”!“不要瞎说”!坐在我旁边的梁国佐瞪了王畅一眼。果然在早饭后,进来一名干事,手里提着一付很小的铁铐给 我戴上。又过了两天,大约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两名武装押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披着一件褪了色的短大衣,已经戴上手铐,从窗户里一眼认出是 陶继舜,被送进了十一号牢房。至此,已经完全清楚,自身也陷进这个案子里了,就当前“一打三反”运动而论,二陶被判死刑已是毫无疑问的了。我呢,虽然没有 参与,和他们有过往来,又一起谈论过暴政时期的种种敏感话题,加之又有所谓前科,恐怕也是在劫难逃。唯一使我感到安慰的是,自己当初写得那些东西谁也不知 道,不会牵累到亲人。或许,当我被抓后,姥娘会让三舅看那些东西,以她的精明,一定会这样做的,大概已经全部烧掉。只要不牵连他们,我一个人判就判吧,死 就死吧,反正活在世上也没有什么意思,纯粹是个多余的人!

开始的一段日子,每天晚上提审一个人,到天明送了回来,陶继舜和陶福成被提审的次数最多,还有一些其他人,据说都是这个案子的,外出劳动的人,常常能从武装队的人员那里听到一鳞半爪的消息,回来后又转告了我。

半个月后的一天,终于轮到我。早在前两天,赵二老汉和梁国佐就提醒过,要我到了晚饭后,多加几件衣服。进来时穿着棉裤,到现在也未换。上衣在戴铐子时脱了 下来,只能披着,为的是晚上睡觉方便。他俩的用意我明白,穿得厚实些,免得伤着皮肉。当我在昏暗的灯光下走进审讯室时,里面有四个人,其中一个四十岁上下 的人,坐在办公桌后面,还有两名中年人坐在角落里。剩余一人站着,靠墙的地方立着几根木棒,站着的人横眉竖眼地瞪着我。办公桌后面的人责令我站在屋子中 央,开始向我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讲完后指着我说:“现在由你交代,你是怎样策划、参与、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在这个集团里,你担任着什么样的 职务?说吧,首先把态度放老实点”!我首先镇定下来,慢慢说:“真不知此话从何讲起,我并没有参加过任何集团,更谈不上策划、组织,我只是我个人”。“那 是我们抓错人了”?那个和我年龄相差不多一直站着的人,马上走到我面前厉声喝问。我只是不做声,这种场合,无论怎样回答都不对,尽量少开口。“你说,是不 是我们搞错了”?主审人也这样问道,我只好说:“也许是误会吧,我真的没参加过任何组织”。“误会?”那人冷笑一声,站在我面前的人,随手操起火炉旁一根 火炷,劈头就是两下,我的脑袋昏昏然,差点摔倒。主审人马上用眼色示意,大约是不让他打头,担心昏过去审问不成。打我的那人随即将火炷撂下,从墙根处提来 一根木棒,喝令我马上交代,并嚷嚷道:“我看你是想狠狠挨一顿,你们这些家伙,个个都是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他等了片刻,用力推了我一把,硬要我 说,我只得说道:“真的没什么可交代的,我的确认识陶继舜和陶福成,但也仅仅是认识,并没有和他们一起组织过什么集团”。又一次重述了先前的话。话音刚 落,木棒便在身后落下,从背部、腰部、腿部轮番打下,尤其是腿部被打后,终于站立不住,便一屁股坐在地上,接着背上又着了几棒,我像死猪一样任其捶打。一 阵打过后,主审人似乎比较满意,开始一一问我,主要是从我如何认识陶继舜和陶福成说起,正如上一节叙述的那样。末了,主审人问我:“他俩为什么不找别人, 单单找你”?“因为我比他们多些文化,他们想让我帮着写些东西”。“你写了吗”?“没写”。“真的没写”?“真的没写,我从一开始就拒绝了他们”。“你为 什么要拒绝?他俩和你不是朋友吗”?“怕给自己带来麻烦,我父亲死得早,留下弟弟妹妹都很小,需要我和母亲养活他们……”主审人不耐烦听这些,马上打断我 的陈述,“你是怕我们抓着把柄吧,这说明你比他们更狡猾,你是隐藏最深的阶级敌人,这点总该承认吧”。“不是,我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站在旁边那人,也不 耐烦起来,又在我背上打了几棒,同时照我腰部狠狠踹了两脚,深知这时说什么也不对,只好不再作声。

一时间,审讯室里格外寂静,主审人暂时走了出去,也许是 上厕所,但不久又回来了。这回,他亲自抓着我的两个膀子,让我重新站了起来,只觉得浑身疼痛,慢慢在原地动了动,等着继续审问和挨打。他在地上来回踱了几 圈后,又问道:“你写过哪些反动文章,说清楚,政府会宽大你的,你说你没有参加、组织反革命集团,写反动文章可是有的吧,你总不能抵赖”!我低着头,暗自 琢磨,难道姥娘家出事了?还是他在诈唬。又一寻思,姥娘家一旦出事,窝藏那些文章也要被抓,况且我写的那些东西根本够不上反动文章,肯定是诈唬。于是慢慢 抬起头来说:“真的,这些年,我没写过什么,你们可以到我家搜查。作为被管制人员,每天五出勤、两请罪,晚上开会到深夜,早上还得作务自留地里的庄稼,哪 有写文章的时间呀!再说啦,我毕竟有过一次教训,白纸黑字写在那里,难道真的不想要自己的脑袋了吗?请你们相信,自从回村后,我真的没写过什么,哪怕是一 篇文章”!主审人似乎在思考我的话,过了一会,他又问:“你给陶福成改过文章吗”?“没有,他写没写过什么,我一概不知”。

从他的问话中,感到放在姥娘家 的东西谁也不知道,只要不牵连亲人就好。“陶福成和你商量过写文章的事没有”?“商量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他起草的反革命纲领,给你看过吗”?“没 有”。“那他为什么要叫你去开会”?“没有呀,我从没有参加过什么会,或许他有那个意思,但我坚决地拒绝了,我不想和他们搅合在一起”。“既然他叫你,就 是把你当做其中的一员,你还抵赖,小心你的后果,抗拒从严,死路一条”!“可我从没有答应过他呀”!“这说明,你比他更善于伪装,更善于隐藏自己,明明已 是他们中的重要一员,可在形式上好像还不是,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出事后,进行狡辩。难道你不是隐藏的更深的阶级敌人吗”?他说他的,我不再进行辩驳, 不是无言以对,而是担心激怒他。尽管如此,打我的人还是在背上将我又打了十几棍子,这时 身子到处疼痛难忍,再也不想说什么。心想,只要说明实际情况就够了,至于人家怎样分析,那不是我所能左右的。

半夜时分,两个中年人走了。临走时,向主审人打了个招呼:“蔡主任,我们先回去了,你慢慢审吧”。这两人是干什么的,肯定不是看热闹,我始终搞不清,今后 审我时再未看见过。至此,知道了审我的人姓蔡,至于他是什么主任,并不清楚。到后半夜,打我的那人看样子也有些困倦,拉过一条长凳坐在火炉旁,不停地抽 烟,我们就这样僵持着。后来,这位蔡主任忽然改变了态度,同时点燃两支烟,将其中一支递给我:“你也抽一支,好好想一想,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并要积极 揭发别人,争取立功赎罪”。猛吸几口烟后,身子舒坦了一点,但还是觉得腰和腿疼得厉害,站在那里十分难受,便就地踏起碎步,他们也没有制止。打我的那个人 居然打起盹来,蔡主任好像也想尽快结束这场马拉松式的审问,他又问我:“你知不知道陶继舜和陶福成是在组建反革命集团”?“不知道,他们谁也没有说过”, 我答道。“那为什么要让你给写材料”?“大概觉得自己文化低,写不了”。“要你写什么样的文章”?“他们没有细说就被我拒绝了”。“你这样的态度可不行 啊!”蔡主任突然提高了嗓门:“你当我们是小孩子,要你写什么样的文章都不知道,难道是要你写赞扬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文章不成”?“从一开始,我就一口拒绝 了,究竟他想要我写什么,人家没有说出口的我不能胡乱猜测,更不能瞎编”!“啊,谁要你瞎编啦?听听你的话吧,简直反动透顶!纯粹是和人民对抗。”蔡主任 勃然大怒,我便不再作声。那位负责打我的人看样子十分困倦,狠狠白了我一眼,并未起身动手。

过了一会,蔡主任又问道:“按你的说法,既然不愿意参加他们的 组织,不愿给他们写什么,为什么不向政府检举揭发,借以立功赎罪呢”?生性不是那种出卖他人的角色,只好搪塞道:“我每天很忙,根本没有想到”。“你想过 没有,你不揭发他们,便是同情,思想上的同情,证明你们就是一伙。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你说和他们不是一伙,谁能相信,还是老实承 认吧,起码你们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我的确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或集团,他们找我,只是因为我有点文化,我不是已经拒绝了吗”?蔡主任接着指出,尽管拒绝 了,但起码是同路人。他又加重语气说:“告诉你,陶福成写了个纲领性的东西,其中一些观点,难道没有你的影子吗?我就不信,他那么年轻,怎么会有如此复杂 的思想,都是接受了你的反动思想。你能说没有丝毫的责任”?我又急忙插了一句:“陶福成写了什么,我的确不知道,后两年他很少到我家,我们之间已经很久没 有来往”。蔡主任似乎很反感我打断他的话,按照他的思路继续讲下去:“我们是思想和行动的统一论者,有思想迟早必然会有行动,有反动思想,也是犯罪”!既 然这样,我便不再说话,要表达的意思都已说清,至于分析,那是人家的观点,再多说也是枉然。后来,他也不再问我什么,只是不停地在纸上写着。写完后,抬起 手腕看看表,唤起火炉旁打盹的那人,要他将我送回监房。走出审讯室,听到四周一片鸡叫声。

七十八

过了五天,晚上九点左右,我又被带进那间审讯室。这次陪同蔡主任的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面目清秀而和善。依旧让我站在屋子中央,蔡主任开始询问我的社会 关系,并在一张表上填写着。填完表后,他问道:“还有什么没交代的,赶快说清楚。否则,以后查出来可要按抗拒从严论处”。我答道:“没有了”。“有没有要 检举揭发的事情”?“没有”。“真的没有”?“没有”,我也重复一遍。“好吧,过来签个字,摁个手印”。我走到桌前,只见一摞纸上写得满满的,也不知尽写 了些什么,人家不给我看,我也知趣地不要求看,就在上面签了字,并摁了手印。与此同时,发现桌角上有个大牛皮纸袋子,上面用毛笔写着:“现行反革命集团主 犯吕维”,当时就觉得肯定完了。他也再未多问,指示那年轻人将我送回监房,看来我和二陶的口供完全对上了,否则不会就此罢休。到了监所门口,那年轻人一边 掏钥匙,一边低声对我说:“你妹妹坐月子了,生了个男孩,你妈也在她家”。“你咋知道”?“我和你妹夫从小就住在一个大院里”。门快打开时,急忙又问他: “我是不是很危险”?他不假思索地答道:“那还用说嘛”!随即进到了号房。

“这么快就回来了”?同号房的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把经过简单地说了一下,他们一致认为,对我的审问基本结束,就等着处理了。接着,我提出一个问题: “签字摁手印的材料,不知为什么不让本人看,谁知道人家写了些什么”。“谁也是这样,人家写下的东西能让咱看吗”?王畅首先接过话题,“我们的问话材料 里,也不知人家写了些什么,大家都一样”。“按理说,应该让本人过目后再签字,可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人家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谁也奈何不 得”。梁国佐这样解释后,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一切随众吧。和大家说过后,忽而想起“主犯”二字,同时慢慢咀嚼着送我回监房的那位年轻干部的话,基本肯定 了我的问话。种种迹象表明,我将被判死刑,死是毫无疑问的了,人生的路已快到尽头,苦难终将结束。

晚上,当大家都已睡去,紧挨我的梁国佐尚未合眼,据说,他的心脏有问题,夜里常常不能安睡,我便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他,想听听他的看法。

梁国佐其人,出生在本县东南方向一个村庄,年轻时外出上学,住的是教会学校。二十年前,从澳门神学院毕业。当时,国民党败退台湾,共产党又逢建政初期,开 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许多同学不敢回来,纷纷去了意大利。其中有二十多人不愿飘泊他乡,留在大陆,梁国佐就是其中之一。他从澳门起身,展转回 到自己的家乡。刚一走下火车,就被朔县公安局拘捕,连家也没有来得及看上一眼。几天后,被解押到大同公安局,在那里关押了一个月,大同公安局也不知道该怎 样处理这类人,又转送省城公安局,羁押在太原一个看守所里,从来没有审问过,一直关押了五年有余。后来,中央颁布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他又循原路由太原 送返大同,再由大同回到朔县,安排在县城南关的天主教教堂里当了一名神甫。每次县里召开群众性的代表大会,他作为宗教界的代表人士,就座于主席台上。对于 自己很短时间由阶下囚上升为座上客,显然有些茫然,虽然属于时来运转,但从不敢多言。其间,国家经过了“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等诸多 运动,因为一向不问政治,笃信宗教,却也平安地走了过来。就这样,一帆风顺地度过了十年。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连那些沉睡多年的庙宇、泥 塑尚且在劫难逃,拆除的拆除,捣毁的捣毁,何况是一座每天有人进出的教堂呢?什么宗教信仰自由,见鬼去吧,那都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伟大领袖 毛主席的“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指示,正涤荡着神州大地的一切“牛鬼蛇神”,梁国佐作为一名神甫,被红卫兵立即关起,又因他毕业于澳门神学院,被怀疑为 特务,先是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游斗。到了一九六八年“深挖阶级敌人”时,他被关在“大联委”私设的班房里。那年冬天,“大联委”撤销,又被暂时寄押在看守所 里,等候发落,谁知从此成了孤魂野鬼。看守所等着当年送来单位再来“领取”,而“大联委”早已如鸟兽散,成员们各自回到自己原来的单位,他成了无人管的囚 徒。我进来时,他在看守所已经呆了一年半。

从面相上看,是一个诚实的人,一段时间的接触,感觉到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据说他对自己的信仰忠贞不二,四十七 岁一直没有结婚,决心把童真的身子敬献圣母,这在随波逐流、看风使舵的世道里,很容易被人视为“怪物”。和他二十多天的相处,感觉此人文化素养高,中国 的、外国的、古代的、现在的人文知识,都能道来一套,我俩比较投缘,相信他很有判断力,才向他吐露衷肠。听了我的叙述,他略加思考,用低沉的口气对我说: “按常理,你没有任何反对政府的行为,只有一些不合时宜的想法,无论如何构不成死罪。但问题是现在的情形,不能按常理去论,凡是涉及领袖和‘文革’,不要 说你有不敬之词,就是碰它一根汗毛,说要你的命比脱鞋还容易”。接着,他叹了口气,又说:“你也是读书人,咋那么糊涂,议论时政,居然敢去太岁头上动土, 不是自取灭亡吗”!他说过后,仍然不住摇头,我明白,他也在为我的命运担心。

在我们双方沉默许久后,他又用安慰的口气对我说:“兴许不要紧,还不至于死吧”。我马上接口道:“其实,死也没什么可怕,我对于死亡,一点也不惧怕。你想 想,像我这样成年累月苟活在屈辱之下,比奴隶还奴隶的人,活着又有甚麽意思?死亡倒是一种解脱。这些年,能够顽强地支撑下来,全是为了我的母亲,不忍伤她 的心,我是她生活中的精神支柱。虽然,她也知道,此生此世,我已彻底完蛋,可还是希望我活得好好的,甚至奢望我将来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而我,这些年对自 己的未来根本不抱什么幻想,苟活在这个世上,其实很灰心也很无奈,只是母亲不知道我的这些想法。他看我整天家里外面忙碌着,还以为我有信心哩。死,对我来 说,实在不足惜,也不足怕,只是觉得对不起她”。

“是的,人最挂心的就是自己的亲人”!梁国佐听了我的一番自白,可能觉得,安慰对我这种人不起什么作用,只简单发了这么一句感叹。其后我们停止了谈话,各自睡去。

七十九

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九二三年。那时,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又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沿海一带,新的思潮早已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在我们这偏远 的地方,一切与革命前似乎没有多大区别。农村里依然保留着妇女缠足的陋习,母亲三岁时开始缠脚,以后逐步裹紧,比她小两岁的女孩子们便摆脱了这个厄运。因 此,她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末代小脚女人,加之她一生辛苦劳作,毫无疑问,这也成了她悲惨命运的桎梏。从小,在姥娘的严格训练下,十几岁学会了缝纫、做饭,家 务活样样精通,人们都说她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姑娘,很早便成为姥娘的得力帮手。十八岁那年,在我大姥爷的撮合下,与我父亲结婚,他们也算是青梅竹马的夫妻。 父亲的姥爷与母亲的爷爷是亲兄弟,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亲上加亲是一件好事,乐于成全。生下我一年后,母亲又生了一个儿子,只活了两天便夭折了。两年后,她 又生了一个女儿,也只养了三个多月,不幸再次夭折。日本投降后,开始大规模的抓兵,父亲东躲西藏,很少在家,不久又掀起土地改革运动,父亲便远走高飞,跑 到口外。一九四七年大灾荒时,我家旧有的粮食都被分去,母亲领着我四处要饭,那时母子俩形影不离,相依为命。五十年代,她又相继生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但我在她的心目中却是谁也无法代替的。也许因为从小肠胃不好,身体过分瘦弱的缘故,她对我格外关心。每逢有算命的人来到村里,总要讨教一番。

记得有一年, 一伙小孩子正在玩耍,突然来了个女乞丐,声称会看手相,给我们每个孩子都仔细看过,说了各自的未来,小伙伴们谁会相信一个要饭女人的话,哈哈大笑着纷纷走 开,并且嘲笑那女人是骗子。唯独母亲,把那女人领回家中,让人家单独看了我的手,那女人对母亲说:“我看这十几个孩子,数你儿子聪明,可又数他命不好,将 来恐怕没有福禄,你要多多行好积德呀”!母亲千恩万谢,给了那女人不少吃的,从此把人家的话奉为做人的圭臬(gui nie ,标准的意思),时时处处替别人办好事,以求苍天有眼,保护她的儿子一生平平安安。女乞丐究竟是为了一点私利,取得母亲信任,还是真懂一点手相常识,我一 直说不清,但其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十几个孩子的命运数我倒霉,却是不争的事实。面对我的遭遇,她更是笃信行好积德的结果能给人带来福祉。不论自己怎样穷 困,凡上门乞讨者,从不让人家空手离去。

有一年冬天,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度左右,一个老年要饭者浑身发抖地走到门上,她把人家留回屋里,做上饭,让那人饱饱 吃了一顿,临走时,还给了一件旧衣服。她常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我。除此而外,她从来不伤害小动物,甚至连一只昆虫也不随便踩死。小时候,我常常掏麻雀玩, 她帮我喂大后,硬是要我放掉。地上有虫子什么的,如果我故意踩死,被她看见,非要狠狠教训一顿不可,她的口头禅是:“那也是一条命啊,千万不要造孽”!

人世间的许多事情有时就是那么蹊跷,那么悖谬,也那么捉弄人。你不想伤害任何人或物,偏偏遇到的伤害又是那么多,那么无情,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些现象。 善得不到善报,恶得不到恶报的现象比比皆是,于是更助长了作恶者的气焰,他们愈加肆无忌惮地去坑害别人。老天爷为什么不去管管这些人?

一九六零年春天,我外流到包头后,家里的处境更加困难,每人每天六两毛粮,又没有任何副食,先是地里的野菜被人们拔得净光,接着榆树叶子、榆树皮,也被人 们吃光,眼看着一棵棵榆树死在那里。父亲患了肠胃病,每到吃饭时,不断有臭气从嘴里吐出,医生说,要尽量多吃些细粮,有油水的食物。这话在今天的人们听 来,实在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那时比登天还难。每个人被牢牢地铆在原地,弄点细粮谈何容易,只有眼睁睁地饿着。为了父亲和孩子们,母亲简直快要变成神农 氏,原先人们不吃的野草,她都拔来吃。即使这样,最终也未能保住父亲的命,就在她四十岁那年成了寡妇。

从此,她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两年后,我又被 诬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送了回来,她不悲反喜,觉得我回来有了靠山,有了支撑门户的人。她的脑子里,还留有世代相传的“夫死从子”的旧思想。然而,她的这 些想法很快又在现实中破灭,儿子非但没有能帮她多少忙,反而给她带来无穷无尽的恐惧,让她整日提心吊胆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人曾说,这是一场“惊 心动魄”的革命,对于一般农户来说倒也平平,可对于我家,尤其是母亲,“惊心动魄”真可谓恰如其分。儿子被押到别的村子去斗,做母亲的,心里能有一刻的安 宁吗?“四类分子”的会,有事没事开到深夜,她在家里咋能睡得着?我不回来,她敢睡吗?每当我回来晚些,她便一个人去我们开会处悄悄窥探,她最担心我被人 家偷偷打死,有多少次叮嘱我,挨打时一定要大声喊叫,要让周围的人听见,以免被人打死,挂在树上,还诬陷你是自绝于人民哩。为此,我曾多次安慰她,求她放 心,可她就是不能放下那颗心。也难怪她多心,那时确有人被活活打死过,这方面的消息时不时地传来,本来就人心惶惶,要她安心,能做得到吗?为了我,她算是 操碎了心。

那几年,她常常陷入一种惶惑的状态中去,记性大不如前,有时不知喃喃自语着什么,令我想起祥林嫂。有几次,我看见她仰着头,虔诚地向上苍求告: “老天爷啊,我们穷究穷吧,饿就饿吧,千万保佑我们平平安安”。如今,我被送进监所,生死未卜,她一定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我死不足惜,这 些天早已想通,人活多少是个头呢?像我这种最低贱的奴隶,早早了结,对个人而言,反倒痛快一些,又何必苟活在世上,让那些企图永远活下去的人和他们的爪牙 们恣意凌辱呢!但使我最不能安心的是对不起生我养我的人。母亲啊,我们再见面的日子怕是不会有了,一切都请你宽恕儿子的不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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