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这二三十年的电视连续剧中，帝王戏占了一定的比重。既然有皇帝，也就少不了太监，于是，电视荧屏上一片“公公”“公公”声。那些被阉割过的男人，与其叫公公，不如叫婆婆。
“公公”早已走上了网路，可“公公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新词”在国内网络上引发议论，这还是近一阶段的事。
公共知识分子与公公知识分子，尽管同属知识分子范畴，然而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公共知识分子关注自己的学科或专业，更关注公共问题和天下苍生；而公公知识分子则趋附于“皇上”及其统治阶层，唯当权者马首是瞻。两者的品质，天差地远。
公共知识分子有特立独行之人格，断不会向权势屈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他们的信条。八面玲珑的人是成不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知识分子有道德良知，有批判意识，并且敢于担当。他们因揭示真相、唤醒民众而常遭打压，有些还身陷囹圄，以至流血牺牲。但他们无怨无悔，万死不辞。这些“真的猛士”，才是中国的脊梁。
公公知识分子呢，缺“钙”缺得连腰杆都伸不直。其中不少人已被执政者收买，做了极权统治的代言人；还有一些为了弄个一官半职，或者为了跻身于利益集团，一味地向专制政权摇尾乞怜，甚而主动投怀送抱。他们处心积虑地献媚取宠，为极权政治开脱、辩护、洗刷，甚至唱赞美诗。于是，一大批公公知识分子便在 “华夏盛世”的大舞台粉墨登场：
面对矿难频仍居然反问“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的科学家；
炮制《英雄》之类歌颂独裁暴政影片的导演；
“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专家；
教人体会生活在这个制度下“做鬼也幸福”的省作协副主席；
判断“老上访户99﹪有精神病”的法学教授；
从“耻辱者”到“爱国者”的学人；
……
上列公公知识分子都是较为典型，有一定知名度的（其中的多数人早就涉足仕途），至于名不见“经”传的各种公公知识分子，更是不知凡几。公公知识分子也是“多姿多彩”的，然其“文化太监”之本性相同，犬儒主义之本性相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虽然戴上了乌纱帽，但依然是“公公”的角色，也只能是“公公”的角色。如今几乎所有公公知识分子的“男根”尚在，人格却已阳痿，其灵魂于潜移默化之中被阉割了。而人家司马迁因触怒汉武帝受了宫刑，却能自强不息，发愤著书，写出了令男子汉大丈夫们汗颜的《史记》，写出了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由此可见，判别一个人是不是公公知识分子，跟他裤裆里的老二是否健在毫无关系。
其实，不论古今中外，只要是有皇权的地方，就会有公公知识分子。在中国，公公知识分子一类的角色也是“古已有之”，只不过“于今为烈”罢了。当然，古代并没有“公公知识分子”这个名称，但性质上并无二致。众所周知，中共维持其统治靠的是“枪杆子与笔杆子”。事实上，公公知识分子已成为专制政权“维稳”的广义上的笔杆子。没法否认，传统文化中某些“明哲保身”的成分，无疑是形成公公知识分子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不过，大半个世纪来，自郭沫若以降，公公知识分子在中国大陆“人才辈出”，则要归功于“党的领导”“党的培养”了。你看，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到你踏上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其间哪一个环节不是在强行向你灌输？你被迫唱了多少红歌，开了多少会，参加了多少政治活动，听了多少报告，表了多少态，作了多少思想汇报，你数得过来吗？甚至到你退休后，都不见得会放过你。这种洗脑教育的野蛮、残忍、持久、彻底，就是要将你从精神上、思想上“净身”，让你做他们的“公公”。在1949年之后的“腥中国”，做人全无尊严可言，做一个正常人有多么不易，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有多么不易。这些年，大大小小的公公越来越多，大大小小的公公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尤其是“六•四”的枪声，更是加快了“公”有化的进程。
一个人走到公公知识分子这一地步，也是有其心路历程的。其中，社会影响——伟光正的教化固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然而其自身难道就没有责任吗？我们曾长期浸染于这种使人憋气的环境，绝大部分中国人至今仍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称得上知识分子的国人，真要自省、自律、自爱啊！如果我们放弃起码的节操，放弃对理想和信念的坚守，放弃不悔路上艰难的行进，除了五十步笑百步，我们还能比那些公公知识分子高尚多少呢？对于如许已经沦为独裁政权帮凶，竟然还在自鸣得意的公公知识分子，世人只能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