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全面走向了鲍彤先生二十三年前所说的「三个一切」的反面，每天都在发生微缩版的「六·四事件」，人民的抗议此起彼伏，中共被动地搞天价维稳。可以说，平反「六·四事件」已经成了中共自救的重要出路。
这是今年三月十六日上午十点，发生在百色市街头的一幕。「六·四事件」转眼过了二十一个春秋，它越来越成为民间社会拥有的巨大无形资产，比如在邓小平建立反抗国民党政权之功业基点的广西百色，参与出租车罢工的一位年近五十的女司机对威逼其复工的政府工作人员高喊：「你们有军队，你们牛！像八九年那样调军队，冲我们开枪啊！？」围观群众高声喝彩，政府执法人员哑口无言。
尽管「六·四事件」对多数围观的群众与执法的政府工作人员来说，是「听说过，没见过」的重大历史事，但有一点人们清楚：政府也即执政的共产党向人民开枪，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
屠杀：以变种的方式延续
中共理论专家们近年来不断鼓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但是，由于「六·四」屠城形成的嗜血偏好丝毫没有改变，只不过暴力冲动并不是军队开枪形式了，而是转化成高发的「零星暴力」即行政与执法官员对底层民众公然施暴。城管打死小贩、看守人员致疑犯离奇死亡已经「不再是新闻」的新闻，烧百姓房屋、痛殴访民以及逼得民众自焚都是屠城的变种。
一九九七年五月下旬，广东省阳西县新屋村村民李绍庭房子被镇长放火点燃，烧房的原因是李的儿子超计划生育。作为一起由行政纠纷转化成纵火案的刑事案件，至今已过十三年，李家的上访没有任何结果，相反，镇长放火时的嚣张气焰从未在村民的记忆中消失。镇长在放火现场高叫：「谁去救火，就抓到镇上关十五天。泼一瓢水的，罚三百块钱。」
今年五月份，安徽灵壁县杨疃镇一村民与镇委副书记交涉未补征地款，双方发生争吵，名叫张坤的副书记一怒之下用茶杯砸晕村民。在杯砸村民头部之前，张坤已经给了村民胸口两拳。
从二〇〇八年六月的黑龙江东宁县靳丽霞被政府拆迁队逼得自焚，至今年四月四川峨眉风景区被迫出让土地的村民程建忠自焚，三年来，重大自焚事件十一起，每一起事件的责任官员均安然无恙、稳坐官位。相反，峨眉风景区的村民自焚行为却被官方诬为「袭警」，上海闵行法院更是对自焚抗议（未死）者处以徒刑，判其行为构成纵火罪。
镇长放火烧百姓的房子没任何人去追究，弱势百姓为讨公道而自焚却被判纵火罪。这就是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本质！更是「六·四」屠城传下来当天下之法宝！！
行动：虚拟与现实的相结合
对于中共改版的屠城行为，网络民意一片讨伐声。虽然一些官员对媒体公开称「不同情自焚者，他们是阻挠执法，应负后果」，但是，网络民意还是给了满身都是「屠城基因」的中共干部以威慑。五月中旬，官办《人民论坛》杂志发放问卷调查互联网对官员行为的影响，结果是「有百分之七十的人认为官员害怕互联网让他们曝光」，有一些官员甚至坦承「在网络环境下，自己是弱势群体」。
对于虚拟世界的现实威胁，中共决策高层十分清楚，并投入了大量财力与精力进行跟踪研究。据高层内幕消息：目前，对此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是刘旭涛与单学刚，此二人的建言力超过了自称「身处民间」的于建嵘。刘是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单是《人民网》下属《网络舆情》杂志的副主编。
单学刚在一份后来经删节公开的内部报告上说：「地方论坛已经成为突发事件的发酵地。」问题确乎如此，发生在昆明的群众因城管殴打小贩而引起的砸烧多辆执法车事件，起初是手机上网的公民在现场将消息发到网上，引来大批围观者，「而后大家石头、砖块一齐飞起来，砸警察、打城管，一出平常受欺压而积郁在胸的恶气。」一位参加过「八九·六四」运动的昆明高级知识分子如是说，「我买了六瓶矿泉水，送给年轻人，投他们（警察与城管）。实在拿不那么许多，本想买十瓶的啦！」
人民的行动力在一九八九年的抗争中受到了检验，现在不仅网络发达可以迅速传递信息，而且交通手段大为改进，已非二十一年前可比。出租车司机群体是为现实抗争的主力之一。前指的广西百色抗议事件，三月十六日当天上午两个小时的功夫，就聚集了七百余辆出租车；早一天出现的河南商丘的「三·一五」群体事件，一千余辆出租车集体停运从信息发出到统一行动也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
根据抽样调查的结果推算：二〇〇九年，全国共发生四线城市出租车到上级（三线）城市集体上访一千余起，参与规模达到四十万辆（人/次）；三线城市共发生出租车到上级（二线）城市集体上访四百余起，参与规模达到十二万辆（人/次）；到目前，尚无二线城市（省会）出租车进京上访事件的发生，但二〇一〇年内无法排除该事件的发生概率，也无法保证今后不发生全国各地约集的百万辆出租车北京上访的重大事件。
反省：从「三个一切」到「两个不要」
「六·四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尽管中共「屠城基因」仍然未变，但整个社会的抗争越来越行动化是不争的事实。从昆明街头百姓与高级知识分子愤怒地投石、掀车，到两个月后广州市民扔砖、抛瓶，每一场抗争都是一场「小六·四」。
二十一年过去，许多当初出于维护共产党权威暨执政地位的人士，在思考这类事件的过程中发生了重要的思想转折。因受运动牵涉而早在屠城前被秘密抓捕的最高级别官员鲍彤先生是为最明显的例子。「六·四事件」发生的两年前，鲍先生作为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主任（八七年中共十三大后被选为中央委员，并任政治局常委会政治秘书），曾用心良苦地防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扩大化，努力保护年轻一代。他在一九八七年一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社会主义的幼驹和资本主义的老马及其他——同年轻的朋友们谈谈心》，文中称：「我们比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彻底地解决了『耕者有其田』的问题；我们比一切资本主义国更加广泛地解决了工人失业问题；我们在解决社会贫富悬殊的问题上比一切资本主义国好得多……」。
鲍先生的论点在当时我们一个研究时政的青年学者小组当中被称为「三个一切」，然而，「三个一切」的良苦用心既未能使鲍先生免于政治迫害，更未能避免屠城的发生。「三个一切」之后的十二年，也即「六·四事件」十周年的一九九九年，我们国家的状况是：耕者的土地权利完全不受保护，以至于今天有人要用自焚来维护地权；工人失业只是严重的社会失业问题的一部分，至今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居于全世界最末；「六·四」开枪的一个最直接结果就是使一批暴富的共产党权贵私有化集团出现，因而，中国成为全球最不公平的国家，中共之治也成了中国历史至今贫富差距最大的恶政。
鲍先生以中国传统的士之良心，于一九九九年三月甘冒再度入狱的政治风险，给国家重要权力人士写信，「敦请党国领导赶快主动平反六四」。在信中，他提出了「两个不要」，给历史走向插上了路标。他说：「不要以为老百姓不了解真相。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以及，「不要以为盖子捂了十年就万事大吉了。用血写在人类心上的历史，有谁忘得了，又有谁捂得住？」
今天，再读鲍先生十一年前的铮铮之言，我们可以称之为「两个不要」。从「三个一切」到「两个不要」历经二十三年的时间，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境遇变化及他们留下的思想资源，足让我们俯读之、仰思之！
平反：中共的自我救赎之途
重读鲍先生十一年前旧文，在第二个「不要」之后，他继续写道：「台湾二二八，白白捂了五十年盖子，到头来还不是得揭开！」
历史总是公正与有耐心的，国民党在坦承「二·二八事件」责任并向受害者道歉之后，再次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中共统治大陆，「三个一切」统统进向了反面。中国大地几乎每天都有一个「微缩版的六四」在发生，「维稳」即广义地「消灭六·四」也成了中共最高当局的重点工作。
然而，中共欲想自新尚有机会，那就是效法国民党平反「二·二八事件」，尽早来平反「六·四事件」。也许我们不能设想平反「六·四事件」是一剂救中共于危亡的灵丹妙药，但是，至少这种举措可以改变其自身的「屠城基因」，从而也大大降低了官民暴力冲突的幅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