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老师哈金2006年4月写《伟大的中国小说》，说：中国文化中缺少伟大的中国长篇小说，没有宏大的意识。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如此伟大的中国小说从未写成，也不会写成。就是《红楼梦》也不可能得到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的认同，至多只是那个时代的小说的最高成就。也就是说，中国作家们必须放弃历史的完结感，必须建立起伟大的小说仍待写成的信念。一个中国作家的一生，应该着力于写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可叹是几十年没有。
这是什么原因？依照哈金的说法，首先是近几十年的中国作家缺少“伟大小说的信念”，因此不能像美国、印度小说那样去排除写作中的万般艰难。当然红中国的作家绝不缺少高谈阔论的豪言壮语，但这并非其“道法”生命的天赋信念。据说，中国当代作家每年都有一千多部长篇小说，但可谈论的作品屈指可数。这些作家一年一部甚至几部，与其说是在创作，不如说是在作文，根本缺乏世界级的作家奈保尔、卡尔维诺、马尔克斯、库切、福克纳等人几十、十几年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厚积薄发，或者说叫十年磨一剑的精心制作和认真修改。中国作家很少这样写作的，无论男女作家都写的很快，据说一个女作家一年之内曾出版了七部长篇，像吃大餐似的挥霍写作激情，笔端流淌出的只是浮躁与苍白。这又是为何？
网络作家洪治纲2010年5月11在《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伟大”？》中说：中国作家写不出伟大作品，首先是缺乏写作训练。哈金论鲁迅小说创作时说，他仅仅七年时间至多是个开端，“不足以全面掌握小说的技艺”。确实，所以鲁迅后来只能写杂文终其一生，他一生都没出一部长篇小说，当然他主要的创作使命不在这里，故而没有做宏大的长篇叙事，落实到细节如何展开，情节如何推动，视角如何处理，对话如何解决等最基本的叙事技能训练娴熟的历史安排。在红中国大学的中文系和鲁迅文学院，都不会给作家这种完整有效的写作训练，教授们也没这能耐。很多作家出身工农兵，喜欢读小说，有些天才，然后试写作，掌握了一两种基本技巧出了中、长篇之后，改变职业和社会地位后，就终身自我重复。
的确，红中国的作家小说创作技巧基本上还处于“技工”层面，很少人达到“工程师”级别，更不用说“高级工程师”的高度了。当然还不止这个问题。
红中国作家写不出伟大作品，其次是缺乏文化储备。长篇小说并非画家般面对模特似的运用技法加涂料就可以了。伟大的长篇小说必须对人性和人生有精妙的体验，对人的存在境遇有文化视角的独特发现。对黄土地上的中国作家，更要求对天道、地理、人文的历史演进有深邃的哲学思考，甚至需要有富饶的宗教情感和基于对天国向往、对地狱畏惧、对生命珍爱之上的审美内蕴。中国当代作家基本上都“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读95%以上是被篡改或歪评了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长大，视人类历史为生产力（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视世界上每个两千年以上存在发展历史的民族的神话传说为幼稚的迷信和荒诞的想像。
红中国长篇小说1979年之前，基于《八卦》、《太极》、《周易》、《河图》、《洛书》里蕴含的五千年（甚至上万年还不止）的天、人、地的三才思维、阴阳五行、九宫六十四卦、《道德经》、《诗经》、《礼纪》、《论语》等典籍所记载所阐述的中国文化，以及从传说到明清时代的历史名人特有、西方没有却一直羡慕的、基于修炼和修养之上的“中国知识和经验”基本断层。像王蒙、蒋子龙、贾平凹、陈忠实、铁凝、卫慧们，仅仅有乡村、市井生活与白话文语文教学和作文训练所留给作家个人的感性经验和生活常识。因此他们的作品基本上就是圈子人群的经验，很难让人们体验到具有思想穿透力的悲悯情怀，更难让六四之后求富的人从中品味到精神的力量。卫慧的身体小说更基本就是女人的呻吟。
红中国作家固然需要“伟大的中国小说”的理念和意向，需要坚实长久的写作训练和中国五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文化储备，更重要的还是要积极参与到解体党文化以落实中华宪政和复兴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在创作活动中，勇敢地将政治人物急功近利甚至思想邪恶的红头文件及其政策排除自己的头脑和创作生命中，超越俄国和西方作家的话语和思维境界，这才是通向“伟大小说”的有效途径。为此红中国作家必须首先去除头脑中各种与暴力和谎言相联系的红色政治，不再急功近利，不再懦弱地以活着即为幸福，勇于和乐于做真正的中国人。
附高行健（法籍华人作家）的《灵山》（诺贝尔文学奖作品）：
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文人的生存现状和心灵轨迹。一个有着道家思想的文人，在躲避政治运动的孤独旅程中，在寻找灵山的路上，遇到的第一个女人就是一个对爱情和生活现状绝望、想自杀的女人。八十年代初期的普通中国人除了顺从命运扭曲麻木地苟活，再不就是自杀，除这两者而外别无选择。他们无法改变自己的职业，无法离开自己的居住地。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他们的工作，甚至连丈夫或妻子都是组织上安排的。党叫干啥就干啥，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所有的人都没有隐私空间，没有个人选择。所有人的眼睛都雪亮地盯着别人。我不可以，你也不可以（今天经济上的处境好些了，但精神上的绝路依然）。《灵山》用散漫的、温婉的、哀伤的、略带抒情的笔触表现了中国道家文人心灵和人性最深层的绝望。世界上有多少读者能够理解这样生活情境中的人，想象这样一种生活中，人无法改变命运的绝望。《灵山》中的红中国的文人对书中的女人说，灵山就在河的那边……当河那边成为河这边的时候，河这边又成了河那边，永远无法抵达......高行健通过这部小说描写了中国文人心灵中的修炼的基业——山——的消失的悲哀：文人在红中国正在成为行尸走肉。
附哈金之《伟大的中国小说》（2006年4月19日搜狐网）
国内作家接受了文学的边缘地位，好像是与世界接轨了，实乃缺乏伟大的中国小说的结果。美国因为有伟大的美国小说这个概念，从来就没有被边缘化过。常常有年轻人辞掉工作，回家去写。甚至编辑也有能编辑伟大的美国小说的梦想。
早在1868年, J.W. Deforest 就给伟大的美国小说下了定义：“一个描述美国生活的长篇小说，它的描绘如此广阔、真实、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美国人都不得不承认它似乎再现了自己所知道的某些东西”……这个定义……有极大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因为不可能有一部让每一个人都能接受的书。这种理想主义推动着美国作家去创作伟大的作品。……使他们清楚努力的方向。美国每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后面都有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影子，例如《汤姆叔叔的小屋》、《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白鲸》、《大街》、《愤怒的葡萄》、《奥吉-马奇历险记》等巨著都是如此。……
印度小说也如此。Salman Rushideie在1981年发表《午夜的孩子》；1989年， Shashi Tharoor写了一本就叫做《伟大的印度小说》的长篇。Vikram Seth1993年写《合适的男孩》； Rohinton Mistry 1996年出版《恰好的平衡》。……这些大作都渊源于伟大的印度小说的这种宏大的意识，作家多年身居国外。
目前中国文化中缺少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没有宏大的意识…… 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按照我下的定义，伟大的中国小说从未写成，也不会写成。就是《红楼梦》也不可能得到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的认同，至多只是那个时代的小说的最高成就。……鲁迅认真地写小说只写了七年，至多只不过是个开端，都不足以全面掌握小说的技艺。如果鲁迅当时怀有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意识，他就会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写小说，给我们留下比那些杂文更有意义的伟大作品。张爱玲在自己汉语创作高峰时期改用英语写小说，夭折了自己的才华。如果鲁迅和张爱玲有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意识，清楚目标，就不会有这种失误。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意识形成后，作家们会不再被时髦所迷惑，会把眼光放在真正伟大的作品上，会将世界文学中的巨人做为自己的导师或对手。……一旦你决心写伟大的小说，你就会自然地寻找属于自己的伟大的传统，这时你的眼光和标准就不一样了，就不会把心思放在眼下的区区小利和雕虫小技上。不管人在哪里，只要写出接近于伟大的中国小说的作品，你就是中华民族的主要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