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泽老先生晚年说：“我们这些老人的存在(指倾向政治改革的老人们)，给年轻人以希望，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希望。”老先生直接说，“没有希望。你们眼中的希望，是因为看到我们这些老头子还活着，所以你们有幻想。但连我们自己都不抱幻想。”这相当于最后之政治遗嘱。临终前，有人让朱厚泽在对时局交代一些话，朱厚泽转身过去:对改革已经无话可说了。
仅仅标志老先生是开明改革派，未免是门缝里面瞧人，小瞧了。其身上所代表的张力，远远超出改革意识形态，他是一个从民国穿越到1949年之后历史的穿越者。当然可以说，改革时代所承载的不仅仅是改革，而且是民国至今的立宪使命。可是如今看来，也正如老先生所绝望的那样，没有希望。
老先生晚年的绝望，表明他已经穿越到后改革时代，我认为就是回归民国。也就是有一种根本性尺度：1949年是一次本不应该有的错误，应该在摇篮中掐死的错误。改革具有逆向回归于民国的性质。改革三十年与民国至今的现代化历史，具有同构性。都是从政治总体性下降到道德审美，然后到工业社会的。不同的是改革三十年起点的政治总体性，是道德性的，而民国的是法律性的。老先生坚持政治问题的法律解决，与回归民国相通。
从带着民主自由的理想参加中共革命到晚年，老先生一路穿越，总是试图免于自己沉沦于肮脏的1949之后的历史，力图挣脱历史的必然性。
老先生的“三宽部长”美誉最为出名。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老先生1985年7月受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赏识，被提升为中央宣传部长，并晋身中央委员。老先生在掌管中宣部期间，提出著名的“三宽论”，力主“宽松、宽厚、宽容”的社会环境，减少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呼吁不要以行政干预文艺创作，营建了中共建政以后少的有一段思想开放的时期。
然而这已经是遥远的“史前史”了。有内地网民形容，老先生的逝世，是一个时代的消逝，80年代亦成遥远的绝响。
88年转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第一书记。老先生在总工会任内提出中国工会应借鉴波兰团结工会的经验，走独立自主之路，这是与东欧转型经验的接轨。在89年六四民运期间大力支持学运，反对镇压，也因此下台退休。是否支持六四是这一代人非常重要的试金石。
继胡耀邦赵紫阳之后，老先生是一个体制内开明的象征人物。而且朱厚泽睿智、纯净、简要，清晰，就像他的遗照给人的印象。胡耀邦有一个谈话，其中一条是：“我辞职对于自己没有什么，主要是对不起朱厚泽。因为朱厚泽是可以当总书记的一个人。我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总书记。” 虽然候补过总书记，当我见到老先生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内心移民了，与中共做了精神上的断绝。不管是为人，还是文章，都没有看到他内心有与最高领导人失之交臂的遗憾与怨气。
老先生进入了公民社会，并且在此安居。他长期坚持民间调研，经常四出考察，参加各种研讨会，提出改革建议，近年来发表许多论述民主和反思的文章。2003年修改宪法，他参加了青岛修宪会议，提出权“为民所授”，遭到其后背的嫉恨。
今年病重住院后，更提出对“中国模式”的根本性质疑，敦促研究“中国道路”的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及剥削农民和农民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经济模式能否可持续发展。2009年10月31日的一次较为大型的朋友聚会上，在讲话中特别谈到北京大学一个姓潘维的海归教授，所提出的所谓中国模式自欺欺人的危害性。
2003年我在他家见过一面。当时我在新京报评论部工作。我经过王德邦的联系，与王德邦一起到了他家，并且送了一份新京报创刊号给他。老先生说，外电评价说新京报是新党报，瞭望东方周刊是新党刊。他简约说了在危险时代坚持真理的往事。摄影很好，拍的峨眉山佛光相片很好。
他还在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2006年年会暨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说，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一个年轻人叫陈永苗，他提了个问题，现在改革的公式已经破灭了，能不能重新恢复？需不需要重新恢复？这篇文章比秦晖那篇长，这篇文章提的问题，就是我们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和平的改革，和平的转变。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但是能不能做到，可不可能做到，他提了当前社会的若干问题。这篇文章很值得我们注意，因为我们当前希望的这个和谐社会，我们希望的和平改革和转变，能不能实现，这个家伙不是没有问题的，最近这些年这个问题闹的很多，各地不安定的问题闹得很多，这些问题给我们提出一个究竟能不能实现和平转变？怎么才能实现和平转变，不走上那个造反对抗的道路上去。”
我从来见过民国一代否定五四，二者之间有着自明的亲缘关系，有这扎根性。而建政之后出生的，对五四的认识，基于中共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受挫折的体验，就有了一部分人否定五四的保守潮流。简单而言，五四是他们受挫折经验表达的道具，丧失了亲缘关系与扎根性。
民国一代还健在，实在是一种幸运。他们是民国记忆的承载者，尽管被边缘化，但是可以存在于公民社会当中。但是再过一二十年，这一些老先生一一故去，民国传统在大陆就危险了。更大的危险在于建政之后出生的靠近官方的知识分子。
从民国穿越而来，缔造或者参与缔造1949政制的宪政主义者，就有一种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甚至高出的位势，他们不会被自己的产品，所震慑住，灵魂上屈服，不会觉得1949年政制，有多么崇高而不可打破，没有内心的颤栗。这与1949年之后出生的知识分子相比，有着不可比拟的心理优势，1949年之后出生的知识分子很大部分被1949政制所决定，所圈养，所拘役，灵魂深处敬畏1949政制，丝毫不会真正嘲笑胡风的“时间开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里面，没有一个字还可以看得见。“中华”已经到了台湾，“人民”成了被统治的对象，“共和”像和恐龙一样，国已经成为党的影子。能看得见，只有本来在下面的一个中共。在古龙的小说中，武林侏儒逍遥侯出自变态心理而建了玩偶山庄。逍遥侯完全仿照自己的庄园，造了一座精致的玩偶房屋，先故意让人观看一遍，然后把人迷倒，送到庄园上去。来人醒后便会不由自主产生种种错觉，以为自己也被魔法缩小，变成了玩偶人，生活在玩偶房屋中，因此而丧失生活的信心而自甘沉沦。逍遥侯借此来戏弄、折磨天下武林高手。1949年之后大概就是如此。
我们觉得与1949年政制格格不入，觉得与民国才有内在的联系。我的《五四运动中的祖父孙三代人——献给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中提到，五四青年学生，与爷爷之间更加亲密，与师父之间有着对抗和鸿沟。对于孙辈而言，祖辈是传统活生生的媒介。孙辈能洞见祖辈交给他们的东西。后五四的人或五四之子是没有祖父的。我们这一些人是站在断裂之后的，没有了祖父作为活生生的中介。我们与民国先贤共命运，他们是我们的祖父，我们是他们的孙子。我们和他们，是历史中伙伴关系，他们在坟墓中和我们共同呼吸。
我们与五四青年学生的重合，说明这是急迫变轨的时代，尤其是对改革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