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死后，商鞅被处以车裂，族人被诛。此为明末刻本《新列国志》插图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姬姓，卫氏，全名为卫鞅。因卫鞅本为卫国公族之后，故又称公孙鞅。后被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为什么秦孝公死后，商鞅会被车裂灭族呢？为什么这个富国强民的功臣惨死，没有人同情（“秦人不怜”）他呢？前人的总结可见民心向背。
极端功利主义，断送长远之道
与孔子不同，孔子推行自己的仁道，即使不被重视也不改原则。所谓，明知不可为而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而商鞅是极端功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公元前361年，商鞅入秦，仅仅29岁，而发布“求贤令”的秦孝公才22岁，刚刚登基为王。
据《史记》司马迁讲，商鞅第一次去见秦孝公，他试探性地从三皇五帝讲起，还没说完，秦孝公已经打起了瞌睡。事后，秦孝公怒斥景监：“你推荐的什么朋友，就知道夸夸其谈。”商鞅反而高兴了：“原来秦公的志向不在帝道。”第二次见面，他又从王道仁义讲起，秦孝公的兴致比前一次好点了，但还是觉得不着边际，哈欠连天。商鞅更高兴了：“秦公志不在王道。”
有了前两次的试探，商鞅第三次去见秦孝公，又用“霸道”来试探秦孝公；秦孝公很感兴趣，激动地握住商鞅的手：“请先生教我。”
商鞅能一再受到秦孝公召见，走的是秦孝公宠幸的阉臣景监的后门。在三次接见中，商鞅终于发现秦孝公对霸道的兴趣。他对景监说，下次再接受召见，一定要跟秦孝公好好讲讲霸道。果然，商鞅第四次去见秦孝公，两人谈得非常投机，一连谈了好几天。后来，景监问商鞅是怎样打动秦孝公的。商鞅说，帝道和王道的实现，需要很长久的时间，秦孝公等不及；这一次讲可以速效的“强国之术”，很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秦国从此不会有殷、周那样的成就了。
商鞅知道即使秦国变法强大，后世必然不复殷周的文明成就，因为霸道非古代先贤留下的正道。先贤重视道德教化，而商鞅崇尚暴力威化，辣手治国。这也是迎合秦孝公的心，杀鸡取卵之举。
立法轻罪重刑 人民胆战心惊
商鞅为人刻薄少恩，对敢于反对自己的人，商鞅是一概予以残酷打击而决不手软的。
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很深入的刻画:变法初期，给新法提意见的人很多，商鞅竟借口太子触犯新法，让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代为受过，一个处以刖刑(砍脚)，一个处以黥刑(在脸上刻字涂墨)，于是“秦人皆趋令”，再也不敢批评新法；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十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一些原来批评变法的人，又改口说变法的好话，等于是向商鞅认错，商鞅却趁机大做文章，将这些“乱化之民”全部发配远方，从此秦“民莫敢议令”；几年以后，商鞅又以公子虔触犯新法为由，将他处以劓刑(割掉鼻子)。
刻薄少恩的品性，如果仅仅表现在一般执政者身上，为害不会久远，人去政息而已。但作为主持秦国变法的人物，商鞅的刻薄少恩，已非常深刻地体现于他所制定的法令中。商鞅立法的基本原则是轻罪重刑，连 “弃灰于道者”都要处以黥刑，其理由就是“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而实际的情况，则是“网密而刑虐”。
唯利是图 无情无义
出于极端的功利主义，商鞅可以出卖信义，无所不用其极。打着友谊的幌子全歼魏国军队。
按照商鞅在秦国实行的变法，奖励军功是非常主要的内容；爵位、田宅的封赏，主要是根据军功授予的。于是，商鞅说动秦孝公，让他亲自带兵去攻打魏国。而为了确保在战争中取胜，商鞅竟利用自己与魏国将军公子卬的友谊，写信欺骗公子卬，说不忍心与朋友相见于战场，希望双方媾和，高兴地饮酒罢兵，使秦魏两国得以相安。
这个公子卬，居然就轻信了商鞅的“友谊”，前往商鞅军中签署和约，却无论如何想不到就此成了商鞅的俘虏，所率领的军队也在全无防备之中被秦军偷袭全歼。经此一战，魏国空虚，不堪再战，只好把整个河西的土地都割让给了秦国。靠着这样得来的战功，商鞅连升四级，一举获得了最高爵位(彻侯)，并得到商、于之地的十五个邑的封赏，从此号称“商君”。
国家成战争机器 秦人嗜杀
商鞅变法，先后分两次进行。要实现三个基本目标:一、发展农业；二、扩张军事力量；三、强化君主权力。主要内容为建立邻里连坐、兄弟析产分居、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重农抑商、建立县制、鼓励垦荒、平均赋税、统一度量衡等制度。
然而，就变法的主导倾向而言，商鞅是要通过奖励军功，建立一个以军功等级制为基础的社会，并将鼓励战争杀戮彻底制度化，推崇暴力，“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将整个国家改造成一部战争机器。
后来有人以秦国 “与戎狄同俗”， 谓秦人有“虎狼之心”，来说明秦人从来都具有嗜杀的本性；事实却与此相反。
《左传》上说，秦穆公在位时，有一年，晋国发生大饥荒，晋惠公向秦国请求粮食支援。对于晋惠公，秦国是不喜欢的。当年，晋惠公在秦国的支持下继任晋国国君，却立即与秦国翻脸，自食其将晋国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的诺言。对此，秦穆公深恨不已。但秦穆公认为，晋国百姓是无辜的，还是应该给予粮食援助。然而，对于秦国的以德报怨，晋惠公却毫无感激之心。第二年，秦国也发生饥荒，向晋惠公请求粮援，晋惠公却趁机率军攻打秦国。不得已，秦穆公哀兵出征，击败并俘获了晋惠公，但最终还是释放了他。秦穆公的一再以德报怨，足以证明秦国曾经颇有仁义古风。而称秦国为“虎狼之国”，其实都是商鞅变法以后的事情。
变法败坏传统 变出功利社会
商鞅的霸道与被尊崇的帝道和王道都不同，为了排除干扰，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然而，他开创的“燔诗书”的高压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可以说，商鞅是那个时期的反传统先锋。
商鞅变法虽然改变古法，制定秦律，容易在短期内奏效，但国家政令的贯彻实行，仅仰仗予富予贫、予贵予贱以及施用严刑峻法的权力，人民的守法就只能是出于恐惧和贪欲，就会“免而无耻”，趋向功利。而连坐制度开了株连的先河，人民由宽容忍让而变得互相监督，因恐惧连坐而互相揭发，也极大败坏了淳朴的与人为善的民风。人生活在恐惧之中，即使仓廪实，也难祥和快乐。
赵良论商鞅必亡
直到今天，商鞅的连坐制度还延续在这个国度阴魂不散。所以就难怪，商鞅能被一些人看作了不起的改革家了。是商鞅真的见解高明，跨越古今吗？我看，不一定。只是古代的圣贤之士不愿意放弃王道，因而弃霸道不用而已。高明的人自然能看出霸道的危害，而有信仰的人绝不会采取急功近利之举。与商鞅同时期的大臣赵良就预见到商鞅的下场。
商鞅
商鞅在秦国任宰相十年，权焰熏天，志得意满时，赵良却跟他说了这么一番话：
“你靠巴结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才得以亲近秦孝公，飞黄腾达。这不是成名的正道。”
“你治理国家却对百姓漠不关心，光顾着大建豪华的宫殿城阙。这些工程算不上政绩。”
“你利用法律手段来排斥异己，对政敌你可以割掉太子老师公子虔的鼻子，对平民百姓你随意用严刑酷法予以残害。这不是执法，只会积累怨恨酿成大祸。”
“传统道德对百姓的感化比官府的恐吓命令更能深入人心，下民效仿上官的清廉正直比遵循上官的三令五申更为迅速。现在你排斥传统道德，用权力来强行灌输所谓的先进文化，这谈不上教化百姓。”
“你又称孤道寡，炫耀权势，天天把秦国的贵公子投入监狱，无礼地欺凌他们。诗经说：‘老鼠都举止得体，这人却蛮横无礼，既然蛮横无礼，何不赶快断气。’根据诗经来看，这不是平安长寿的做法。”
“公子虔被割掉鼻子后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了，你不但不知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杀掉杜欢，在公孙贾脸上刺字。诗经说：'得人心者上台，失人心者垮台。'这几桩事，不是得人心的举措。”
“你出行的时候，后面随从着几十辆车子，车子上载满全副武装的士兵，有身材魁梧的大力士陪着你坐车做贴身保镖，车子旁边还有手持矛戟的徒步卫士飞奔护送。这几样东西只要少了一样，你就坚决不出门。书上写着：‘仰仗道德的人走向昌盛，仰仗暴力的人走向灭亡。’你现在处境危险的就象早上的露珠受阳光照耀一样，还想延年益寿吗？”
“你为何不放弃权力，归还十五座封邑，到乡下去浇灌菜园，劝说秦王多做好事：提拔被埋没的贤能、赡养老人、抚恤孤儿、尊敬长辈、礼遇功臣、尊崇有德之士？这样可以使你稍微安全一点。”
“难道你还要贪图既得利益，要垄断所谓教化，要积蓄百姓怨恨吗？一旦秦孝公死后，秦国难道真的不会逮捕你吗？可以坐等灭亡的来到了！”
商鞅哪里听的进盛世危言，依旧我行我素。
商鞅死于自定的法律
五个月后，秦孝公死去，太子即位，太子老师公子虔告发商鞅意欲谋反，秦惠王下令派人逮捕商鞅。商鞅本是魏国人，就潜逃到边境，天黑了想在旅馆里住下。旅馆老板拒绝他说：“对不起，商鞅定下了法律，入住客人没有身份证明，要连旅馆老板一起治罪。”
商鞅这才哀叹道：“天啊，苛法的害处竟然厉害到这种程度！”他不敢住店，连夜逃到魏国。然而魏国因为他曾经背信弃义，又是秦国的通缉要犯，拒绝接纳他。商鞅逃回自己的封邑，纠集一帮人马进攻秦惠王。秦惠王调动大兵讨伐，将商鞅兵击破。商鞅又向东逃亡，路上被擒获杀死。秦王对大臣说：“各位不要象商鞅一样造反！”下令将商鞅尸体车裂，商鞅家族灭族。
一家之言评商鞅
赵良对商鞅的论述可谓一语中的，历来治国者如果能引以为戒就会避免商鞅的下场。
维护商鞅的人把秦国强大后统一了中国的功劳归于商鞅变法，那么秦国的火速灭亡是不是也是商鞅变法的恶果？秦地在商鞅变法后改变的民风，造就了秦始皇的治国取向，秦朝的律法难道不是继承了商鞅的遗风吗？如果说汉朝继承了秦的传统，没有商鞅可能就没有秦汉，那更是无稽之谈。没有商鞅，周代诗书礼乐八百秋，创造了华夏文明的人文时代。如果没有商鞅，那么可能会出现另一个王道国家统一中国也未可知。
历史不能重演，商鞅变法的恶果是不能以秦国的暂时强大来抵消的，这类似希特勒执政时德国强大，而后人耻于谈希特勒的治国功绩一样；也如同今日国家的发展以牺牲后世子孙的生存环境为代价。商鞅式的强国之法趋人步入功利追逐，必然导致日后的治理危机，社会不和谐，而崩溃之日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