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半个”是本人亲自指挥下消灭的，可惜没遇到“柳宗元”，否则写个“点五寄传”，当可扬名于教材。
红卫兵被消灭了多少，至今尚无统计，可能也难以统计，但消灭的方式，不外乎三类：自相残杀、被老百姓干掉、“自绝于党和人民”。今天讲述的属于第二类。
不知哪一年开始，俺们这里突然平空来了许许多多的红卫兵，全部穿着绿军装，来了之后先是“白手起家”做房子，然后是到处开荒种茶。后者大约是落实毛泽东“山坡上多种茶”的重要指示。
最初红卫兵是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因为它们专做好事、不做坏事。记得俺村周边的红卫兵建基地时，村里曾多次组织群众为它们送去木材。大约一两年后，红卫兵开始迅速变质，与驻地群众的关系也由“军民一家亲”上升为“人民内部矛盾”。
今天分析，红卫兵的这种转型其实也在情理之中。从大城市“空降”到边远农村后，小将们的革命热情必然因为新环境与它们想像中的落差而与时俱退，所谓“农村大有作为”也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机械体力劳动。人的情绪总是需要宣泄的，当红卫兵们的情绪变得不稳定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基地组织周边的老百姓。
现在的青年当然不可知道，当年农村种什么不种什么也是严格计划的。俺村因为靠近城区，被勒令专种蔬菜，这样的村子叫“蔬菜队”或“菜业队”。那年月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蔬菜也是其中有钱买不到的东西之一，因此俺村很快成为红卫兵们攻城略地的重灾区。
先是偷鸡摸狗，引发了不少群众的热议。接下来是偷菜，队里的菜地全部是它们的“开心农场”，这让群众很愤怒，因为这是群众的口粮来源。为实现“用蔬菜换口粮”的指令计划，“蔬菜队”是严禁种粮食的。有些红卫兵还喜欢深入农村找花姑娘，“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决不是个传说，这也叫贫下中农们很生气。
红卫兵就这样渐渐地成为了当地民众眼中的过街老鼠，一如今天网络上的左愤。事件的导火线则缘于一次红卫兵的报复行动。
“蔬菜队”不仅种蔬菜，也种水果，如西瓜、金瓜等，这玩艺儿特别令红卫兵眼红。每到夏天，各基地的红卫兵都对俺村的水果蠢蠢欲动。红卫兵们往往等不得瓜果成熟就开始偷摘，有时为了验证西瓜是否长熟，它们竟然一路砸过去。于是队里开始派人值守，以防盗窃。白天还好办，晚上红卫兵总是有组织而来，一、两个值班的社员要么不敢吱声，要么被它们拳脚教育。
有一次，一红卫兵从俺村经过，被群众认出是偷瓜贼中的一员，结果当场被三名青年社员痛打了一顿。没想到第二天，该红卫兵组织了一支还乡团进村报复。在一个屋落找到了其中两位事主，进行了暴打。时值夏天，其鲜血流满全身的情景我至今仍然记得，那时俺还不大，尚属于围观的不明真像的群众。红卫兵离开时扬言：明天将对另一事主进行报复。
那时的村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人，俺村总共就三四百来人，共分三个屋落（现在叫村民小组）。当晚生产队开了大会，研究决定第二天全队男性壮劳力集中到那个屋落应战。
本来各家的孩子大多关在房子里，但大人们出工后，我们也很快溜了出来，飞快地跑去观战。快到中午的时候，昨天的“还乡团”果然前来，前面带队的全部穿着当时最流行的白衣白裤，后来的喽罗则大半穿着军装，队伍很庞大。
俺村的年青人毫不示弱的迎了上去，双方先是论战，然后是双方的领导抖狠，接下来是单搏，最后是互殴。毛泽东思想武装的红卫兵很快占了上风，俺村的人开始且战且退，就是这时，事先埋伏好的民兵端出了几杆土铳，砰砰两声铳响后，冲在前面的红卫兵倒下了一大片，后面的看到架势不对，赶紧拖着它们的伤兵败将撤退了。
后来听说，那天共打死了俩红卫兵。为防止红卫兵再次报复，村里还组织了巡逻队，相约鸣锣为号，昼夜巡查。但什么也没有发生，也就渐渐松懈了。
俺消灭的那半个红卫兵则纯属意外事故。我们这里家家有猎枪，上山打鸟是我们儿时的主要乐趣来源之一。一天几个小伙伴上山打鸟，忽然遇到了一男一女俩红卫兵在山上“野合”，小伙伴们问我怎么办？我说打！然后他们对着那个男的就是一铳，结果可想而知，那家伙当场倒在血泊之中。
这个红卫兵的父亲在当年的武汉是个大官，它连夜派来一辆黑色小轿车——老百姓称之为“黑乌龟”——把它接到武汉去治疗，后来活下来了。这并非它的命大，因为大人不允许我们用铁子弹，所以土铳里安放的是炒熟的绿豆，这应该是主因。
也许有人忍不住想问：打了之后怎么办？打了就白打了吗？有这类想法的人，都是没有经过文革洗礼的人。文革时乡镇一级根本就没有派出所之类的机构，每个乡就一个特派员。那家伙曾骑自行车到俺村调查，听完前因后果后连说“打得好”，大吃猛喝后回乡里去了，从此再无下文。十年文革又叫“十年浩劫”，并非恶意抹黑。作为过来人，至今，一看到殃视把文革岁月描述成“留金岁月”，就头疼，就来气：这不是明摆着将今天的左愤往火炕里推吗？
旅游兴起来后，很多当年的红卫兵还不时来到它们当年奋斗的地方怀旧，嗅觉灵敏的人很快找到几处残留下来的茶场遗址，办起了“知青茶庄”，据说生意还很火爆，俺只是听说，没有去过。俺不屑于与红卫兵为伍，不管老的还是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