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4月28日问世的《记忆》第47期，刊首为“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编者特别说明，专辑旨在求索两个历史事件的真相，其一是1966年8月5日卞仲耘之死，其二是8月18日宋彬彬上天安门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专辑收录了宋彬彬、刘进等人的解释，却没有受难者家属和证人的文字。按照编者说明，接下去是四中专辑。这一辑就给两个历史事件定了性：宋彬彬们不但与卞氏之死毫无干系，而且是抢救卞氏的义人。另一个袖章事件是光明日报某记者杜撰的，宋氏是受害者。
就算《记忆》是个人博克，可以谢绝别人发言，但它没有为历史定性的权力，定了，也算不得数。就此而言，我无须与之讨论。现在我要强调的是，当今世界，谁也没有迫害他人的权力。偏偏与文革有关的专辑打着索求历史真相的招牌迫害人，让人刮目。
受迫害人林莽，1917年生，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著名作家，1950年任中央戏剧学院教授，1952因与胡风相识，坐牢一年。出狱后降职到北京师大女附中任语文教师。1957年被划为极右派，剥夺了创作自由。文革期间，受到残酷迫害，并亲眼见证了卞仲耘之死全过程。在胡杰电影《我虽死去》里，林莽先生是女附中唯一站出来为卞仲耘之死作证的人。为一个当年主持把他划为右派的共产党干部作证，林先生展示的不仅是超人的勇气，还有人性的光辉。
两年前，我给《我虽死去》写影评《为历史作证》时，一位原女附中的学生寄来了2006年采访林先生笔录。拙文引用了笔录中有关林先生受红卫兵迫害的新证词：
“近日获悉，林先生是在宋彬彬两次提审他之后做出自杀决定的。第一次提审，宋让他交代少年空军学校的事，旁边站着一个1米8多的粗壮男生，当胸重重给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躺了半天起不来。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与历史老师朱学希一起被宋彬彬提审，宋彬彬坐着，让他们跪着，旁边站着几个女红卫兵。红卫兵们用皮带抽他们，林先生挨了打，朱老师被抽得更厉害。那天夜里林莽决定与母亲一起触电自杀。他至今清楚记得，宋彬彬与众不同，两次都没穿红卫兵军服，而是绸衬衫和裙子，弱女子的身材。林莽先生92岁了，对生命中最残酷的一幕记忆尤新，同时被殴打的朱学希老师也还在世。”拙文评论：“私设公堂的宋彬彬没有动手打人，她只是坐着审讯她的老师，罚他们给她下跪，对老师动拳头、抡皮带的都是站在她身边的打手。胡志涛老师的肋骨不是宋彬彬打折的，卞校长和后来遇难的几位女附中老师以及北京市和全国的死难老师和同学，没有一个是宋彬彬亲手打死的，但是给"要武"的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是宋彬彬，而且她至今视为无上光荣。可以辩论红卫兵袖章是不是血染红的，但是死在红卫兵手下的无数有血有肉的生命是不争的事实。”
《记忆》专辑中有一篇冯敬兰女士主持并执笔的座谈记录，参加者有宋彬彬、刘进、于羚、叶维丽。冯女士本人也参加了讨论，对林莽先生发难：“前年我看到王容芬女士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了原师大女附中老师林莽（又名陈洪涛）讲的一件事：文革中宋彬彬穿着绸衬衫、花裙子，身旁站着高大的男生，提审他和一位历史老师。他遭到了那个大个男生和几个女红卫兵的毒打。那天夜里他决定和母亲一起触电自杀，但没死成。林莽的这一说法完全是张冠李戴。那位历史老师证实，林莽讲的事情发生在1968年下半年工宣队进校后“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当时66届学生基本离校，部分就业，大部下乡插队。学校恢复招生，就近入学，才有了男生。事实上，该历史老师也并没有和林莽一起被提审过，林先生更不可能见过宋彬彬——那时候，宋彬彬已被“四人帮”的亲信软禁在沈阳。可见，王容芬的文章中所写的宋彬彬也是关于她的传说之一。”
冯敬兰女士把林先生讲的两次提审改成一件事，把林先生说的深色裙子改成花裙子，称林先生“不可能见过宋彬彬”。
为此，我向2006年采访林先生的友人求证。她说，林先生2008年又给王友琴女士讲了一遍，与2006年的讲述完全一致。这个证言两年前经我传出后，林先生受到许多恶言恶语，包括网上围攻。这位友人很悲愤，认为“历史的叙述变形了。大家可以说这段的真实细节，但不是这样的说法，这简直是不顾受难者的伤痛……他不计较卞当政的时候给自己划了极右，一家遭遇了人间惨剧，他仍然做电影里红卫兵暴行的证人，担当的已经够了……现在才跳出来写作的这一群，他们为的是与道义毫无关系的目的，我为她们羞耻。她们绕过了最要紧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泪。”
一位94岁的老人，为讲真话受了一辈子迫害，如今仍坚持讲真话，甚至为迫害过他的人讲真话，却要为了讲真话继续受迫害。党国几代人欠林莽先生一代前辈何止一个道歉，迫害何时才到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