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有关遇罗克的生平介绍中，都提到过他父亲遇崇基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事。但涉及打成右派的原因，即便他家人的回忆都含含糊糊。在2009年出版的遇罗锦的《一个大童话：我在中国的四十年（1946-1986）》中说：“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毛泽东号召人民给党提意见、报刊上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人们先是不相信、不敢说；无奈从中央到居民街道的每一个‘党支部’——那密如蛛网的机构，党支部书记和积极党员们一反常态，几乎是跪下求每个人说出心里话。在报纸上发表了章乃器、章伯钧、储安平……诸多学术界、科学界名人的畅所欲言之后，爸爸终于沉不住气了。他写了一篇《这是为什么》，将他积压已久的肺腑之言，出于希望中国共产党改正错误之愿，在水利电力部贴出了大字报……而父亲那篇文章已构成 ‘极右’”。在遇罗文2000年的回忆录《我家》里，更是语焉不详：“1957年，父亲设计的竹筋楼建成并被评为‘有贡献的工程师’。没多久，就因为反对 ‘小汇报’制度，并说了一句‘人与人，冷冰冰’，被打成‘极右’的右派，送去劳动教养。”兄妹俩的回忆在父亲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上是不清楚的，甚至是有一些矛盾的：比如是否贴出大字报？是否有相应的右派言论？
在编撰《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过程中，我有幸发现了遇罗克父亲遇崇基的当年的右派定案材料。这份由电力工业部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7月内部出版的右派定案材料集题名为《想一想，对不对》，有关右派分子、电力部北京基建局技术处工程师遇崇基的材料全文如下： 遇崇基说：对章（伯钧）的问题应公公道道看：如他真有组织、有企图的话，那就证明中央太官僚了：如果他真跟共产党走，那报纸上这种批评就太冤他了。我们不愿的事，不要加在别人身上。当然，对两章的批判，如果作为一种手段，达到另一种目的，也未尝不可。
从章伯钧的发言，看不出反对党的领导，并且他也说要跟着党走，从什么地方证明他反党？批评的再尖锐，只要是善意的，就是好的，恶意的就是坏的。不能随便下断语，因为你没有钻到别人的肚子里去看看。
他说：储安平说党天下的问题，说成宗派主义不好吗？我想这些问题亦不是就说清一色。当然，党天下这种说法，我不同意，但所举的例子不能说不是事实。
他说：储安平能否算反革命？很难说。但是人民日报的社论，我们觉得是不怎么样，这是不是党中央的意见？我还不大相信党让这样做，也许是编辑下的标题。
人民日报标题“工人起而应战，”这好像是打起来了。总的说我认为不好。
他说： “我局正气下降，邪气上升，那些能吹拍、没良心、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人都上去了。他们是‘死求百赖’地靠近党的人。那些真正为国家尽忠诚（我是为国家尽忠诚，我们无党派的就是为国家而工作，而不是为哪个党工作）的人看不惯那种邪气。”“每次运动都要新生一批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在运动后都会受到领导的重视和提拔，我想这次整风亦不例外，如现在报纸上说明那些是靠近党的，那些是与党有隔阂的，分的界限很清楚，这是很好的，为了自己的好处，往这方面钻有何不可呢”？
从这份官方的定案材料来看，把遇崇基打成极右派的原因并不是什么“大字报”，也不是什么无关痛痒的“反对‘小汇报’制度”的言论，而是他公开地对被毛泽东点名批判的章伯钧、储安平等大右派表示欣赏和同情，对“引蛇出洞”的反右斗争表示不满。尤其是他在一片大批判的甚嚣尘上之中对储安平的“党天下”论仍深以为然，而对中共在《人民日报》上玩弄的“工人起而应战”的把戏又颇不以为然，这在当时确实是要有相当的胆识的—— 难怪他要被打成“极右派”、并送去劳教了。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一个右派父亲的当年的“右派罪行”被子女在回忆中混淆，而是在于事情发生在遇罗克这样几乎每一个成员都受尽了中共迫害的家庭。毫无疑问，无论是遇罗锦还是遇罗文，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想揭示历史真相、拒绝遗忘，但是反右运动时他们还只有六七岁的无法记事的年龄。对父母来说，被打成“右派”在几十年的蹉跎岁月里，哪怕几分钟的回忆都是一件使人有揪心之痛的事。以后，这一家庭又一直在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劫难之中，父母根本无法和子女交流他们被打成右派的真相。即便在文革结束、右派改正以后，当局有关当年反右运动的档案仍然是国家机密，无论“右派分子”本人和他们的子女都是无法查阅的；他们只能从平时父母的片言只语去理解他们被打成“极右派”的原因。这样，哪怕是对于那些受专制制度迫害最深、又同时最想保存历史记忆的人们来说，仍有可能不自觉地混淆和遗忘了最重要的历史真相。
自然，这三份历史资料只是成千上万份反右运动原始档案的沧海一粟。但借一斑以窥全豹，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保存历史资料和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的紧密依存关系。
转载于《中国人权双周刊》,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417
摘自宋永毅文章
【附: 遇罗锦给宋永毅的信】
永毅: 你好!
我没有你的信箱, 先把信写在这里, 然后再托人转给你吧.
你关于哥哥的文章和你的著作(我还没全都读遍, 还会经常读), 已经够令我钦佩的了; 所以我主动地在博克上给你的文集做了链接, 并把你的那些掷地有声的话, 摘录后, 作为给哥哥的献词了.
今去”中国人权双周刊”流览, 偶然读到你这篇文章, 急忙把有关父亲的这部分下载保存了.
你说的对, 我和罗文的回忆都是含含糊糊. 过去我问过父亲和母亲:”您是因为什么被划为右派的?” 可惜, 父母都含含糊糊的, 他们就是不爱讲. 多年后我又问过父亲一次, 他就说了写过一篇大字报的事(如”一个大童话”里所写), 他就吭吭哧哧地说了那么一点, 也不想多讲. 他们自己不爱回忆, 也并不希望我们去记下来. 这种心理, 非常象我的两个弟弟对待他们的儿女___ 他们的儿女到今天都远离过去, 远离政治, 远离回忆. 因为他们从小, 父母就是这样希望于他们的. 正如你的文章所说: 记忆断层, 首先是因为父母对儿女故意的不提及.
当时, 父亲并未说出你见到的那些材料的内容. 尤其父亲是个极为沉默寡言的人, 家里家外, 他几乎从不与谁聊天或高谈阔论. 在我眼里, 他要么坐在写字台前看专业资料(有工作时), 要么就是嘴里老叼着冒着烟的烟斗一句话也不说(没工作时). 我想, 他对哥哥和”边虹”的话一定最多, 可惜我们又听不到. 他和我唯一的一次聊天, 就是书里写的, 在河北农村土屋里的那个晚上.
1957年, 在党委给每个右派定罪时, 往往直接罗列罪状, 档案里并不提是否贴过大字报或小字报的事(如对我的先夫右派份子吴范军也是), 因为当初写大字报小字报的人太多了, 这做法太平常了, 又是当初党委鼓励大家去做的, 所以贴不贴大小字报的事就不提, 只是直接罗列你的罪状. 甚至很多罪状, 是党委硬添上去的, 是积极份子瞎胡检举时, 他们的话就成了铁板定钉的事实, 并不见得本人真说过. 所以, 我母亲只对我说过:”我讲过什么呀? 咱什么也没讲啊. 不就是给那叫张焕尧的划为右派, 我只说了一句:’是否再考虑考虑’, 咱就成了右派啦.”
有多少人连半句话也没讲, 党委为了完成指标, 也必须划为右派的, 但他(她)的档案绝对不是空白的. 不少人的回忆文章都写过这类事实. 甚至最近老骥的回忆里写(见”自由圣火”): 二十几年之后, 经过公安鉴定, 他的主要”右派言论罪状”, 竟是顶头上司金键的冒充签名笔迹之”杰作”!
永毅, 假如你能见到我母亲被划为右派的材料的话(应当是在”北京市工商联”的存档吧), 我相信, 她的罪状, 一条一条地也不少哩, 连她本人都未必相信呢.
至于对吴范军的罪状, 那就更多啦, 当时”钢铁学院”的小报上写: 说他从儿时就开始反共了.
判不判一个右派份子劳动教养, 主要看认罪态度. 父亲或许写过或说过你材料里的那些话, 但他的问题是坚决不认罪, 反而还辩解自己以前想去延安, 自己怎样爱国. 这态度能不送去劳动教养吗? 文革时我在教养所第四组(反动组), 那些右派都因态度不好才被送来的(绝大多数进来后都学乖了). 范军因坚决不认罪, 作为留校的”反面教员”.
我自己亲眼见过母亲的认罪材料(“一个大童话”里有写), 竟达一百多条, 如说过半句什么油盐酱醋的话她也提到纲上去认识. 她没交代过任何别的人, 只是交代自己. 当时我还小, 给我的感觉是: 她把睡梦中放了一个屁的事, 都主动交代成”昨天我放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屁, 是因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 因平日学习不够”. 就因她态度好, 所以才没去劳动教养的.
母亲说过:”我也去劳动教养, 你们吃什么!” 她还说过: ”叫你当小丑, 你就得当小丑.”
确实, 她一生都担负着妻子和丈夫双重的责任, 所以她后来感到很累……
母亲在我心里的图画是有力强大的; 她扛起了全家, 扛起了所有的苦难.
假如让我选择一张画最代表父亲的, 不是他在日本求学时的潇洒英俊, 不是他在被划为右派之前的高级知识份子时的面貌, 也不是那过去的竹筋楼和他在被平反之后, 又出版了二三本专业书.
一刀刀刻在我心里的, 脑海里总挥之不去的一幅画, 是穷愁潦倒模样的父亲, 佝偻着身子, 坐在老旧的八仙桌边, 叼着烟斗, 什么也不想也不讲, 一口口地分秒不停地喷云吐雾___ 这是占去父亲一生中时间最长最长的一幅图画.
但我相信父亲说过你文章里的那些话, 因为, 这是他的光荣; 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这些话正是他的思想. 他的坚决不认罪的硬骨, 遗传给了哥哥, 哥哥是他真正的儿子.
我感激你, 永毅, 感激你的专注和用心, 感激你在研究领域中作出的贡献, 感激你对哥哥独到和有力的评价.
愿我们的努力, 能给世界留下真实.
罗锦
2010.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