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清明节，北京的一些朋友举行集会，纪念张志新殉难35周年。今年4月29日，是林昭就义42周年，也有人在准备纪念。著名艺术家严正学已经制作好林昭塑像和张志新塑像。此外，还有人在纪念李九莲，纪念钟海源。
上述几位女性都是殉难者。她们都是因为勇敢地表达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而惨遭专制政权杀害。她们是为思想而死，可是她们以身相殉的思想却被封杀，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为人知。尤其是林昭，连她的死刑都是秘密执行的。
我曾经感慨道：历史上那些大名鼎鼎的自由斗士之所以能大名鼎鼎，是因为他们反对的专制暴政还不那么专制不那么暴政。以研究极权主义著称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殉难成为不可能的事”。因为极权主义一手遮天，切断了一切自由的信息交流。极权主义制造了大量的匿名死亡，它甚至还要抹去人们的记忆，使历史成为空白。阿伦特说：西方在最黑暗的时期，也允许杀死的敌人有权被纪念。最专制的政府也给杀死的敌人以荣誉，早期的罗马人迫害基督徒，但是他们仍然允许基督徒写自己的殉难者列传，教会得势后迫害异教徒，但是在对人的悼念中也让异教徒复活。正因为如此，所以一切都没有失去，也永远不会失去。唯有极权主义才制造匿名的死亡――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被死亡，连同死者的一切――甚至包括他们在周围人中的记忆――都被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从来不曾存在过。
这真是绝对的恐怖。生活在极权社会里的成千上万人，都生活在一种绝对的孤寂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那么感到无力，都那么容易屈从。
在极权统治下，死亡并非都是匿名的，杀戮并非都是秘密的。因为极权统治者要禁止思想，要让人民不敢思想，这就需要杀鸡给猴看，如果猴子们没看见，鸡岂不是就白杀了？所以极权统治者常常要把杀戮搞得大张旗鼓，张贴布告，召开万人公判大会，游街示众。过去的暴君也搞以言治罪，但他们至少还允许别人留下遗言或者喊一声口号。毛时代甚至要割断临刑者的喉咙，唯恐他／她喊出“反动口号”。在毛时代的处决公告里，思想犯的罪行叙述照例只是空空洞洞的几句话――“该犯一贯思想反动，恶毒攻击党和伟大领袖”云云。它只让你知道哪种思想是危险的，是有罪的，但不让你知道那种思想的具体内容，因为它怕的是思想本身的力量。这才叫真正的扼杀思想。对于思想的勇士而言，死不足惧，但若是把你的思想也一并杀死，让你的死无法产生它应该产生的意义，那才是最最悲哀的。
只有在最黑暗的阶段过去之后，我们才渐渐知道了这些殉难者，知道了他们的名字；也亏得还有些文字侥幸地保留了下来，我们才得以了解到他们的思想。当我们为他们的思想和精神而深受感动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一定还有很多很多英勇的名字，连同他们的思想，业已湮没无闻。
记得1979年张志新的事迹披露报端，诗人雷抒雁写了一首短诗：
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使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重量
如今，又过去了30年。当年那一代苟活者多半业已走完人生之路，归于寂灭。而永远年轻的张志新们却仍能令我们感到震撼。此一生彼一生，孰长孰短？一位西班牙诗人说得好：“唯有死者永生。”我想，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重要之事就是，尽力搜集殉难者的故事。死者不能再说话，生者的责任就是使他们的名字、思想和事迹广为流传，永存世间。我们应该有一部《殉难者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