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上书”发起的四天前，他率先以台湾举人的身份上书，揭开了内地十八省举人联名请愿的序幕；《马关条约》签订的八年后，他仍然以台湾贡生的资格应试，创下了台湾三十二名进士荣登金榜的记录。在中华民族蒙受耻辱的危难关头，在海峡两岸同仇敌忾的峥嵘岁月，在大清帝国濒临崩溃的特殊时期，作为一名炎黄子孙，一名知识分子，一名晚清官员，他用激愤，用义举，用政绩，用自己的身心，诠释了一位台籍义士泣血保台、勤政爱民、忠于职守的爱国情怀。他，就是台湾最后一名科举进士——汪春源。
汪春源（1869—1923），字杏泉，又字少羲，晚年自号柳塘，清代台南府治安平县（今台南市安平区）人。汪春源自幼丧父，在母亲的教导下，他发奋苦读，颇显才气，十四岁中秀才，十八岁入海东书院，二十岁中举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汪春源赴京参加会试，康、梁也在其中。等待发榜时，《马关条约》（4月17日）签订的消息突至，举国震惊，万民同仇，在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而“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以及“台湾澎湖内中国居民，两年之内任便变卖产业搬出界外，逾期未迁者，将被视为日本臣民”的条款，则更让那些无家可归的台湾举人莫不“垂涕”“哀之”。
4月28日，汪春源联合罗秀蕙（嘉义县举人）、黄宗鼎（淡水县举人），找到户部主事叶题雁（台湾县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彰化县进士）等，联名向都察院上书疾言：台湾为中国东南门户，“无台地则不特沿海七省岌岌可危，即京畿亦不能高枕”；割让宝岛，台民“如赤子之失慈母，悲惨曷及”，“台民终不免一死，然死有隐痛”。同时，他们还发出了400万台民誓死抗日、保家卫国的心声：“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清光绪朝中日外交史料》）。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舞台上，以汪春源为代表的台湾民众，从血脉中，从骨子里，迸发出了荣辱与共的民族大义和不屈不挠的爱国热忱。
正是受到这种义举的感染，正是注意到“士气可用”，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才发动了应试举人签名上书，“连日并递章满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才有了5月2日“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以一昼二夜草为万言书，请拒和、变法、迁都”（《康南海先生自编年谱》）的“公交车上书”事件。但是，都察院以《条约》已经生效，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包括汪春源在内的1300多名举人的爱国请愿。“公交车上书”虽然没有取得实效，却唤起了国民的自强和革新意识，维新派也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在事关民族荣辱的历史时刻，汪春源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振臂高呼，堪称“公交车上书”第一人。
家乡被割让后，汪春源耻为“倭奴”，黯然内渡，先在厦门史巷寄居，后到福建南安寻根，最后落脚在龙溪县（今福建漳州振成巷）。之后，汪春源怀着儒生安邦定国的梦想，决心“达而济天下”。然而，随着时局的动荡，他的仕途命运也变得坎坷起来。光绪二十四年（1898），汪春源中得贡生，却正赶上“戊戌变法”，殿试被取消。次年，补行殿试，不料贡院于“庚子事变”中被八国联军烧毁。二十九年（1903），时局稍稳，两科合并，汪春源再次赴京赶考。当时，台湾已割让八年，清廷害怕激怒日本殖民者，不许台湾贡生据实填写籍贯。但是，汪春源心系宝岛，毫不畏惧，在“亲供”（履历表）上依然堂堂正正地填上了“台湾省安平县”，并中得三甲第120名进士。因此，汪春源成为台湾科举史上的最后一名进士。
考中进士后，汪春源“签分江西”，首任江西“文闱同考官”。期间，汪春源“荐拔半多寒峻”（《汪进士自述》），即他所选拔的人才，多半是穷苦生员。除了在政治上倾向于寒门学子，他还在策问题目上标新立异，积极引导，如1903年江西乡试时，就有“西国学术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其已成学科者凡几？要旨若何？”和“保商之法，阻来货，奖外轮，务令出口之货常多于进口，乃征诸英吉利自行平税之政，而商务大兴，其进出之差为负而商利自厚。其故何欤？”（《江西闱墨》）等等。这种着眼将来、与时俱进的思路，使江西生员较早地接触到了西方学术、国际贸易、西方兵制、外交政策、海上霸权等各种理论知识。这种构想，与林则徐的“放眼世界”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考务结束后，汪春源被下派到南安府大庾县，负责处理税务。期间，他“剔除中饱，严杜司巡苛勒留难诸积弊，凡各陋规，和盘托出，化私为公”，上峰对他的评价是“该令奉公洁己，办事认真筹划，甚资得力”。不久，汪春源被提拔为宜春知县。在宜春（1904—1905），汪春源堪称办案高手，如他在“索诈碎抢”中批注：“物必腐而后虫生，该僧住持慈化寺如果恪守清规，毫不非为，罗才森纵非善良安能平空索诈，纠党殴抡，其中显有隐匿别情”；在“预奉存防”案中批注：“男女婚姻全凭庚帖媒证，氏孙珠牙虽经李行茂面许女妻之，既未行聘纳采，何致遂收氏孙姓名入伊家乘，且近既因事挟葛，彼此不愿联姻，曾经中保处明，前言作为罢论，何致尚虑有他”。字里行间，闪动着当年他据情推理、明查秋毫的身影。
由于和袁州知府的意见不合，汪春源任职不长时间，就被调离。此后，汪春源历任南康府建昌县、安义县和饶州府安仁县三个地方的知县。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是汪春源始终秉持的为官之本。尤其是建昌（1905—1907）和安义（1907—1911）的六年时间里，他审理案件、严禁刑讯逼供，禁绝烟赌、创设戒烟善会，妥善处理教案、促成民教相安，建邑学堂、捐购图书、推动教育和改善教学条件，正是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真实写照。汪春源这种立足实际、干事创业的精神，得到了上司朱云甫的高度评价：“该令……莫不实心经理。……其治理之感人者深矣。有执私不能干，砥砺任事，实为州县中不可多得之员，政绩实在卓着”。汪春源不仅被朱云甫以“大计卓异”举荐，同时也赢得了“勤政爱民”的口碑。
然而，随着大清帝国的垮塌，历史留给他能够有所作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光绪三十七年（1911），汪春源调任安仁县，但“履任未久，适值光复”，于是将最后一批税收款足额上缴了清廷。民国政府派来的官员，与汪春源“交接”工作时，根本不相信人世间竟然会有如此忠于职守的晚清官员，认为他私吞了税收款，并强令他如数上交新政府。无奈之下，汪春源只得自己掏钱，再上缴一次了事。随即，汪春源两袖清风地从江西安仁回到了附福建龙溪，从而结束了历时八年的官场生涯。此后，汪春源以教书为业，同时也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当时，实业家林尔嘉在鼓浪屿成立了“菽庄吟社”，汪春源应邀加入，时常与众多内渡台籍才子站在海滨眺望台湾，吟诗作赋，抒发故土情怀。民国十二年（1923），汪春源因患肺结核病，在龙溪逝世，享年54岁。次年，葬于龙海九湖林前村。汪春源着有《柳塘诗文集》，后在战乱中遗失。
作为一名封建科举进士，汪春源难免有排斥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面，如《汪进士自述》中的“当戎马倥偬之会（注：1911年10月爆发的武昌起义），保卫地方，幸无贻误”，就反映出了他思想上的这种局限性。在改朝换代的鼎革年代，汪春源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做出如此“忠君爱国”的举动，是可以被理解和原谅的。汪春源不愧为台湾进士的骄傲，中国文人的脊梁。历史的风雨，虽然吹破了他的门第，冲毁了他的墓碑，但汪春源平凡而又伟大的爱国情怀，以及海峡两岸携手反对割地、保家卫国的感人史实，却是所有心系领土完整、渴望祖国统一的人们所永远都不能忘却的。北京国子监的明清进士碑上，至今还保留着汪春源的姓名和事迹拓片；无声的碑文，一直在默默地颂扬着这位台籍热血文人坚韧的骨骼和不朽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