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认识江婴先生是我的一个运气。
在生命的很多重要时刻，我有过不少运气。零六年后结识江婴先生是这些运气中的一个，尽管我至今并没有见过江婴先生，甚至连通电话也只不过是几分钟。
我知道并且开始认识江婴先生是在二零零七年年初。
自从四十年前，一九六九年我走向这条不归路之后，每年年底我都会回首那一年，看看是否有所进步，过去一年是否过得有意义。然而，二零零七年年底回首让我心头沉重，那一年是我四十年来思想与学业进步最微小的几个年份之一。
二零零七年，专心于思想和理论研究将近四十年的我，几乎是中断了书斋生活，再一次全面投入了一些文化活动，主持评选第一届中国自由文化奖。我之所以出面做这个尝试，是因为我以为资助自由文化的国际学者基金会，真的是想在中国的文化和知识领域推动重新起步，做一些货真价实的努力。因为此前我看到基金会资助者的文字中明确地谈到最近半个世纪中国知识界垃圾遍野的情况。我误以为，他看到了垃圾所在，能够对于慢慢出来清理垃圾的工作给予真正的支持。因此，我主动出来承担了这个评奖的工作。但是就在评奖进入尾声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努力最终是不能够成功的，因为自由文化运动居然在所有其它方面投钱资助生产的东西和过去的垃圾一样，甚至还不如过去。我于是选择了急流勇退！
尽管如此，我以为我是运气的，因为居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第一届自由文化运动评出的获奖人，每一位都显示出一种新的知识和精神追求的冲动，每个人的工作都能够经受住时间的砥砺。历史肯定会记录下这次评奖！
这其中，我自有我的运气。因为就是在评奖过程中，我偶然认识了很多有才学、有根基的人。诗歌奖江婴先生，就是我一直引以为豪的一位获奖者。
（二）
我一直认为，能够结识江婴先生，能够得到评奖委员会诸位同仁的首肯，把奖颁给江婴先生，是我的运气。为此我感谢推荐者，感谢评奖的同仁，当然也感谢诗人江婴先生。
我之所以感到幸运，是因为我深深地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两三代人，生活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畸形的专制社会中，除了生命中的青春反叛具有积极的特征外，在其他一切方面，知识追求、精神追求的冲动，知识方法的掌握，知识世界、文化气质上，如果说在我们以前的那一代人是被共产党的锁链枷锁所扭曲的问题，那么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则已经变成了被阉割，变了“性”的问题。
在这种意义上，在我主持的第一届评奖活动中，我遇到了江婴先生当然可称是幸运的。因为他是属于共产党要用枷锁监禁他，扭曲他，而他不屈服，反抗，并且坚持追求的一代。他使我们第一届自由文化奖的诗歌奖，我们这些带有浓厚的被“阉割”气息的评奖人，居然没有感到阻碍地，毫无困难地就跨越了那道“阉割”线，将近三十年来第一次推出一位跨越畸形年代，不是以政治口号和反抗情绪为主，而是追求语言艺术的诗人。
在这种意义上，和第二届自由文化奖的诗歌奖对比，甚至和所有当代那些其它的诗歌奖，乃至文学奖比起来，我是幸运的。因为就在我身后，零八年，第二年所谓自由文化诗歌奖的获奖人，就不仅没有了我所说的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两三代人在生命的追求中所可能有那种积极因素——反叛，而且在一切方面都沦为典型的畸形时代的产物——一种经过多次阉割的变态诗歌。它让人再次看到，超越自己存在的时代，超越自己是何等的困难。
然而，江婴先生的一生，却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留下了他清楚的痕迹。
（三）
江婴先生生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号，原名伍先祯，安徽无为人，一九四六年考入厦门大学土木工程系，因病休学未及成行，一九四七年考入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期间，他不仅参加了闻一多先生手创的新诗社，以及华北诗联的活动，而且通过学运进入所谓共产党的革命队伍，其后奔赴当年为许多热血青年仰慕的解放区。共产党获得政权后，他被调到政务院（即现在的国务院）任职。
然而，就是这在别人看来所谓“辉煌”，甚至“终生”津津乐道的经历，使他经历了失望、绝望和反叛。一个人基本的正直要求，以及诗人气质，使他几乎在投入的同时就对共产党及其政界的做法产生了怀疑与抵触。江婴先生递交了辞呈，并且经过七次坚辞，终于获准去职。然而，还有他不曾想到的，他究竟还是无法找到理想的桃花源。不久他就因为言论被打成右派，迈向了每一位诗人都不得不经历的道路，被管制与流放的岁月。
此去经年，二十二年，他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几次与死神擦肩。但就是在这种深渊的边缘，生与死的交界，江婴先生把文字的韵律，文字的活力，文字的生命融入了他的血液。不是医药的葡萄糖点滴，而是精神凝结的诗歌，让江婴先生延长了生命，历经一个又一个的人生历史性的变化，仍在那里歌唱，呼唤。
当代中国很多当代所谓诗人，乃至所谓学者、知识分子，“老老少少”绝大多数都是因为政治有名的。江婴先生的一生经历使他具有更多的这种可能，但是江婴先生却没有如此，所以他在这样一个变态的社会中至今仍然是孤独、寂寞，置身于社会各种人群的边缘，为此，他也就更是一个诗人，一个人。
由于他横跨两代，在被“枷锁”“扭曲”了灵魂的上一代人那里，他是异类；在被“阉割”的下两代人那里，他更是不被理解、接受，江婴先生携带着中国传统，像一首古老的招魂曲孤独地徘徊在中国大陆。
但是就为此，对我来说，了解、认识江婴先生是幸运的。因为他终于使我找到了一个没有“扭曲变态”，一个没有“阉割变性”，在精神上和修养上，在追求上和创作技巧上正常的人！
然而对我来说，认识江婴先生对我来说是幸运的，却还不仅如此。在经过了多年的苦恼和思索后，江婴先生给了我灵感，在总结江婴先生的诗歌追求特点的时候，他给了我神来的一笔，助我一下子扫清了阴霾，让我对五四以来一代人的诗歌探索，对六十年代后期一代人的诗歌冲动的区别，有了清楚的认识。为此我写了那段关于把奖授予江婴先生评述，它得到了江婴先生的认可，但是，它却不折不扣是我受江婴先生的启发得来的。没有江婴先生，可能这清晰的描述，还要尘封在那里、不知道会到何年何月。
就为下面这个颁奖布告，二零零七年我丢失的时间也得到了一个弥补：
（四）
“2007年度第一届中国自由文化奖诗歌奖获奖人为天津八十岁的诗人江婴先生。
江婴先生自八十年代以来克服重重困难，在大陆、香港出版了《半叶诗选》、《江婴诗集》、《霜前拾叶》、《霜前横笛》等十几本诗集。在江婴先生的诗歌中显示了诗人的两个特点：
第一、精神和情怀。江婴先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人，以及当代独立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对自由等个性的追求。
第二、对于中国文字的掌握、运用和创造。无论在哪种语言中，诗歌都是文字的艺术，一个诗人必须在文字的掌握和追求上表现出自己的修养和创造力。在这方面江婴先生继承了中国诗歌传统，他的文字修养以及对于中文文字艺术形式的探索，对于八十年代以来，依靠社会影响和西方汉学家的承认的“现代诗歌”给汉语带来的粗疏及片面西化倾向提出了很多值得反省思索的问题。
江婴先生身体力行地对最近一百年的中国文字演进方向进行了重新探讨和追求。
五四以后的白话诗是中文文字探索的产物，翻译诗歌则是文字艺术的转述和模仿。江婴先生继承五四以来的探索，反省了其后的变化，使得中文诗歌的探索重新回到了根本性的问题。通过诗歌创作和批评，江婴先生同时还使我们思考，对于模仿翻译者们对于西方诗歌的“模仿性诗”成长起来的两代诗人来说，究竟翻译诗歌的模仿带给了我们什么，在什么地方又限制了我们？在这条路上的诗歌是否走到了绝境？人们可以看到，目前已经有一些诗人与批评家重新提出了这些问题，我们相信江婴先生作为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能够给现今的诗歌探索和创作重新打开一扇窗户。”
（五）
认识江婴先生，把奖颁给江婴先生是幸运的，因为江婴先生的追求和艺术为当代，为当代对于诗人的评价留下了一个参照。因为他的诗歌和追求能够经受住任何对比，任何反复的辨析。因为任何更深的追问都会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人、诗歌、生命中精神和知识追求的更隽永的本质。
就在江婴获奖的后一年，二零零八年的自由文化运动的“诗歌奖”重新返回到最近四十年固有的“太监造反”的范畴。一个“太监”的手淫不仅是没有结果的宣泄，而且这种模仿留下来的是荒谬的笑料。可历史就是这样！我们六六年跟着毛泽东，挥舞红宝书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一群“丑角”！自然，可悲的是，已经过去了四十年，有很多人就是现在也没有这种耻辱感，依然在那里咬牙挺胸。
“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在这个充满垃圾的诗坛、文坛，到处是好高骛远、夜郎自大，故作浪漫、轻薄滥情！但是无论你现在如何喧嚣，“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能够留下来的永远是踏踏实实地，对于真正有意义的问题的提出和探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江婴先生获奖留下的是对于生命、文学，诗歌、文字，艺术、精神的追问、探究，是血与生命！
2010-4-5于埃森
原载《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