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以及该系的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7人联合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锋芒直指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指责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党委副书记彭佩云，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压制群众运动。这篇大字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中“大民主”运动的序幕。
6月1日，当毛泽东知道聂元梓等人的这篇大字报内容后，大加赞赏，称其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直接下令向全国广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随即《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大字报。毛泽东称赞说：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
为了紧跟毛泽东的步伐，经陈伯达审定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于6月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诬蔑北大党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反党集团，提出要打倒北大党委。随后，宋硕、陆平、彭佩云被撤销一切职务，开创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恶劣先例。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社论引用毛泽东的话评论说，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革命的大字报好得很，应该放手发动群众写大字报。这篇社论标志着大字报等“大民主”形式开始合法化。
针对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毛泽东还亲自披挂上阵，写了一张分量极重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由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檔的形式印发。大字报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社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中央全会同时以中央文件形式印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大字报矛头直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成为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取代了刘少奇的地位，刘少奇实际已经被排挤出党中央领导核心，并最终酿成了新中国最大冤案。这又开了以大字报等“大民主”形式打倒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更为恶劣的先例。
在8月1日——12日召开的这次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还以中央文件形式印发了毛泽东同志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的复信以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张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造反精神万岁》。毛泽东的回信肯定了红卫兵组织存在的合法性，也肯定了“大民主”的范围进一步扩展为一切造反行动。随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又在天安门广场8次接见“红卫兵小将”，人数多达上千万人，使红卫兵运动作为“大民主”行动迅速席卷全国。
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强调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在12月通过并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中，则干脆提出了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形式，“实行大民主”的口号，这就以中共中央檔形式肯定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形式，使其更加合法化，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构成更大威胁。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也加进了“四大”的有关内容，“大民主”更是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保了其合法地位。
在以“四大”为主要内容的“大民主”合法化后，新生的红卫兵组织充当了实施“大民主”的急先锋，红卫兵组织所进行的所谓“大民主”行动主要包括破四旧运动、大抄家运动、打砸抢烧杀等等。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首次提出要开展破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十六条》对此做了肯定性规定。8月20日，北京30万名红卫兵走上街头，正式开始破四旧运动，这一运动形式随后得到全国各地红卫兵组织效仿，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在这一运动中，红卫兵更改了大批所谓反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店铺字号、街名路名、学校名、影剧院名、医院名、公园名、机关名、报纸名等等，比较典型的有：将外国驻华大使馆比较集中的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苏联大使馆所在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越南大使馆所在的光华路改为援越路、海淀路改为文革路、安内大街改为大跃进路、府右街改为韶山路、东环北路改为大寨路、学院路文体用品商店改为抗大商店、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清华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28中改为东方红中学、景山公园改为红卫兵公园、天桥剧场改为红卫兵剧场、东四剧场改为井冈山影剧院、红楼影院改为大革命影院、儿童影院改为红色接班人影院、新声影院改为遵义影院、大华影院改为工农兵影院、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几米高的牌匾被拉了下来换上东方红剧场的牌子、天津莫斯科影院改为向阳影院、天津劝业场牌子被砸碎换上人民商场的牌子、天津和平区改为战斗区、南昌黄庆仁药栈改为灭资药店、福州下杭路改为兴无路、武汉海关大楼改为反帝大楼、广州《羊城晚报》改为《红卫报》、拉萨药王山改为胜利峰、南京女一中改为东方红中学、苏州采芝斋糖果店改为红旗商店、因东林书院而得名的无锡东林小学改为红卫兵小学、杭州张小泉剪刀铺改为杭州剪刀店、开封包府坑小学改为要武小学、郑州11中改为抗大1附中、乌鲁木齐八家户村改为工农兵新村、银川靖宁巷改为革命巷、宁夏财经学校改为红管家学校、在四川有名的麻婆豆腐也被改为麻辣豆腐、陈麻婆豆腐饭店改为文胜饭店等等。经过红卫兵改名后，到处是“革命”的词句，仿佛真的创造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接着红卫兵开展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扫除封、资、修行动，大批珍贵文物、古迹、遗址遭到惨重破坏，损失无法估计，同时也破坏了人们习惯的生活方式，破坏了宗教场所，赶走了外国神职人员，造成社会秩序大乱。
北京和上海等地公开贴出告示，规定妇女一律要留三八式齐耳“革命”头，否则立即被红卫兵在大街上当场剪掉满头秀发，就连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也受到红卫兵警告，要求她进行“发式革命”。所幸得到周恩来同志保护，孙夫人又迫使自己长期呆在家中，这才保住秀发。理发店里则撤销了香水、头油等化妆洗发用品，各种发型一律取消，仅理“革命头”。上海的理发店取消了剪指甲、美容等服务项目，医院口腔科取消了洁齿业务。北京服装业流行着这样的对联“革命服装大做特做快做，奇装异服大灭特灭快灭”，横批“兴无灭资”。高跟鞋会被勒令当场扭掉鞋跟。牛仔裤会被当场剪开裤管。凡是有私产房的房主，则被勒令上交房契。天津海关被迫将大檐帽、关徽、臂章、铜纽扣都视为封资修，而一律废除。
在宗教界，红卫兵冲进北京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赶走了所谓“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间谍活动”的8名罗马修女；颐和园佛香阁释迦牟尼塑像被砸碎；丰台明初遗物千手千眼菩萨铜像被拉倒，佛身断为三截；戒台寺数千大小佛像全部被砸碎；上海的教堂几乎全部被砸，作为龙华三宝之一的高达7米、莲花座下雕有上千尊小佛像的范金毗卢佛像被红卫兵砸成碎片，作为弥勒佛化身的布袋和尚坐像被砍下头颅；建于清代的天津大悲院中的佛像被抢，院中的明代木雕观音和瓷佛均被砸毁；洛阳龙门石窟被砸掉无数珍贵小佛头像；合肥万福庵的神像等佛物全部被烧毁；湖南的15座寺庙中的497尊佛像、395尊菩萨、649尊罗汉、54部藏经书等大量宗教设施则全部被毁；红卫兵冲进伊斯兰教清真寺，放火焚烧《古兰经》，引起伊斯兰教徒与红卫兵的冲突等等。
文物古迹损毁也非常严重。
在北京，市文化局集中收存的演出时所用的戏装、道具被当作封资修全部放火焚毁；海淀区朱房村的汉代遗址珍贵遗迹被破坏；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万里长城被拆毁54公里。根据有关统计，北京共有4922处文物古迹被毁坏。
在上海，著名的万国公墓中包括宋庆龄父母在内的许多名人墓穴被砸毁；建于三国时代的龙华寺、静安寺都被严重破坏。
在天津，作为传统艺术瑰宝之一的传统曲艺相声被认为是低级趣味被勒令停止演出；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原租界建筑群，在建筑文化方面有很重要的价值，但许多建筑物上面的标志和装饰物大都被砸毁；各种宣传文化的机构如文化馆、文化宫等都被挤占，而被迫停止工作。
另外，杭州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苏小小墓被毁、岳王坟的岳飞像不翼而飞；广州黄花岗72烈士墓顶的自由神像被红卫兵用铁锤砸毁；海口海瑞墓被砸毁；山东武训墓被毁，武训尸体被挖出并抬尸游街示众，然后尸骨还被砸烂焚烧；山东孔庙被破坏严重，毁坏文物6618件；等等。
作为中共中央党报的《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好得很》两篇社论，社论为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所表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社论引用毛泽东的话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认为广大革命学生起来闹革命，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爷们，是件大好事，他们贴大字报，是好事，大鸣、大放、大辩论，是好事，他们敢于用毛泽东思想批评本单位党委和上级党委的错误，正好可以端正那些党委的领导，至于那些死顽固，死不改悔的，垮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是好事，绝对不允许把批评自己的群众打成反党、反中央的反革命分子。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冲击党委、政府领导机关、乱揪乱斗以及破四旧等破坏行动，是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样的“大民主”，并以党报社论形式予以肯定，进一步加剧了所谓“大民主”对我国社会各方面的冲击。
更为严重的是，经过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作为专政机关的公安部制定的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特别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并规定警察一律不准进入学校。这就使专政机关失去了阻止红卫兵进行所谓“大民主”运动，以维护社会治安，保障社会稳定的权力，红卫兵真正做到了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程度。《人民日报》又发表《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赞扬和鼓励红卫兵进一步开展揪斗、抄家、扫地出门等行为。于是，一场失去法律控制，得到党报认可，进一步合法化的大抄家、乱揪斗以及打砸抢烧杀等各种无法无天行为，作为“大民主”的新形式而粉墨登场。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所选出的33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中有20位受到迫害；中央书记处17位书记中有14位受到迫害；中央军委7位副主席中有5位受到迫害；国务院15位副总理中有12位受到迫害。党、国家、军队领导人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李立三以及周小舟等均被迫害致死。被投进著名的秦城监狱而饱受牢狱之苦的中央领导人有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以及班禅大师、荣高棠、罗瑞卿、李井泉、刘仁、陈再道、郑天翔等人。受到迫害的省部级领导人有乌兰夫、汪锋、陈丕显、叶飞、王任重以及薄一波等等。
在教育界，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北京大学陆平、彭佩云、清华大学蒋南翔、中国人民大学郭影秋、南京大学匡亚明、南开大学娄平、何锡麟、吴大任、天津大学李曙森、西安交通大学彭康、浙江大学刘丹、重庆大学郑思群、中山医学院柯麟、武汉大学李达、中央音乐学院马思聪、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等各大学党委书记或校长，以及各大学的许多教师都被抄家、批斗、打倒，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历史学家吴晗、翦伯赞、李平心、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李翠贞等一些教育界人士被迫害致死。
在文化艺术界，著名作家老舍、巴金、丁玲、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著名艺术家荀慧生、白芸生、小白玉霜，翻译家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著名画家刘海粟等均被抄家和迫害，其中作家老舍、杨朔、孙维世、闻捷、海默、李广田、罗广斌、翻译家傅雷、王科一、艺术家言慧珠、小白玉霜、上官云珠、严凤英等均被迫害致死。
所谓“大民主”还有一系列打人甚至杀人的具体方式，如跪煤渣、油漆涂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火烧头发、刀剁屁股、开水洗澡、打靶、突刺、扫膛腿、额头刺字等惨绝人寰的法西斯手段。用这些所谓“大民主”方式，红卫兵还直接残杀了大批无辜群众，罪行令人发指。而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等职务的林彪死党谢富治，亲自提出“砸烂公、检、法”口号，并向公安干警做出指示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这无异于火上浇油，使得红卫兵使用法西斯手段杀人更加肆无忌惮。如在1966年8月27日——9月1日短短5天时间里，根据北京市大兴县公安局提供的所谓坏分子的情况，红卫兵将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的所谓地、富、反、坏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共325人全部杀死，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出生38天，另有22户被杀绝。根据有关统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者744544人，其中37466人被迫害致死。
除了红卫兵学生开展的所谓“大民主”运动以外，我国工业、农业等各条战线无一例外地全部卷入了“大民主”的狂潮之中。以1966年11月由中央发布的《工业十条》为标志，全国各地的工人群众卷入了“大民主”运动。12月15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农村必须是群众当家作主，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这个檔一发布，中国广大农村也迅速开展了“大民主”运动，全国形势更加混乱。
“大民主”狂潮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渐渐平息下来。1980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决定取消《宪法》中关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条文，正式剥掉了“大民主”的合法外衣，结束了噩梦般的所谓“大民主”历程。
